宪政时代的法律发展

宪政时代的宪法及其司法化的问题涉及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和具体适用宪法规范(宪法私法化),不同的制度安排凸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宪法之直接司法适用与间接司法适用。刑法时代———民法时代———宪政时代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轨迹,齐玉苓受教育权一案引发了人们对宪法及其司法化的理论探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然中国宪政建设之路仍很漫长。     

超越基础主义的法律解释

诠释学转向对基础主义知识论的颠覆使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无法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这就把传统法律解释学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认识带入了不确定性的困境和排序难题。在诠释学转向的哲学背景下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对法律解释方法进行价值重估,即在法律论证的理论视野中重估法律解释方法的功用与效能,在具体的宪政文化语境中探索法律解释方法背后所隐藏的本体性政治价值。     

由宪法至上看宪法诉讼

宪法至上是宪政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要保证宪法至上的权威，就必须保证宪法的司法效力。为此，要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使宪法规则成为真正的法律规则，使宪法规则和其他的法律规则一样由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组成，使宪法具有可诉性。通过宪法诉讼制度解决因宪法实施而引起的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和争议。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宪政思考

人权保障与权力制约作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和内在要求，宪政为其构建提供了根本保障。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政保障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培养宪法意识，增强宪法权威；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推行以宪治国；保障公民权利，实行宪法司法化；均衡公民权利义务体系，架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期使宪法真正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和谐保障法。     

中国50年宪政建设的困顿与前景

1954年宪法制定迄今已50年,尽管我们已经为宪政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由于我们对宪 政在认识上存在偏颇、忽视文化与制度建设,至今未实现宪政。中国实现宪政的关键,是将宪法变成真正 意义上的法律,最重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当前宪政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建立健全违宪审查、宪法 诉讼和宪法解释等宪法适用制度。     

政治文明、宪政与违宪审查

政治文明意味着现代政治的文明化 ,这种文明的政治是政治的人文关怀与宪法和法律理性秩序的统一。现代政治文明首先是宪法文明 ,更是宪政文明。宪政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宪法治理下的政治秩序。要实现从宪法文明到宪政文明的历史进步 ,关键是宪法的权威 ,而宪法审查机制的建立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 ,即人权保障原则、权力制衡原则和宪法审查权独立原则     

论美国宪政下的正当法律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是美国宪政的重要基础 ,其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 ,不仅丰富了正当法律程序本身的理论 ,而且促进了宪法、宪政的发展。正当法律程序内含的程序本位、对权力的程序制约等观念 ,对我国宪政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法律监督权是否可能

在中国的宪政结构中,检察权是与行政权、审判权并列的国家权力,担负着保障宪法统一和完整实施的法律控权功能。但在实践中,人们以西方公诉权来理解和运作中国检察制度,使中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功能难以发挥。同时,当人们用法律监督权来理解和实践中国检察权的时候,发现与法律监督相适应的规范和机制严重缺乏。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作为法律监督权的中国检察制度缺乏理论和实践的支持。因此,全面厘正和恢复中国检察权的宪法精神,建立科学的法律监督权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形成法律监督的运行机制,不仅是中国检察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是全面贯彻和实施宪法,确立法律权威的要求。     

生成于法条与政策之间的裁判理性

在严格遵循法条主义适用法律导致社会负面效应过巨的情境下,司法裁决会陷入决策悖论的困局,继续依靠法律教义学的技术走法条主义的解困进路,而回避政策考量在去除司法决策悖论中的决定性作用,是自欺欺人的伪道学。政策考量介入司法裁判不是被政策干预,而是作为系统的法院体制主动运用其内在机制完成的,将现实的社会主流民意纳入司法决策程序,并在既有的法律制度体系内续造法律的作业。在这一过程中,法院审判体制与节制法官的法律教义学仍是约束政策考量,使其服膺于法治的基本保障和必要条件。     

论宪法的司法化

作为时代的产物与回应,宪法司法化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当代宪法与宪政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逐步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直接作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依据而在裁判文书中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