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同意在中国医疗实践中的介入:问题与出路

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核心原则,进入我国视野三十余载,经历了从"简单同意"到"知情同意"的变迁。在我国的临床医疗实践中,知情同意具有信息告知的"权威主义"、主体的家庭主义以及操作流程中的形式主义特征,这些特征与知情同意本身的尊重、平等的价值诉求相去甚远。构建中国的知情同意制度,需要开启现代公民教育,加强权利启蒙与责任教育;强化医患信任制度建设,推动知情同意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建构独立的第三方干预模式,破解知情同意实践难题。     

反思医患关系治理中的法律父权主义——从知情同意权切入

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演变,呈现了法律父权主义对医疗父权主义的取代历程。这种取代主要缘于医生信任机制的破坏。人类对纳粹医师"独裁专断"的反思,促成了知情同意的制度化。但在该制度的具体运作中,患者知情同意权面临信息、能力及价值障碍,而医生告知义务则遭遇医患关系内容被异化、伦理义务被弱化及对立面被强化的困境。反思法律父权主义模式下的医患关系,以期让法律更好地适应医患关系的现实要求。     

个人信息处理中"儿童同意"的年龄标准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划定"儿童同意"的年龄界限,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判断儿童作出同意是否有效的客观标准."儿童同意"年龄的本质仍在于儿童的同意能力,此种能力受到传统民法中行为能力理论的影响,又因"同意能力"与"行为能力"在理论上的分离而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进而促生了具有差异性的"儿童同意"年龄标准.为了设定一个合理的年龄界点,有必要对本国法律体系中"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的正当性基础作出解释.同时,尽管"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统一化符合法律的实践要求,但也存在难以应对儿童个体的现实差异、不利于儿童自主决定权行使和交易相对人信赖利益保护等局限性.我国在统一设定"儿童同意"年龄标准的前提下,仍需要提供一定例外性规范增强其现实适应力.     

生物医学研究中的伦理与犯罪问题

医学研究不仅是道德所允许的和正当的 ,而且是道德上的必须和要求。但是 ,在为研究而进行的人体实验中 ,促进卫生服务知识增长的伦理目标必须与对受试者 /患者的无伤原则相平衡。人体实验中的伦理研究已经远远落后于人体实验研究本身。临床研究需要严格的质量保证和道德风险管理机制。知情同意原则已经不适应现代医学研究 ,而应为知情契约原则所代替。纸上的伦理规则要转化为道德和医学的决心和伦理行动 ,需要对研究人员进行伦理的培训和教育     

我国医疗侵权知情同意原则问题研究——以借鉴美国法为视角

知情同意原则是医疗侵权领域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我国应当借鉴美国法,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告知同意理论。在告知内容上,应当借鉴美国法关于"实质性"信息这一概括性规定;在判断医方的告知是否充分的标准上,借鉴美国法客观病人规则;在告知义务的例外规定方面,应当充实并完善告知义务的例外;在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应当借鉴客观因果关系标准。     

民事视域下知情同意权的权利基础及规则建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首次以民事立法的方式明确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规则来自于英美法,如何融入我国既有的民事权利体系是个重要问题。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性质,该权利并非独立的民事权利。民法意义上的“知情”和“同意”两项规则可以从合同关系和侵权责任两个层面分别建构：医疗机构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可以产生违约责任,除了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实际履行、解除合同等责任形式;而同意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即便没有造成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单纯侵犯同意权本身也可构成独立的医疗伦理型侵权行为。为了便利于患者寻求合理的救济,我们应当准确定位知情同意的权利基础,在我国民事视域下重新建构知情同意规则。     

人格与人格权关系重拾

人格是人格权的基础,人格权在突破"内在化"的伦理价值后,发展成包含生命、身体、健康等要素的自然人格权和建构在"外在化"的社会伦理价值基础上包含知情、信用、名誉等要素的社会人格权两种形态。人格与人格权的基础关系具有"同质不同形"特质。     

从伦理视角完善我国的代为同意制度

知情同意理论当下已经成为医法学者研究的热点。我国知情同意理论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特别是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代为同意制度的不完善，严重地阻碍了医患关系的发展。以伦理视角为切入点，可以从下列几个方面完善该制度：一是确立紧急情形下强制诊治义务和责任限制原则；二是规范紧急情形下代为同意主体排序和程序；三是健全代为同意的社会责任保障制度。     

论基因治疗管控的法理基础

人体基因治疗技术引发的技术安全性争议以及可能的道德与伦理风险需要法律作出回应,使之向维护而不是损害人性尊严的方向发展。基因治疗立法中的人性尊严原则有两个向度:一是在技术发展上规制的目的在于促进平等而不是加剧不平等;二是在技术使用上应当在知情同意前提下,有条件地尊重个人的自由选择。科学自由与人性尊严、基因差异与平等、个人选择与公共理性诸要素的平衡将为基因治疗提供法律管控基础。     

科学决策中的逻辑机制

决策者在决策过程的不同环节所采用的丰富的逻辑方法使逻辑学不断融入决策过程,并对其产生深刻影响.决策者的逻辑认知能力对决策有重要影响,因而敏锐而严谨的逻辑认知能力是优秀决策者和管理者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论行政行为的伦理决策

所谓伦理决策,实质上就是依据实际情况来判断和选择适用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作为行政行为的指导方针。行政责任的履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行政行为责任人的伦理决策水平,即必须能够在多重利益关系及其矛盾冲突中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自身的伦理责任,并依据自己的伦理责任来恰当地权衡和选择自己的行政行为方式。伦理决策作为行政行为主体在履行责任过程中所进行的利弊权衡、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其可能前提是行政行为人的自主性和自觉性。行政行为伦理决策的有效性,需要在确认行政制度合理性的前提下,依靠行政制度的健全性来保障。只有健全的行政制度才能保证行政行为主体既效忠于行政目标,又对行政对象高度负责,并以积极、灵活、有效的方式来寻找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追求行政行为的实际效果。行政行为主体能否坚持伦理决策的宗旨,并通过恰当合理的伦理决策来选择并规范自身的行政行为,不仅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得失成败,而且也关系到行政行为主体的是非进退。     

也论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兼论我国《侵权责任法》相关制度的完善

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对其不法行为所产生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狭义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侵权责任能力以识别能力为一般判断标准、以财产状况为例外标准,但是要对财产标准的适用设定严格的条件限制,具有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与监护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案主自决与家长主义：社会工作实务中的伦理困境与张力

案主自决是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体系中的重要原则，体现着社会工作的专业特质。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往往面临案主自决与家长主义的矛盾。因此，厘清案主自决与家长主义的含义以及案主自决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限制，对于社会工作者避免陷入两者之间的矛盾陷阱具有重要意义。而知情同意原则、自由裁量、建立平等的专业关系以及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避免过多的情感卷入、维持社会工作者的情感中立，将对协调案主自决与家长主义之间的矛盾具有指导作用。     

早期儒家是非观的流变——兼谈荀子“明分”

是非问题历来敏感,但人们往往不愿多置一词。从儒家伦理看,知作为道德认识是对是非的分辨与判断。作为对伦理规范与生活事实是否相符进行判断的知,也是对言行与身份是否符合伦理标准的判断,它是对言行道德与否的价值判断。名的兴废通常都是社会价值的重估。作为对言行进行约束的名,与对认识对象进行描述的范畴是不同的。荀子"明分"本质上是"明是非",是认识和判断名与实是否配当的意识和能力。名实问题,在儒家并非仅是认识或逻辑问题,而且是智愚和善恶问题。     

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已悄然迈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在给社会带来多方面积极变化的同时,其野蛮生长与广泛运用也给人们的隐私保护带来了一系列伦理困境.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的伦理困境表现为:数据挖掘与隐私信息的整合、数据预测与隐私信息的呈现、数据监控与隐私信息的透明、数据分享与隐私信息的扩散等.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生成机理,主要源于科学技术的负效应、财富创造的关联性、规约机制的滞后性、隐私观念的流变性等因素.治理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伦理困境的基本理路包括:重构科技伦理,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完善制度伦理,促进法治他律与行业自律的统一;降低监控风险,促进知情同意与结果控制的统一;建构责任伦理,促进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大数据时代“合理隐私期待”主客观标准的适用

大数据一方面加速推进社会信息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一系列新的隐私侵权问题。侵权判断标准是核心问题,宜从"合理隐私期待"的主观标准中信息的披露、风险的披露、范围的披露去判断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的实际期待,从客观标准中的社会要素、事实要素去评判社会对个人隐私期待利益是否合理。大数据时代我国隐私侵权的应对,应明确基本个人数据立法、确立数据控制者主体的义务、完善"通知—同意"法律规则、完善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对个人数据的保护机制。     

中美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比较研究——以监护人知情同意为视角

在数字时代,各类APP中的儿童用户规模不断扩大,这加剧了儿童“触网”的低龄化趋势,而儿童本身的同意能力具有局限性,因此,监护人知情同意就成为保护儿童网络隐私的主要进路。世界各国也普遍重视儿童的隐私自决权保护,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儿童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立法的基石,中美两国尤其将监护人知情同意作为APP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核心规则。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实践适用中,可细分为儿童身份识别、监护人知情、监护人同意、隐私政策执行这四个实质性环节。通过对中美两国儿童常用APP的考察,审视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实践过程,有助于分析我国的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在APP儿童隐私政策中的不足与成因。“识别”环节的失灵、“知情”环节的受阻、“同意”环节的失效和“执行”环节的不透明等情形,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不力的困境。相对而言,美国的儿童网络隐私保护在诸多方面可资借鉴。立足于我国APP中儿童网络隐私保护的现实基础和实际需求,谨慎借鉴美国的有益经验,妥适调整我国监护人知情同意规则适用的各环节,可以有效提高该规则在儿童网络隐私保护领域的适用性。因此,拟建议设定“儿童身份识别”的法定义务、细化“显著清...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情感风险与伦理困境

突发公共事件容易引起社会情感风险。基于灾害伦理的情感面向,可以将社会情感风险划分为道德性、文化性和结构性三种类型。道德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由于伦理抉择偏离了常规性社会道德标准,情感上的冲击使个体或群体陷入坚持原有道德价值判断标准与突发状况下进行价值标准调适的不确定性之中。文化性社会情感风险是指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情感问题处理与伦理抉择难题。结构性社会情感风险关注情感在社会结构中如何流通并塑造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贯穿于微观人际关系至宏观社会运行中并对其造成功能性影响。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情感伦理困境进行反思,能提升灾害救援和灾后重建服务的专业性与解决问题的适切性。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的认识或评价。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维护党的整体利益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与践行党的最低纲领、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标准是一个具有多维量度的价值评判体系,其中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的长期探索和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执政价值模式。     

侵权责任法中的受害人同意能力

受害人的同意能力是受害人同意有效的要件之一,包括识别能力和控制能力两个要素.同意能力不同于民事行为能力,民法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不适用于同意能力.在同意能力的判断上,不适宜以年龄为标准予以类型化.同意能力的有无应当在个案中结合侵害行为的情况,具体考查受害人的识别能力与控制能力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