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论的超越性

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诗歌理论是中国新诗理论史上的一次高峰。以梁宗岱、戴望舒、施蛰存、金克木等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批评家在新诗理论建构上有着明确和自觉的追求,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不仅表达出强烈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还在对中国早期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理论的一次次否定、超越中完成了自身的华丽转身。凭借这种革命性思维方式,中国新诗的理论建设才第一次真正指向了诗本身,获得了从未有过的现代品格,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境界。     

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的发端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是适应现代性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双重历史要求的产物。在现代性的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对现代性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于是就形成各种文学思潮的流变:新古典主义是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肯定性回应;浪漫主义是对现代工具理性和现代城市文明的反动;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和批判;现代主义是对现代理性的反叛以及对生存意义的反思。“五四”以前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滥觞阶段,形成了三种倾向:争取现代性的启蒙主义、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古典主义,反思、超越现代性的审美主义。这三种文学潮流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发端,也影响了“五四”及其以后的中国文学思潮的发展。     

文化融合: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理想图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涌现出一股新诗现代化潮流,其中九叶诗派诗学理论家袁可嘉和唐湜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新诗现代化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现代理想的诗歌图式,其建构的路径是文化融合:即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的融合,以此创造出生态更加自觉平衡的或以原欲型文化为主的含有理性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或以理性型文化为主的融有原欲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这两种诗歌的文化形态应该代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方向。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新月的个体贵族文学话语”之二

虽然共同的自由主义思想使新月派人员无论在理论还是文学观上都自然趋向于稳健、保守的新古典主义,但此文还是想力图呈现新月派文艺思想在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纠缠的事实,特别是"新月"的"一双柱石"徐、闻的人生与艺术、理论与创作的不一致以及梁实秋文论的内在混乱,主要表现为:追求文学的艺术性与整个时代的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矛盾;浪漫主义秉性及创作和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矛盾;梁实秋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内在混乱和偏颇。     

新诗运动与现代美学思潮

本文认为,是现代美学思潮的求实精神,造成了新诗重“义”的美学特质,使新诗运动在意象化、形象化、新诗潮的演进历程中趋于崇高,从而在美学形态上有别于旧诗词。在这一进程中,是艺术美规律造成新诲的意象美原则,而社会美理想则造成了新诗的政治抒情传统。意象化运动、形象化运动和新诗潮,以合规律性的辩证运动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心灵史——那是一个忧患意识与实践意识相融合、个性意识与整体意识相统一的,悲壮而又伟大的心理进程。这一历程,大体结束于1985年前后。(一)象话剧有别于戏曲、杂文有别于古文、现代小说有别于话本一样,新诗也有别于旧诗词。令人惊异的是,与古典艺术相对而言,各种现代文体均侧重于理性内容,也就是倾向崇高。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唐湜诗学思想探源

九叶诗派在对20世纪40年代中国新诗中普遍存在的浪漫主义滥情与象征主义纯诗逃避现实的两种倾向进行反思的同时,自觉以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为参照,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诗观,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诗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清理其理论代言人唐湜的诗学思想的外来渊源,可以便捷地把握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理念在中国的传播、接受与变异的若干特征.     

九叶诗派:中国新诗历史综合的界标(下篇)

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行历史综合的过程.综合,这是构建中国新诗的唯一途径.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新诗从其诞生之时起就面对和承受了众多的新东西和旧遗产,处于各种力量的碰撞冲击之中: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意识与传统精神、诗的个性化特征与诗的普遍性规范、诗美诗艺的追求与诗的社会责任的承担……这就决定了中国新诗不可能把对任何单一的思想或艺术要素的孤立追求作为构建中国新诗的途径,而必须进行综合.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新旧折中或中西调和,而是在中外古今诗歌的交汇相通点上,熔铸进时代精神、民族风韵与个性特征,以创造中国式的现代新诗.在中国新诗三十年发展中,思潮流派的每次更迭都具有综合的意义,同时又是为更高的综合进行积累的准备.九叶诗派崛起之时,由于中国新诗已积三十年之丰富实践,各种思潮流派均已交替呈现,各种诗歌实验也都得失俱见,这就为它提供了较前更为广阔丰厚的综合基础.     

中国文化语境中的现代诗美——论“九叶诗派”的现代性

九叶诗派作为现代诗歌流派的重要一支,历来受诗歌研究者的关注.文章从主题关注、意象构置和情绪表达三方面对九叶诗派的现代诗美进行论析.指出九叶诗派在创作及理论上进行现代与传统的融合的努力,并对九叶派在中国文学现代化、新诗现代化中的价值地位作了新的审视和界定.     

陈澧与汉宋调和

陈澧是晚清著名学者,所著《东塾读书记》,蜚声海内,享誉艺林。在晚清学术纷纭变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秉承乾嘉学术优良传统,立足于汉学立场,以古文经学为主,融合宋学及其他,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提倡一种“新学风”。这种“新学风”因具有近代科学的精神,对清末民初的学界有重要影响。陈澧被公认为汉宋调和的主将和集大成者。     

试论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

黄遵宪是晚清“新派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为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其中虽然使用了一些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的使用并没有给他的诗歌格律造成任何影响。分析黄遵宪诗歌中新名词的运用,可以发现,黄遵宪的诗歌创作仍然恪守着中国诗歌传统的美学原则与审美趣味。     

浪漫诗人的"现代"诉求--论"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

"新月"诗人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现代诗实践,在追求艺术规范的闻一多的<死水>集有所表现,如它所包含的现代诗的精神的经验;在以诗歌体制实验著称的朱湘<石门集>中,也有重要的反映,<石门集>中甚至出现了典型的现代诗.这两个"新月"派的经典诗集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反映了浪漫的"新月"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品质.     

新诗的酝酿、诞生和成就——兼论近人旧体诗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旧体诗和新诗分属于两个体系和两个时代。新诗占据诗坛主流地位后,旧体诗仍在延续,且不乏佳作,但近人旧体诗属于古典美学范畴,虽然一些杰出的旧体诗人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拘守旧格律而拒斥新诗的内在律,因而难以胜任表现现代人复杂内心世界的任务,同时也难以发挥现代汉语的特长。近人旧体诗不具有充分现代性,因此不宜纳入现代诗歌史。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关于明初闽中诗派的几个问题

闽中诗派是明代诗坛上一个重要的诗派,它成立于洪武二年,活动在洪武初到永乐末年。它的尊唐主张对有明一代诗歌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先秦名家辨析

先秦时期的名学和辩学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名家作为先秦时期的一个学派,对名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代的名家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代史学家的影响,然而,汉代学者关于名家的论述却十分模糊,存在着一些需要澄清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名家的特征,考察名家人物,讨论名家与辩者、名家与名学的关系十分必要。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