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

自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认知可计算主义”研究纲领一直占据认知科学研究的主导地位。但是 ,由于这一研究纲领建基在“图灵机算法可计算”的概念之上 ,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局限 ,这也是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各种理论困境和实践困难的真正根源。几十年来 ,认知科学内部发生的从符号主义经联结主义到行为主义工作范式的转换 ,以及对最初意义上的还原主义基础假设所进行的调整 ,正是对这一强纲领的局部修正。新近的一些进展显示 ,认知科学正在面临研究纲领的变迁 ,应当倡导一种以“认知是算法不可完全的”理念为基础的新的研究纲领。     

认知可计算主义的“困境”质疑——与刘晓力教授商榷

刘晓力教授的《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与走向》 (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 2 0 0 3年第 1期 ,以下简称“刘文”)一文认为 ,以认知可计算主义为核心的认知科学研究纲领已经陷入了困境 ,并主张用“认知是算法不可完全”的理念来取代。我以为 ,刘文对认知科学和认知可计算主义的理解是片面的 ,所概括的 5条认知科学基础假设之间也存在着矛盾或不一致之处。因此 ,在这里想就一些基本问题与刘教授商榷。一从标题看 ,刘文旨在论证认知科学研究纲领的困境以及走向 ,但读完全文后却发现 ,它对认知可计算主义的非难几乎都是围绕人工智能 (更确切地说…     

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关于行为经济学的认知

所谓行为经济学,是指以人类行为作为基本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它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方法对个体和群体的经济行为特征进行规律性的研究,以现实为基础构造理论,从而摆脱了传统理论以抽象的假设并且常常是脱离实际的假设为基础的分析方法的束缚,给经济学研究注入生机与活力。行为经济学倡导并注重对人的经济行为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建构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使经济学成为人的科学,人成为经济学的主体。     

评“经济人”假设与社会保障

人性的研究是社会科学的关键所在，以其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在本身的发展中引中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如伦理学中的利己主义、利他主义；政治学中的人权学说；还有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的概念等。其中，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建立的基础，随着新自由主义理念在西方国家的盛行，人们又重新回到了古典的“经济人”假设之中，而且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们也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来讨论社会保障问题。“经济人”假设的逻辑基础与它的一些内容是否适用于社会保障呢？本文试图从“经济人”假设角度来具体分析社会保障的人性论基础。     

认识论的自然化、日常化与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发展一直以认识论的研究为基础.它起始于语言分析,随着认识论的自然化,把哲学研究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起来,但由于认识论的自然化无法解决认识论的日常化问题,以致人工智能在当今的发展也碰到了困难.因此,研究日常化认识对人工智能的今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具身的人工智能体究竟何以可能？

具身认知强调人的身体本身是认知活动的基础，受这一立场启发，人工智能的研究不再囿于模拟大脑的计算-表征框架而有了具身化转向。具身的人工智能体是否可能，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从“具身”的视角看，须首先消除心、身二元论思维，从而彻底摆脱传统人工智能采用的计算-表征思路，以及将人类心灵和身体视为心灵和身体的唯一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身体”不是一种与“心灵”对立的实体，身体的“具身性”在于它自身负载着能够有效应对环境的机制，从而本身是认知活动的基础或一个环节。在此意义上，以应对世界的活动为模型的人工智能体可能具身化，从而“在-世界中-存在”，此时，“人工智能的身体=人类创造的身体形式≠人类的身体”。     

“道德人”假设与儒家行政伦理价值观——孟子的行政伦理价值观分析

传统的行政伦理思想以“道德人”假设为基础，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是一典型形态，本文从孟子的人性论出发，对儒家行政伦理的价值依据、价值基础、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几个方面做一分析。     

人性假设的演进与以人为本

哲学发展史演绎出以人本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两种“以人为本”的精神实质,并在管理领域的人性假设中显现出来:以往的“工具人”、“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内在地显示出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价值理念,而现代的“文化人”、“创新人”自觉地流露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基础的“以人为本”。     

布坎南混合型经济学研究纲领的演变——从契约理论到知识理论

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布坎南的宪法理论发生了明显的奥地利学派化,他淡化了“维克塞尔模式”的内容,而扩展了“哈耶克领域”的因素。布坎南将知识理论引入了自身的研究纲领之中,试图与原有的契约论方法形成互补。契约理论与知识理论的结合产生出了一个混合的宪政经济学研究纲领。由于布坎南坚持使用理性方法来解决立宪时的知识问题,新的研究纲领存在内在的紧张。实质上,紧张源于在规则问题上两种进路——“休谟-哈耶克”式的不可知论与“康德-罗尔斯”式的理性主义——之间的冲突。康德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强调以理性来设计规则,而休谟传统所代表的进路则主张规则的自发演化。哈耶克和布坎南的工作都是综合性的,相对而言,哈耶克更偏向休谟,而布坎南则更接近康德。     

我国政治学动态研究刍议

动态研究是现代政治学的主要特点之一。它肇始于行为主义政治学。但是,动态研究并不等于行为主义研究,这正如现代政治学并不等于行为主义政治学一样。现代政治学是指二十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逐渐形成的政治科学。一般而言,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政治学研究一直是处于它的传统时期。这里所谓传统,乃是指“制度形式、思想体系、正义理念、辩论风格等问题。”众所周知,传统政治研究最初是以伦理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接着,在经历了以神学为基础和以法哲学为基础两大阶段之后,政治学最终成为一门具有完整逻辑体系的社会科学。二十世纪初,政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