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环境治理现状——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评估

对于东北亚环境治理来说,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知识共同体的作用至关重要。通常来说,这两类非国家行为体能够以各自的专业技能影响政府行为,参与国家决策。同时他们还能够作为区域游说团体,说服各国政府积极参与环境合作。但是,在东北亚地区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认识共同体的发展都未形成地区整体力量,也未成熟到能用各自的专业技能影响政府决策的阶段。如此分散而又薄弱的力量无法在区域环境合作中发挥协调和游说的作用。不成熟的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一个难题。     

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经济学的竞争与利己主义、社会学的利他主义、人类学的互惠与合作概念等的基础上,"共赢"假设既承认竞争与合作,又注重互惠互利,在追求己身利益时兼顾他人利益,以促进共同进步与发展.从全球视野来看,世界各国早已处于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家间形成了对立与同化、并存与联结的多元结构性关系,并且体现在世界格局转变、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全球文明进步三个方面.国家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所坚持的利己型发展模式,最终带来的只是国家对立与世界冲突;另一方面则是中国所提倡的共赢型发展模式,最终目的 是建立一个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要将"共赢"理念落实到行动,需要全世界各国以共商共识为前提,实现世界规模的共担、共享、共建,这正是构建全球与中国"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旨所在.     

中亚共同体:成长与挑战

文章以冷战后的中亚为背景,论述中亚共同体从中亚联盟到中亚经济共同体、再到中亚合作组织的转变过程。同时,在地区认同感、经济发展水平、主权让渡、合作意愿等方面分析中亚共同体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阐述中亚国家为建立具有自身特点的一体化机制而采取的措施。通过增强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培育地区认同感;抓好制度建设,完善法律基础;充分发掘各国资源潜力,积极探索创新一体化的路径等途径,建构中亚共同体的战略设计与对策选择,探讨解决中亚一体化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正式、非正式沟通网络与企业合作绩效关系研究——基于资源获取和网络能力的作用

基于332家企业调研数据,研究了沟通网络、资源获取对企业合作绩效的影响,以及网络能力的调节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正式沟通网络和非正式沟通网络均对企业合作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识资源和运营资源获取在沟通网络与企业合作绩效关系间起中介作用,知识资源获取对运营资源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网络能力正向调节了知识资源获取、运营资源获取与企业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且同时具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希望研究结果能够为企业间合作管理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法治、法律人共同体与法律教育——从英国法律史的角度解读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法治国家之一.英国法制的发展历程揭示了法治与法律人共同体、法律教育之间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法治是法律人共同体活动的根本目标和最高追求,而通过法律教育培养法律人共同体又是实现法治的必要途径.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逻辑理路

从疫病演变的自然界发展逻辑来看,史前的“地方性”疫病发展到“区域性”疫病,进而演变到全球“公共性”疫病,成为威胁整个人类生命健康的现实问题。从国际社会应对疫病的实践逻辑来看,“区域性合作”发展到“全球性合作”,大国合作而非大国地缘政治竞争,是战胜疫病的历史选择。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来看,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揭示了各国相互联系、依赖不断加深的“客观规律”,文章指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解决全球“公共性”疫病问题的根本路径。根据上述逻辑理路,当今国际社会应当顺势而为,加强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健康福祉和全球卫生安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UDS合作实践共同体”:教育学知识创生与实践转化的新机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被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和角色.但是,在教育领域,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严重制约着教育学知识的创生、转化与传播.“UDS合作实践共同体”是由U大学(University),D地区(District)和S学校(School),三方成员构成的合作实践共同体.它从一定程度上改变和弥补了传统研究(Research)—开发(Development)-普及(Diffusion)模式的不足,成为一种促进知识创生与实践转化的新机制.     

生态人文科学

生态人文科学是一种新的科学范式出现的征兆.生态人文科学是20世纪90年代晚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依托于后人文主义对人类中心论、欧洲中心论和西方科学的批判.传统生态学知识、本土知识和生物人文科学的发展,是生态人文科学的重要内容.其中,生物人文科学是一种包容性的知识类型,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生命科学联系起来.生态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元共同体观念.这个元共同体由人类与非人类构成,其基础是共同实质的亲缘关系、共生关联、协同进化和互相依赖.生态人文科学还从心灵延展和分布式认知角度预期了未来的知识建构.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知识团队合作的动态博弈分析

针对知识团队的特点,利用动态博弈分析方法详细分析了知识团队成员间的合作存在的可能性问题,以及具有团队管理者的知识团队里合作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得出了在团队管理者的可置信承诺存在的前提下,具有团队管理者的知识团队在促进团队合作问题上更有优势的结论.     

“一带一路”支点选择视阈下的中国—伊朗合作探析

"一带一路"以"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其关键在于推进沿线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提升,加强区域间多层次合作与共赢,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历史交往、经贸交流与合作前景仅是"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的必要条件,实现"一带一路"规划目标并能防范风险是支点国家选择的价值所在。布热津斯基以维系美国首要地位为基础,阐释支点国家的选择条件,其虽与"一带一路"支点选择目标具有不同,但对支点国家的选择框架与分析路径仍具有借鉴价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一带一路"的支点选择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即:地缘位置、地区影响、政局稳定与合作导向。伊朗位于地缘要塞,是地区性强国与中东极少数政权稳定、外交独立的国家之一,并在"一带一路"实践中具有较强的合作意愿与合作能力。作为发展中国家,伊朗与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亦具有诸多合作契合。现阶段,伊朗遭遇的内外矛盾虽为中伊合作带来了阻力,但亦提供了合作契机。同时,伊朗作为海陆复合型国家,具有海陆联运效应,从而更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进程。     

构建东北亚人文共同体的内涵、价值与实践之路

东北亚人文共同体是基于地缘认同和文化认同开展人文交流所形成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其核心要义在于以人文交流为平台、以文明互鉴为思路、以民心相通为目标,实现不同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从而为东北亚区域合作奠定民意基础。构建东北亚人文共同体丰富了东北亚共同体的时代意涵,是促进区域内国家发展的客观要求、维护区域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也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选择。在具体实践中,东北亚区域应从理念、主体、内容、方式四个层面多维推进,在理念上培养包容性区域共同体意识,在主体上坚持区域内多主体集体建构,在内容上加强东北亚文化主体性建设,在方式上探索官民并举的人文交流模式。     

“一带一路”文明互鉴的相向而行

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与开化程度的标志,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交流、取长补短、合作共进构成了文明互鉴的相向而行。作为国家发展与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一带一路"不仅具有明晰的空间定位,而且具有确定的价值表达。其战略归旨的空间释放,不仅指向了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生态共同体的战略目标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战略范式,而且指向了经济基础之上、政治中介之下、文化导向之中的战略关系。其中,文明进步的历史使命、合作共赢的创设原则、关系共演的层次链接,以战略目标、战略范式和战略关系的空间集聚,演绎着文明互鉴的文化图景、诠释着相向而行的未来走向。     

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分析

国际政治中的理性合作是国家理性引领下的国际合作。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是追求海洋主权独立和理性解决冲突、坚持新义利观的双多边合作，是以推动和发展全球海洋科学治理为目标的多元、包容、开放的合作。美国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部分邻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的领土、岛礁及海洋权益之争，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给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进入新时代，以中国“国家理性”引领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的理性合作，稳步推进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制度性安排，理性应对各种挑战，以推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构建中理性合作的最佳路径选择。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对于共同体思想的产生,最早在古希腊时期,马克思曾对共同体思想做了区分,解释了血缘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阐述了它们的差别和联系.在十八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外交战略思想.由此可见,共同体思想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新型国际关系的建立.共同体思想是指导国际关系向着和平稳定方向发展的重要思想,因此了解共同体思想发展,研究共同体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国家间信任关系的文化动因与影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重要外交理念。其中,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文化因素在信任的形成中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首先,基于文化的共同价值观所形成的信任关系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石。不同文化间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不仅需要文化上的认同,也需要彼此尊重文化差异。文化上的相似性有利于促进信任的形成;同时,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也有利于信任关系的形成,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通过构建信任关系来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国家和人民两个方面因素影响。受两国文化中关于信任的理解方式以及国家内部信任程度高低的影响,各国的国际信任水平关系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不同文化间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加深文化间的了解,减少误判,从而增进互信,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与大庆精神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要建设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目标,通过文化软实力项目的投入与建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自己民族的文化、宗教、建筑、艺术、历史等,因此",一带一路"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一种复杂化、差异化、精细化和国别化的传播大战略.中国要清晰、独到地表述中国的核心价值观,需要从具体的代表性文化和精神做起.     

智能革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意蕴

智能革命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义是实现程序智能刚性治理与理念本身弹性治理之间的动态平衡,目标是构建一种平衡型的全球治理模式.智能革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在丰富资源、达成共识、消除隔阂等方面可以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助力,但也在安全风险、数据隐患和国际公平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形成挑战.区块链所具有的分布式账本、共识机制、加密算法以及点对点传输等技术,能够为解决智能革命时代下因信任不足而引发的全球隐私、安全和公平等问题提供保障.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的程序智能强化了全球的刚性治理能力,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程序智能更多体现的是程序的公平与正义,全球治理过度倚重程序智能可能会出现技术的异化风险.要实现实质的公平和正义需要保持程序智能刚性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弹性治理间的平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弹性治理要求核心价值的定义由国家间达成共识,确保各国人民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自主性,并在保障其理念有效性基础上对全球个体充分赋权和鼓励全球各单元创新行为.因此,智能革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要增强全球治理的整体性能力,还要回归个体本身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的治理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并扩张",民族"概念逐渐凸显并成为重要的认识工具。而"民族"概念被作为描述和分析工具广泛使用后,民族群体也从最初的取得国家形式的人群共同体扩展到多样性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在原初民族国家影响下,那些存在着多个历史文化群体的国家也将各个民族群体整合为统一的国族而构建民族国家。于是,一大批民族构成复杂的多民族国家出现了。对于这样的国家来说,民族问题不仅长期存在,而且对国家政治共同体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甚至直接影响到多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的存续。但迄今为止的历史都表明,多民族国家无法将民族问题"解决"掉。因此,将其置于国家治理的视野中,探讨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有效治理之道,就成为不可回避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