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及讲话稿中。本文的宗旨是,对郭沫若先生此方面研究的思想倾向、评论方法和它们的学术价值、影响等,加以归纳评说。郭沫若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学术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批判的精神。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研究古代诗歌时,郭沫若先生十分注意用思想的利斧,去剁开诗歌表面的硬壳,还诗歌以本来的面目。例如他告诫人们:“《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     

回顾1961年关于《再生缘》的讨论

发生在1961年的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再生缘》研讨活动,使《再生缘》及其作者陈端生获得了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郭沫若对《再生缘》思想艺术价值,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对陈端生的家世、遭遇作了全面的考证。有关《再生缘》的研讨是一次纯粹的学术研讨,郭沫若在这次讨论中表达了对陈寅恪的尊崇与敬意。     

是“征服者”，还是真学者？——就五十年代的郭沫若与王维江先生商榷

王维江先生仅以回忆录为史料，试图完成“分析中国共产党与学术研究的关系，探求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浮沉”这一宏大叙述的研究路径，有勉为其难之虞。他对郭沫若在五十年代的学术成就“不成东西”的评说难以与事实相符，把一直主张“西周奴隶说”的郭沫若，因其所谓的“紧跟毛泽东”，而划到“西周封建说”一营，更留下实在不该有的硬伤。与给予党外学者的理解包容相比，他对郭沫若缺少了些许的“了解之同情”。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相对论”视角下的郭沫若研究

郭沫若对时空的感受方式是“相对”的,他可以并行不悖地同时存在于时间的两个极端。郭沫若研究中的最大困难不在于其思想内容的深邃,而在于其思维方式的复杂。这种“相对”也促成了郭沫若早期的浪漫诗作和后来史学研究的融合。同时,郭沫若在考古等史学研究中能够取得巨大成就也是与他“相对性”的“对称”思维分不开的。“相对论”的视角提供给我们一种研究郭沫若的新思路,只有还原郭沫若思维方式中的“相对”的时空关系,我们才能全面把握真正的郭沫若。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孔乙己》: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变迁

《孔乙己》作为鲁迅重要的短篇小说,在不同版本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大都有相当的文字对其进行不同的解读.大陆学者王瑶、刘绶松、唐弢、王富仁、钱理群、严家炎以及海外学者夏志清、司马长风的有关《孔乙己》的文学史书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所特别凸显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研究从注重外部研究到注重内部研究的转变,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变迁的某些内在规律,具有“典范”的“标本”价值和意义.     

通过荒诞完成审美喜悦——郭沫若自传体长卷散文艺术探奥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自传体散文作品最高产的作家,无论欣赏他还是批评他、贬低他的人都无法否认,他是一位异常勤奋的作家.“他的自传,是中国知识分子史的重要文件”.自传体文学的产生,是对我国封建时代重权威、多“禁忌”、“讳言”,采取隐忍与压制个性,并轻视社会平民、忽略人的本体作用的传统习俗与械梏的一种自觉破除.留存至今天的许多杰出的自传体散文,几乎都是那个时代应运而生并有意革新、尝试、树立的榜样.郭沫若的自传体散文无疑是其中的排头兵、成功的嚆矢.其文学影响是20世纪二十、三十年代自传写作高潮的滥觞与标杆.     

创世佳作——《殷契粹编》

阐述《殷契粹编》的成书和学术价值；郭沫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普及甲骨学的奠基作。     

"球型天才"与原逻辑思维方式--再释郭沫若及其"泛神论"

如何合理评价郭沫若 ,成为近期学界讨论的热点。从思维方式入手探讨郭沫若的认识结构 ,对郭沫若的“泛神论”予以全新的界定 ,并从这一视角去探讨郭沫若在不同领域内的巨大成就 ,从而给郭沫若以准确的定位 ,应该说是郭沫若研究一片极富价值又亟待发掘的崭新领域。     

1972年胡惠溥与郭沫若之商榷

1972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人民的思想被完全统一起来，除了永无休止地高唱阶级斗争战歌外，很少有人去独立思考过任何问题，尤其是学术问题。“文化旗手”郭沫若此前推出了他的历史学新著《李白与杜甫》，在这部新著里，郭沫若根据毛泽东阶级斗争的理论，将杜甫划成了地主分子，将苏涣划为造反诗人。他的这一成果得到当局的高度评价，使他在学术上的地位登峰造极。     

纯粹论还是工具论：探因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     

论《女神》的“五四先锋派”艺术精神

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所体现的总体艺术精神看：在诗人主体情思的狂放直抒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诗人的诗歌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上，以及诗作所表现的诸多意象和非理性激情上，则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为“五四”时代精神所浸润的新生活创造精神，可称之为“五四先锋派”。这种艺术精神，是诗人立足于中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郭沫若这种“先锋”精神泽被后世，永远值得珍惜、光大。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造山运动"中 --简论郭沫若的学术与他的时代

郭沫若的学术活动与20世纪政治运作关系比较密切,这是非常特异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造成固然有郭沫若自身的主观原因,那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以及对于一定政治运作的积极投入,甚至不排除对政治需要的主动迎合.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世纪不断出现的文化造山运动的结果.郭沫若特殊的地位和学识,以及他的政治敏感因素,决定了他往往总是处于这种文化造山运动的中心位置,这样既使得他作为一座世纪性的学术峰峦被凸起,也使得他的非学术的负面品德被格外凸显.     

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胡适形象——围绕新诗首创问题的考察

通过梳理1920年代以降数十部文学史著作,可以围绕新诗首创问题,考察、研究胡适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演变.民国文学史大都从晚清“诗界革命”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角度,阐释胡适新诗的价值与意义,将胡适定位为新诗首创者；1949年之后,文学史从新型话语生产需要出发,以“阶级论”和“题材决定论”为策略对胡适形象进行反向塑造；改革开放之后,文学史书写日渐回归学术立场,多在诗歌史意义上肯定胡适新诗倡导与实验的价值,其形象开始被矫正,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得到了更富历史性与学理性的言说.     

从传统金石学走向科学考古学——郭沫若甲骨文、青铜器研究中考古学方法的应用

郭沫若在甲骨文、青铜器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这与他有科学的研究方法——考古学的方法密切相关。在甲骨文研究中郭沫若提出要重视地层、伴出器物的研究，对甲骨文断代有着重要启发作用。郭沫若还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甲骨文进行研究，按字体风格不同将甲骨卜辞分为不同的王世。同时还采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对青铜器进行系统的整理，从青铜器的形制、纹饰等方面出发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其所创“标准器断代法”在青铜器研究中建立了殷周青铜器研究的新体系，开创了新局面。     

论尼采对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尼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因有二，即时代的因素和相似的个人气质。浪漫主义、崇尚创造、扩张自我和悲剧观是郭沫若受尼采影响最突出的方面。郭沫若早期大力张扬唯意志论的自我，并不是他游离于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之外的独特创造，而是这一思潮在中国合乎规律的发展。不能对郭沫若与尼采曾一度有过的血缘相继关系简单得出“是”或“非”的结论，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容忽视。     

郭沫若与中国社会史论战——侧重于学术史视野下的叙述

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焦点，各方论战者从理论引用、中国历史的阶段划分、古代社会性质的确定等方面对郭沫若古史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评述。论战中包含着合理科学的学术成分，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郭沫若古史研究的修正和完善，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本文力图侧重于从学术史的视野叙述郭沫若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从而部分还原其被遮蔽的学术面相。     

从《诗经》看“西周铁器”说

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曾依据《诗经》记载最早提出“西周铁器”说；以后他又对此予以检讨和修正，最终在史学界形成一般所认可的“春秋铁器”说。不过，根据现代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古籍进行综合分析，“西周铁器”说其实并不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