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下的共同富裕：机遇、挑战与应对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数字经济扩大了经济增量和就业空间，通过增效赋能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优化了经济存量，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质基础，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受到数字技术和数字治理水平的制约，而且数字经济的发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时它也在创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广大低技能劳动者遭遇结构性失业风险。为加速数字经济时代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应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数字技术，全面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规范数字经济发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全方位强化数字教育，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加速弥合数字技能鸿沟，全面释放数字红利。     

互联网嵌入、农户多维相对贫困与共同富裕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迫切需要加强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治理。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嵌入深刻影响农户收入获取,成为治理农户相对贫困的关键因素。基于CFP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互联网嵌入能够显著减缓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有助于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因此,应继续发挥政府在“互联网+共同富裕”中的掌舵作用,同时积极探索“互联网+共同富裕”的多元实现模式,包括农业生产维度的“互联网+特色产销”模式,就业创业维度的“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培训”“互联网+就业创业”“互联网+金融”等模式,社会服务维度的“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模式。     

从政府主导到政府有为：新发展阶段我国贫困治理的逻辑嬗变

“政府主导”作为我国绝对贫困治理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政策制定、责任压实、监督考核、组织动员、资源调配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我国贫困治理的重要经验。但是,由于政府自身存在不完善性以及政治逻辑、行政逻辑对贫困治理的不当干预,政府主导的贫困治理带来一系列负外部效应,导致扶贫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体内生“动”“能”不足和主体地位缺失等。新发展阶段,要加快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协调好效率与公平关系以及发挥城乡制度联动效应,逐步推动“政府主导”向“政府有为”转变,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常态化兜底扶贫保障、建立相对贫困治理机制、提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调节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作用与优势,从而有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制度体系探释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所在。新发展阶段是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要分好“蛋糕”注重解决改革发展成果共享问题。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制度集成创新推动共同富裕，要坚持和完善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领导制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地阐明了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所必需的物质生产力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前提,深刻地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和发展规律。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领导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和共同富裕的实践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既要深刻认识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所具有的有利条件和重大意义,又要深刻认识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处理好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市场经济、财产占有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和牵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残疾人共同富裕的社区实现路径

残疾人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要义是以经济富裕为基础、以精神富足为补充、以权益保障为依托,全面满足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残疾人的经济收入不充裕、精神文化不充盈、权益保障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要障碍。社区助力残疾人共同富裕具有必然性、科学性和可能性,应通过社区以就业帮扶、社会融合、权益保障等为手段推动残疾人实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视域下公平与效率均衡问题探析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迈向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以及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实践原则。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应注重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二者均衡发展,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为此,必须关注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享发展理念相协调,解决要素稀缺对共同富裕的制约,在宏观层面完善区域协调发展;在中观层面完善制度建设,建立三次分配格局,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在微观层面借助数字技术和技术革命提升效率、拓展社会公平空间。     

共同富裕：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剥削的中国应对

数字时代,数字资本扩张与数字劳动异化现象凸显,疾呼破局良方。数字劳动作为新时代典型劳动范式,在促进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与世界经济革命性发展的同时,也为数字资本剥削提供了血液。在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的秘密在于通过与数字技术的合谋以更隐蔽、更合理的方式控制数字劳动,进行资本增殖。为兴利避害,我国从批判与建构双重视角提出了遏制数字资本野蛮扩张的中国方案,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将数字资本纳入到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立场,以调整数字劳动生产关系,凝聚数字经济共建合力为基本前提,以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作为重要路径,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基于中国284个城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抑制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重要机制;样本城市城乡收入差距受到本地和周边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影响。政府要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从无到有、从有到深的金融服务和增收渠道。要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产能的扩大,特别是加大对农村落后地区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升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借力数字金融的普惠性和共享性给予更多农村居民参与金融市场的机会。在我国进入治理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区域内和区域间协同合作,是富有战略意义的制度安排。     

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解决收入不均衡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仍存在发展不充分和收入不均衡的问题。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的不均衡,降低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影响了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并阻碍了共同富裕的进程。因此,改革分配制度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探讨了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和来源、资本主义的剥削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原则、收入分配的尺度与标准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收入分配的设想等,处处彰显收入分配的公平正义价值追求。深入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建构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为目的的分配制度,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均衡问题的重要途径。     

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的关键

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尤其是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建构新的分配理论，把公共服务或公共品的分配纳入国民收入或国民财富分配的视野，确立四次分配论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调整和完善我国的分配政策，从而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之社会改革的三重意蕴

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以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导向,宣告了中国社会改革的全面开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将在社会政策、社会结构、制度架构三个层面表征其必然展开的三重意蕴：在社会政策层面表现为以分配结构的矫正推进内需型社会的建设,以民生事业的发展解决经济主义带来的问题,培育维护稳定的社会力量,实现主流核心价值的重塑;在社会结构层面表现为推进现代性的构建,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的合理边界和良善格局;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保障人民平等的民生权利和人格尊严,以平等权利塑造人民的主体地位,从而为推动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与实现路径全文替换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在范围、内容、特征、实现前提、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基础性分配制度的内部关系等方面均被赋予了新内涵。从理论逻辑来讲,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延展。新发展阶段要从高质量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还权赋能三个角度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具体来讲,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数字经济,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发挥好以所有制、市场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制度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的保障作用;通过“还权赋能”发挥其推动共同富裕的补充作用。     

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体经济是强国之基、富民之本,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质量关乎我国总体经济发展质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塑造发展新优势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在实体经济中的渗透应用能够通过扩大要素供给来重塑发展动力,通过产业关联和技术关联来注入发展新活力,通过产业升级来拓宽发展边界,通过提供数字治理模式来保障发展成效。但同时也面临着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数字化转型缓慢、数字技术创新不足、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存在风险、数字治理体系不完善、数字技术对劳动力产生挤出等现实问题与挑战,阻碍了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赋能作用。在“十四五”时期,应全面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积极推动产业数字转型,强化数字技术创新,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加快数字治理体系建设,完善就业保障和人才培养体系,促进数字经济支持我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与结构性增收研究——以江浙为例

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受区位要素、农村社会政策、社会经济转型和信息化建设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局部地区农地流转、机会不公平、社会资本量与社会资本收入效应差异等因素也带来了农民收入不均等问题。江浙两地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在江浙农村居民增收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差距也在逐渐拉大。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差距是江浙农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差距,经营性收入差距已扩大到11.27个百分点,而江苏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高于浙江,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两地差距。两地不同的政策响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方式与模式、粮食安全战略的角色定位以及不同的发展理念与地域文化等因素均对收入产生了影响。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与实证检验

文章在阐述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机理的基础上,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提升了数字治理能力,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共同富裕,有利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提升”,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改善了空气质量,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数字经济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实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第二,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机理在于供给侧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资源错配矫正效应及关键技术突破效应,需求侧的信息消费拉动效应、数字设施引致效应及就业需求带动效应。第三,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调配能力不强及数字鸿沟等问题,可通过适度超前进行“新基建”、增强资源调配能力以及加快形成国内大市场等举措为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条件。     

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现实基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口规模巨大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张力，具体而言：一是先富与后富的张力，表现为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与贫富差距；二是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的张力，表现为自然资源禀赋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政策驱动下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三是城乡分割与城乡融合的张力，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分立导致的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断裂与弥合；四是现代化发展的渐进型与加速型之间的张力，表现为社会政策的激进型调整与渐进型调整的分歧。四重张力及其内在矛盾，共同形塑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要破解的现实困境。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需要处理好治理主体与发展动力的关系，收入分配与发展秩序的关系，公共服务与发展能力的关系。只有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才能统筹推进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共同富裕视域下的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生成逻辑与保障体系

就业在财富生产和初次分配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条件。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核心是通过就业在结构、安全和可持续性等维度的共生演进,实现就业数量规模和就业质量层次的协同提升。在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问题贯穿全局,推动就业量质协调发展是破解矛盾的根本路径。因此,必须紧扣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对就业的新要求,全链条整合就业供给与就业需求,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就业大市场,建构以“均衡的就业结构、稳健的就业安全、可持续的就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就业量质协调发展的保障体系,推进国家就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劳动力视角看我国收入倍增计划与经济平衡发展

2012年举世瞩目的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点提出,至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其中从以追求经济总量向人均收入倍增与经济平衡发展更是对我国在新时期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倍增计划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宏观调控与现有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以更有效率、公平、可持续方式发展.但我国实现收入倍增与经济平衡发展之路将面临重重困难,其中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新时期我国劳动力市场新特点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缺陷之间的冲突未得到有效调和,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均、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只有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真正意义上缩小国民收入差距,才能够真正在关乎国计民生的收入问题上积极发挥“正能量”,我国的收入倍增计划由此才会取得历史性的突破和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