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平与“子平术”考证——兼与刘国忠先生商榷

徐子平是五代末北宋初的一位隐士,他对以年干支为主、使用纳音五行推算禄命的"李虚中术"做了改进,创立了以日干为主、正五行论命的"子平术"。"子平术"自创立以来,其传授方式一直通过师徒秘授的方式,经过冲虚子、僧人道洪传承,在南宋末期传到徐大升手中。徐大升将"子平术"系统化,写成了《渊海》、《渊源》两书,使得"子平术"摆脱了秘授的传播方式,进而为大众所知晓。正是"子平术"隐秘相传的历史,使得许多学者对徐子平以及"子平术"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徐偃王的传说及相关问题

古书中有关徐偃王的传说多有相互抵牾之处，其原因可能与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徐偃王是专指某位徐王，还是泛指徐国国君的不同理解有关。实际上，徐偃王是泛指以鹅（古名舒雁）为图腾的徐人的王，故称舒雁王，即徐偃王。而古书中关于徐偃王“好行仁义”、“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视物如伤”的记载似均应视为原始社会中首领与氏族成员之间平等关系的遗风遗俗，与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仁政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文化认同论

大禹传说自产生以来,历朝文献广泛记载其事迹、民间广泛流传其传说,全国各地禹陵、禹穴等相关遗存星罗棋布,大禹传说在时间和空间上广为流布,其程度超越了任何一位上古历史人物。由于诸多原因,至今关于大禹仍然存在诸多迷雾,正因如此,历史上也存在诸多质疑大禹传说及其地位的声音,尤以20世纪初以来的"疑古"派影响最为重大。本文正是从此角度切入,探讨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确立与经受的考验,认为,历史上对大禹传说及其文化地位的质疑实际上也是对大禹文化认同的一种表现,大禹传说异彩纷呈的根本魅力就在于大禹传说尤其是治水传说一直代表着中国农耕文明这一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     

克我者的寓意——例释五行生克关系对命运的附会

五行理论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在《国语·郑语》中就记载：“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万物。”古代五行理论是众多思想派的源头，其中也萌生了五行论命的观点。这些零星的观点后来被藉以演变、发展出一门系统的伪科学———算命学说。作为主要依靠阴阳五行理论对人的出生时辰进行推算、预测祸福的算命术，其成熟化是在唐朝。李虚中是当时最有名的算命术专家，据说推人的寿夭、贵贱、吉凶，能百不失一、二，被尊奉为算命行当的宗师。宋代的徐子平将其予以完善和具体化，并定型为一种以年、月、日、时四柱推命的格式，被广泛吸收采用，因而…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汉唐以来算命术之误入歧途

从西汉开始,周易的古典预测学主要是沿着两条支流向前持续演变。一派是儒家易学,继承周易经、传的正统,作阐述传播,也有创新,但没有增添什么科学内容。另一派也继承了周易的阴阳八卦学说,纳入五行生克原理,崇尚“天命观”、溶合儒家、道家、阴阳五行家于一体,逐渐形成汉唐以来一种独特的算命预测理论,特别是唐人李虚中创立“三柱”法,用天干地支记人的出生年、月、日,随后五代人徐子平又发展为“四柱”法即用天干地支记人出生的年、月、日、时,以此为根据推算一生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死生寿夭,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有公理、推论格式、演算方法,并且在朴素辩证思维与朴素辩证符号系统方面,有其合理内核,可为今日研究辩证预测、辩证符号系统所借鉴。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种算命预测,则是中国预测学在发展过程中误入歧途,它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糟粕,且散布着封建、落后、消极的毒菌,不但不适用于科学昌明的今天,就是在古代以至近代,也无法作出正确的预测。     

耍龙灯的来历

人们过年过节时要耍龙灯，关于耍龙灯的传说是这样的：唐朝有个八字先生叫李铁口，算命测字都很准。这一年，玉皇大帝又要下旨降雨了，泾河老龙就和李铁口打赌，叫李铁口先算一下结果。李铁口掐指一算说：“城外三点，城内两点。”     

《楚辞·天问》所见姜太公事迹考——释“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

郭店楚简有关“吕望为臧”的事迹。为解释《天问》“迁臧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妇，何所讥”一节提供了重要依据，结合《庄子·田子方》篇相关记载，可以推知该节是对姜太公传说的记述。     

"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与山西高平市人民政府联合召开的"高平炎帝文化全国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3至25日在高平市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天津、重庆、黑龙江、广西、四川等18个省、市、自治区的专家、学者70多位参加。炎帝、黄帝和蚩尤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都深受后人尊崇,历代祭祀不绝。炎帝因与上古农业有密切关系,在北方和南方都有传说的事迹。历史上以高平羊头山为中心的上党地区就有许多传说遗迹和后人纪念所建的古迹,今高平市北的羊头山和郊区不少乡、村都保存有传说遗迹和有关建筑,如羊头山的"神农城"、"神农井"、"神农泉"、"五穀畦"、"耒耜洞"、"炎帝陵",中庙村的"炎帝中庙",故关村的"炎帝行宫"等等。现将研讨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论乐府艺术对人物传说流布与演变的影响

乐府诗涉及诸多人物,是否有乐曲专咏人物事迹甚至以人物的名字或代称来命名乐曲、相关乐府诗的入乐入舞情况和流行程度、歌辞能否唤起读者的兴趣并为读者预留足够的想象空间等诸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物传说的流播。乐府艺术在人物传说的演变进程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或因其他乐府诗的影响,或从较早的歌辞里生发,或纯属乐府诗人的虚构,使得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乐府诗中诞生。     

蔡邕书法地位的变化与相关的历史问题

蔡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士,也是一位有很高声誉的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对于蔡邕的书法成就及理论著述等问题,后人有所怀疑。蔡邕书法地位在晋唐时期有很大变化,蔡邕书法地位被抬升与唐玄宗锐意提倡八分相关。为迎合唐玄宗的旨趣,八分书受到其时很多书家的重视,蔡邕也被文臣树立为八分之祖,而围绕蔡邕的相关传说与理论著述也在这一风气下渐渐出炉。     

爱恨交织凝结的悲剧人生——论徐訏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及写作姿态

徐訏小说中对女性具有独特的写作视角和人文关怀,徐訏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有"圣女"意识、"侠女"意识和"厌女"现象。他笔下的圣女脱俗而痴情,侠女智勇双全。徐訏对女性的态度是崇拜与仇恨并存,他眼中的女人具有纯粹和诗性的特质。徐訏用大量作品去爱女性、恨女性,他通过写女性所得出的哲学命题具有人类文化本体论意义。和曹雪芹相似,徐訏对女性的观照来自于他本人对女性的特殊的情结,徐訏的美学思想影响了他对女性的态度,形成了他思想中独有的女性美的标准。     

一个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神话——倭纳及其《中国的神话与传说》

英国汉学家倭纳撰写的《中国的神话与传说》一书对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神话产生了重要影响,它在热心传播中国神话、传说以及相关民间信仰、宗教习俗的同时,也散布并强化了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神话的诸多偏见。其所持的"中国神话贫瘠论"强化了西方世界的相关偏见,这一偏见成为烙刻在"中国神话"上的标签。一部现代中国神话学史,就是在不断对"贫瘠论"进行申辩或反驳的过程中展开的。该书的强烈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警示中国乃至东方的神话学者建立起一门"有差异的神话学"。其广义神话观对探究"神话"这一文类的边界不无启发。     

孔老晤面考——《孔老之和》系列研究之一

儒道两家学派虽然对孔老见面的内容说法不一,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承认孔老是见了面的;说法不同证明两个系统的记载来自不同的传说系统。《史记》以"孔子问礼于老子"作为《老子本传》的主要事迹,史公所言并非源自道家系统,而是其来有自,属于儒道两家之外的第三个系统。《礼记.曾子问》中所载老子对礼数的实践,与《老子》38章中老子对"礼"之否定,两者并不矛盾。后者是从历史与社会作用上对礼的否定,而这种否定正是基于老子"周守藏史"身份对礼数的熟习与运用而达成。     

濮水流域虞舜史迹探索

虞舜是有虞氏部族的著名首领,是中国历史传说时代的"五帝"之一.他为铸造早期华夏文明建立了不朽功勋,其事迹流传极广,遍布河南、山东、河北、山西、湖南、浙江广大地区.根据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来看,虞舜最早活动在古濮水流域,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地点—诸冯、姚墟、历山、雷泽、河滨、负夏、顿丘等,比较集中地分布在这一带.此外,还有一批同唐虞时代相当的古文化遗址作为佐证.多种迹象表明,濮水流域应为有虞氏文化的发祥地.关于舜之里籍虽有多种说法,但其中濮州说可能性最大.濮州说又可分作南北两系,南系为菏泽—鄄城,北系为濮阳—浚县,比较起来北系说占有更大优势.虞舜故里应在古濮水之阳,即今河南濮阳.     

徐摛与梁代宫体诗的兴盛

宫体诗兴起并全盛于梁代,以萧纲的东宫为中心。在宫体诗兴起与兴盛的过程中,徐摛发挥了重要作用。徐摛自幼受到永明诗风的熏陶,其诗"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其特点是:多咏物诗,以描摹女性为中心,内容狭窄;追求声律、节奏、对仗之美,风格秾丽。徐摛是萧纲的老师,是徐陵的父亲,在徐摛的教育引导下,萧纲与徐陵走上了宫体诗创作之路,并成为宫体诗创作的领军人物、核心人物。徐摛才、学、识兼备,富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加之萧纲的"恩礼"与推崇,徐摛发起的这种"新诗"为"春坊尽学之",宫体诗因而达到全盛。     

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由蒲松龄刘南宅坐馆传说谈起

沂水县流传的有关刘南宅与《聊斋志异》的传说,存在"社会传说"与刘氏"家族传说"两种版本:民间传说蒲松龄曾在当地望族刘南宅坐馆,并作讽刺文《三朝元老》;刘氏后裔虽则提出这是对刘家的攻讦和污蔑,但家族内部流传某位先祖曾与蒲松龄有过短暂交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实际上,社会传说与当地民众以刘南宅为中心构建地方历史记忆的思维惯性有关,是传统文化语境下的杜撰。刘氏家族传说则说明士人互动乃是蒲松龄文学活动中相当重要的源泉之一。刘氏"家族神话"与《聊斋志异》的历史渊源反映出明清之际的时代文化影痕:伴随佛道信仰世俗化,佛教和道教在民间影响不断扩大,谈异文化逐渐渗入了士人家庭生活和文学创作。     

夏桀若干事迹考辨——以出土楚简与传世文献比较为基点

出土材料中所见夏桀的事迹很多可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郭店楚简《尊德义》认为,夏桀无道;上博楚简《君人者何必安哉》认为,桀死于汤手,《鬼神之明》认为,桀杀关龙逢。但也有不完全密合之处,《容成氏》一文所述汤伐高神之门和桀逃至苍梧之野,"高神之门"即文献的"焦门",而桀逃至"苍梧"可能受舜葬"苍梧之野"的影响,桀的最后卒地应在"苍梧"。在战国楚时代,桀及汤伐桀的传说已经不止一个版本。     

敦煌壁画中两种于阗历史传说故事画新考

于阗是佛教东传的重要中转站,曾是古代大乘佛教的中心。为了更好地发展佛教,抬高本地佛教在世界佛教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于阗佛教徒们编造了大量与当地有关的神异传说和感通故事。公元9～10世纪时敦煌与于阗关系密切,敦煌壁画中出现了不少有关于阗的造像题材。莫高窟北宋初第454窟甬道顶佛教感通画下部一组画面表现的可能是于阗国王先祖地乳出生由来的传说故事。莫高窟第126窟甬道顶五代佛教感通画中榜题为"于阗国太子出家时"的画面表现的可能是于阗国王尉迟毗梨耶王遗失后寻得的孩子在牛头山伽蓝出家,成为于阗最早得获阿罗汉果的论道沙门的传说故事。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