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孙犁小说的真实美

简论孙犁小说的真实美熊晓平中国小说美学问题的提出与研究，始发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的一些具有唯物主义进步思想的文人学士，在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实践的基础上，对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奠定了中国小说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主要代表人有叶昼、...     

“80后”小说语言的审美追求

新世纪以来，“80后”小说逐步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征。语言学—文艺美学双重视域下的“80”后小说语言，有其独特的审美形式和审美追求，这是对传统美学范畴的丰富和发展，更是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贡献。本文选取“80后”作家代表性作品，探讨“80后”小说语言的审美特点和审美追求。     

“审美无区分”与“文化区分”——试论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原则

当代文化研究中，强调“审美无区分”有助于美学从审美自治的幻想中走出来，从而使美和艺术更好地发挥认识和批判功能，也有助于实现美学学科的正义。另一方面在审美泛化的年代，文化研究则应在其内部区分文化和艺术，唯有施行“文化区分”，才能使以美学的公正概念来审视文化研究成为可能，是美和艺术对广义文化研究的批判和甄别。     

小说语言审美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之探索

本文从小说语言审美角度出发，提出语言是自然性与超自然性之间的艺术调和，叙述语言体现了作家的个性，而人物语言则表现艺术形象的个性，二者真实地展现着自然美，超自然的属性是小说语言产生魅力的根本，来自作家的心灵感悟，是生动的、立体化的、充满着动感的，因此也是艺术的。自然性与超自然性，形成了小说语言魅力的整体结构。     

孙犁，“找到了自己”

孙犁的小说，风格独特。作家善于挖掘农民的灵魂美和人精美，以美为立足点去选择材料，构思主题。孙犁的故事不追求宏伟繁复，而是用白描手法做细腻传神的刻画。他的小说往往采用散文式的结构，迸行诗意的抒情，浪漫气息很浓，把现代抒情小说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50～70年代小说中的城乡风景再发现

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中,由于对劳动因素的过分强调,作家对于风景的取舍与描画,都呈现出浓郁的时代特征和美学趣旨,在形成欢快激昂的审美风格和"崇高"意味的同时,也导致了风景审美的诸多疏失。     

从审美到审丑:莫言小说的美学走向

莫言是８０年代大陆新潮文化中极具个性特征的作家，近年来他的小说创作却呈现了从审美到审丑的美学走向。莫言小说的丑多为非审美意义上的丑，其文本丑的多种反常形态是对业已形成的东方传统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的一种无情打磨，造成这种样态的主要原因是主体的文化缺席和审丑的心理失控。     

文学作品的文化审美超越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一切活动都具有审美性质,都是人在感性形式中对自己的本质进行的自我确认和自我肯定,因而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审美因素,显示着某种程度的审美意义.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其本质特征就是审美,是一种使创作者和欣赏者心灵获得愉悦的情感活动.文学作品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现象能动的艺术反映,是作家按照艺术美的规律来构建的,是作家对社会生活审美意识的物化形式.波普尔在<客观知识>一书中认为,在美学研究中不存在哲学研究中所出现的困惑,因为美学研究已放弃了对诸如"美是什么"的终极问题的追问,而转向研究更为具体实际的问题,如"艺术品是什么"的问题.的确,对艺术品的理性把握构成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对艺术品作出了科学的全面的认识.本文将表达笔者对文学作品的美学思考及实现审美的精神超越.     

“美学”究竟是什么?——与王建疆等人商榷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美学研究的对象从“美”向“审美”的转移,“美学”的学科名称遭到“审美学”的挑战.这些论争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美学”的涵义颇富启发意义,但它们主张将“美学”改名为“审美学”,将美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在“审美”关系、活动、经验内,否认对“美”的本质、共性、规律的思考、抽象和概括,这却是令人难以苟同的.虽然“美”包含“审美”,“美学”可以译为“审美学”,但作为学科名称,还是保留“美学”的译名更为合适.由于在中文中“美”与“审美”是两个概念,“审美”必须以“美”为存在前提,因此,对“美”的追问是美学研究回避不了的问题.美学就是研究美和审美经验的人文哲学.     

论《洛丽塔》中的"审美狂喜"观

纳博科夫在小说《洛丽塔》中提出"审美狂喜"美学思想,运用非理性的主人公形象、非理性题材以及非理性艺术表现手法展现"审美狂喜"观,揭示"审美狂喜"观的非理性本质,表达作者对以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为核心的传统美学的反叛,以及对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审美方式的批判,指出"审美狂喜"能够帮助把握永恒之美、实现审美超越,提出"审美狂喜"对于创作美学与接受美学的重要启示.     

简析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艺术新变

鸳鸯蝴蝶派是近现代著名的文学流派,以创作言情小说为主。言情小说在继承传统因素的同时,在艺术审美、艺术创作等许多方面呈现出新的追求,体现了嬗变与发展的特质,突破了传统美学的既定规范。鸳蝴派作家以其创作实践推动了小说的现代转型。     

人生论美学与审美教育

人生论美学揭示了人生与审美之间相互建构的人文关系:人生是美或者审美的前提,美是人生的一种升华。这既是美学发展规律的要求,又是人生发展进程中特定审美需求的体现,其时代诉求就是美学朝向人生的回归。审美教育是一种人生教育,人生论美学理应成为其理论基础;同时,审美教育也是美学向人生回归的路径之一。人生论美学对于审美教育的启示,既在于从现世人生升华出审美胸襟,更在于以审美胸襟纯洁化、高尚化了的人生态度去观照现世人生,从而确立起主体的人文情怀。     

审美文化视野中的花雅之争

花雅之争是中国戏曲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艺现象。花雅之争涉及花、雅两部。雅部之“雅”,具体体现为文雅、雅致与典雅,其总体的审美精神是与素朴美相对的华丽美。花雅之争花部最终取胜,原因既在于其对戏曲通俗性本质的张扬和表演性、娱乐性特征的强调与实践,更在于其审美精神的返朴归真和美学风格的素朴本色。花部戏曲的审美精神和美学风格在创作以及作品中体现得十分显著,文人作家唐英对花部戏曲的改造,花部作品通俗浅近的语言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证。     

从抒情到反思--孙犁创作美学分析

本文对孙犁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进行审美解读,对其审美风格的变化进行界定,认为孙犁创作在美学追求上表现出由早期唯美浪漫主义风格向后期精粹现实主义风格转变的特征。基于风格改变的事实,探求转变的深层因素,认为其审美风格的转变是由作家精神气质的变化决定的,从影响其精神气质的三个主要因素:个人生活境遇、社会历史氛围、文化积累,阐述其精神人格的构成变化,影响和决定了孙犁审美风格的转变。     

现代性视域中的孙犁及其创作

现代性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结构。孙犁及其作品中透露出的对建立现代国家的向往和对工具理性的支持体现了鲜明的启蒙现代性特色,但同时他却对现代国家中的市场经济体系非常拒斥;孙犁及其作品对压抑人自由和幸福的不公正制度和待遇进行了批判,对受压迫和受损害对象的生存状态给予了深切关注和深刻同情,表现出了明显的审美现代性特征。这种体现国族、集体表征的启蒙现代性与表达个体、自我诉求的审美现代性的张力在孙犁为人处事及其创作中都有所表现,但又表现得不甚完满。     

悲美之源——论《源氏物语》的审美情趣

悲美作为最优先的审美价值取向源于《源氏物语》。小说以悲为美，熔写实精神与唯美倾向于一炉，把风雅、幽玄、物哀等美感特征编织在悲美这一文化网络之中，体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     

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     

审美理论建构的新拓展——“内审美”对李泽厚审美理论的超越与发展

王建疆“内审美”理论的提出与建构,是对审美历史中既有的、却又被遮蔽了的审美形态与审美经验的理论概括,是立足于美学史的创造.内审美理论发现了审美的另一世界和中华美学的识别标志；在审美形态上突破了李泽厚的“悦志;;悦神”说；在审美本质上突破了“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命题；在审美功能上超越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救赎理论.内审美具有审美理论与审美实践上的普遍意义,是审美理论研究的新拓展和新境界,预示着未来美学的发展方向,彰显了中国美学研究中理论建构的潜力.     

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

从晚清到五四,伴随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以及现代作家对环境描写的提倡,自然描写作为现代小说重要的理论要素被提到写作与批评的日程上来,这种追求显著地改变了现代小说的审美特征。总括起来,自然描写与现代小说的人物塑造、情感氛围、叙事特征形成了重要的美学关联。     

从审美自律到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概念之反思

作为美学史上的关键术语,“审美无利害”被视作界定审美经验的重要指标.然而,通过考察理论来源和衍变历史,可以发现此概念经历了从审美自律向艺术自律的转变.它始于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侧重行为或动机上的无私,继而在康德美学中被用来区分对美、快适、善的愉悦,由此建构出审美自律.18世纪之后,伴随着艺术领域的确立,“审美无利害”被用来建构艺术自律.它同艺术经验的结合虽然溢出了康德美学的限制,但体现出历史选择的必然性,迎合了艺术自主化需求.20世纪以来,当代艺术实践暴露出“审美无利害”的阐释限度,其与审美经验的关系也被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