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心理到认同建构——多学科视角下的身份认同研究述评

本文从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三大学科视野统合了“身份认同”研究概况。身份认同是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连接点。在心理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强调独特的个体认同与鲜明的群体认同。在政治学学科应用中身份认同先是表现为族群文化身份,而后在民族国家中出现了公民认同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张力,又在全球化浪潮中遭遇多重身份困境。在社会学学科中身份认同研究重视“身份”这一外在化标识,进而从制度安排与社会流动两个角度探讨面对社会身份系统的剧烈变化,群体如何在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回应身份归属问题。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多元文化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

族群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是西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多元文化主义提出“差异公民”概念,重申族群身份并不必然威胁公民身份,族群权只是一种特殊的公民权。族群身份内含认同与差异两个方面的张力:族群认同关注族群的文化归属,尊重并承认族群认同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族群差异侧重族群的权利取向,过分强调族群差异与过分忽略同样不利于国家认同。针对自由主义的普遍公民观、一元文化论和消极国家观,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差异政治、多元文化和积极国家,倡导“和而不同,多元并存”的族群与国家关系。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网络媒介对公民身份的文化建构

公民身份总是与具有文化稳定性与传承性的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媒介得以建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公民身份中的弱势群体如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少数族裔、女性等，经常被歪曲建构，其民族语言遭遇弱化或侵犯，也造成了这些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互联网作为第四传媒，在全球化浪潮中，理应保护民族文化和少数族群的权利，让网民拥有相互交流、平等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从文化的维度建构公民身份，促进民族认同与族群认同，促进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化、世界语言与民族语言、男性公民与女性公民的平等交流，共存共荣。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与混杂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式身份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模式:从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渐次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并先后承担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功能,遂在现代性条件下演变为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文化认同：客家族群认同的表达与实践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意识。族群认同是对自身身份与文化的认同,文化认同是族群认同的本质与心理基础。客家的文化认同通过客家文化结构中的文化要素进行表述,认同作为亚文化的客家文化正是对于中原优秀文化的认同,是对客家族群自身历史记忆与价值体系的认同。客家文化运动,则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实践。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时代挑战与教育应答

公民身份的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一种认知、肯定、接纳,以寻求公民间的"我们感"和对国家的"归属感",包括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在当代,国家公民身份认同受到族群认同、全球化和后现代思想的挑战,呈现出开放性,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国家公民"。这是当代国家公民身份的新定位。适应国家公民身份的这一定位,公民教育需要同时进行政治认同教育、文化认同教育和全球认同教育。     

试论族群认同与文化变迁的整合——对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回"族群的解读

云南香格里拉县哈巴村"藏四"族群在2000年前后经历了对回族身份和文化(主要是伊斯兰教复兴)的"回归",同时引发了相应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于该族群迁徙到当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其文化早已发生诸多的变迁,因此试图用伊斯兰教来规范族群社会和生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相反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使得当地宗教工作几经停顿.如今该族群的宗教回归激情日趋淡化,他们最终明白,藏-回的认同已融入血液之中,难以割舍任何一方.因此,族群认同除应整合多元民族文化和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外,还应注重培养文化自觉.     

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

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不仅涉及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而且涵盖文化沟通与社会整合。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时,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基本的辩证关系:身份的自治与联系、身份的统一与多元以及身份的稳定与变化。国家若要有效保障文化安全,既要强调身份的自治权,又要关注地方与国际社会的意愿,在理性运用权力、努力积累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积极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安全共同体。国家在发展统一性之时,应为族群文化开辟生存空间,保障它们的文化权利与社会公正,缓解民族张力,促进社会融合。国家在维护身份的稳定性时,不仅要注重传统的延续,而且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增进民族自信及其国家认同的感召力。     

从《德伯家的苔丝》看哈代认同的文化身份

本文拟从文化研究角度出发,试图通过对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这部最具代表性的"威塞克斯"乡土小说进行分析,联系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文化身份认同上的矛盾冲突及其社会历史背景,分别从地域文化、社会文化以及宗教文化三方面,观照哈代在这部作品中所认同的文化身份.     

族群发展权视角下的基因编辑技术法律规制

族群发展权的核心要义是保障族群成员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发展而免受侵害、歧视的权利,这是一种基于族群与发展权的内在关联而能够合理证成的权利类型。族群可以划分为自愿族群与非自愿族群,自愿族群成员的自由选择能力与非自愿族群用以维系自身发展与生存的传统都面临着基因编辑技术的冲击,基因编辑技术对族群发展权的潜在影响可能主要是消解族群成员的身份认同。修复型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有限应用于族群,而增强型基因编辑技术存在着消解族群成员身份认同的风险,在现阶段需予以禁止。基因编辑的技术控制路径需要通过多元规范治理予以落实,包括技术规范的自我规训与伦理守则的商谈沟通、国家法的规制、全球层面的法律治理,最终保障族群发展权免受基因编辑技术的控制。     

从遮蔽到敞开——由铁凝的创作看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的身份认同

铁凝是中国新时期文坛上的一位重要的女作家，其女性写作中的身份认同走过了从遮蔽到逐渐敞开的历程。这种身份认同状况与中国女作家自“五四”即已开始的拒绝女性身份的历史延续性有关，更重要的是受其自身所处的新时期社会和文化环境影响。铁凝的这种身份认同历程在很大程度上正代表了中国新时期女性写作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因此，以铁凝为个案研究其女性写作中的身份认同问题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社会认同：多维呈现与社会建构——基于贵州三线建设者的口述史研究

借用亨廷顿对社会身份的分类方法,将三线建设者群体的社会认同分为族群认同、地域认同、文化认同、主观阶层认同和情感认同。通过口述史料我们发现,三线建设初期,族群认同、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共同构成了三线建设者社会认同的主要形态,而到了三线建设中后期直至现在,主观阶层认同和情感认同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三线建设者群体社会认同的建构路径有两条,一条是历时态下的时间轴,另一条是共时态下贯穿始终的"使命感"。时间的变迁反映的是不同时期国家对三线建设政策方针的改变,以及由于大环境的变化带给人们的不同心理体验,并最终折射为社会认同在不同时期呈现样态的转变。而"使命感"则很好地解释了三线建设者群体,无论是在三线建设初期的艰苦条件下,还是在三线建设后期直至现在个人境遇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均对三线建设保持高度情感认同的原因。     

论华裔美国文学的书写策略

华裔美国作家欲颠覆传统的华裔印象,从文化寻根、边缘认同、主体意识等方面形构华裔族群的属性意识与文化身份。作为一种关于"少数者"的言说,华裔文学为建构其族裔属性的书写策略不应仅仅被视为简单的艺术创作,事实上它更是一种建构文化身份,寻求文化认同的"文化政治"行为。     

中国记忆与华裔的身份追寻— — 散居认同理论下的《喜福会》释读

中国故事在谭恩美的《喜福会》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而以家族叙事为核心的故国书写不仅令家丑外扬,更是揭露了旧式中国的诸多弊端,这让作家备受指责.然而,依据霍尔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这些故国往事实为谭恩美对家族史的重构,即在对过去的重述中发现、定位个体当下的位置;但她的书写方式说明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在华裔族群中的断裂,其叙述亦为主流的权力话语所操控.华裔只能站在美国文化的立场之上“回看”中国,其文化认同受制于族裔历史、社会文化和权力等多重因素,呈现出开放、流变和不确定性等特点.因此,小说里的中国故事生动展现了华裔女性如何在断裂与延续、同一性(即所谓的“中国性”)与差异性之间协商与选择,以寻求文化身份的认同,从而解决其所面临的种族身份和社会身份间的冲突与割裂.     

在通向自我认同的途中 ——“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自我”之流变

女性写作中的自我认同是指女性自我的身份和价值在社会文化的整体框架与秩序中的求证和确认."五四"至新时期女性写作中的自我呈现为自我发现、自我失落、自我寻找和自我建构的认同过程,女性写作中的自我所表现出的由社会认同到性别认同再到身体认同的转换和深入,实际上是对男性菲勒斯中心文化颠覆与抗衡的渐次加强,由此女性写作中的主体性逐步得到建构.这表明女性写作的自我认同是对外在奴役的挣脱和主体自由的寻求,其意义在于自我行动的动力过程.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

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交互影响,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三重性: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宪法学的角度、从公民这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出发来考察,传统上系伊斯兰教在内地之主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回族,客观上加快了分化态势.     

族群认同探析

族群认同是一种社会群体水平上的认同,是族群及其文化存在的基础。族群认同的研究应该立足于族群认同边界的持续存在和变化,而不能囿于族群的内部构成和历史。经由心性结构和社会现实决定的行为边界是理解当前中国少数族群认同的有效途径。     

旗袍:中国20世纪初期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

20世纪初期风行于上海的旗袍不仅仅是一件衣着，它还是中国女权文化的一个表征。它通过在女性个人经验层面上对于身体的控制、自身的认同以及身份的确认，使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得以建构；它在社会层面上，通过商品经济、文化层面、政治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认同与肯定，赋予旗袍以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文化意义。从个人经验层面和社会层面对于女性形象的建构可以看到男性目光和男性倡导的作用，可以说新的女性形象是在男性倡导下建构起来的。这使中国女权文化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文化冲突下“自我”与“他者”的探求——解析《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女性形象

托尼·莫里森的作品大多着力描绘白人强势文化与黑人族裔文化冲突下,黑人女性对其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困惑与迷茫。在此运用弗洛姆的人性异化论,着重分析《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遭遇的身份探求困境,其中的大多数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徘徊于主流文化之外。黑人女性只有保持"自我",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才能保持人格与人性上的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