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的哲学纷争

在科学划界问题上 ,亚里士多德的“确实可靠性”标准随着古典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失败而失败 ;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标准因“意义”本身的难以确定性而告终 ;波普的“可证伪性”标准因库恩、拉卡托斯等人的批判而削弱 ;受相对主义的影响导致“消解划界标准”思想的产生 ;萨加德、帮格的“多元标准”强调“科学特征”在科学划界中的重要性。研究科学划界需要弄清划界的背景及科学划界与科学界定、评价的异质性。     

科学划界标准的发展及其解决

什么是科学?科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有没有明确的分界线?人类自从朦胧地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存在及其价值之后,就开始了对科学划界问题的探讨.本世纪以来,科学哲学界关于划界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本文将着重讨论这方面一些代表性论点的演变及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并进一步阐述笔者对此问题解决的思考.绝对划界标准的失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绝对的分界,可以用简单的尺度或标准来衡量.人类最早的观念把知识看作是用理智的力量或是靠理性的证据、经验的证据证明了的知识.而科学知识与其他信念的根本区别也正在于证明与否.在古代希腊,巴门尼德等哲学     

科学划界标准的三次历史性转折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人类思想史上,围绕科学划界问题,形成了三次历史性转向:第一次历史性转向,起始于16~18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束于19世纪中叶的早期实证主义,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从无界到有界;第二次历史性转向,发轫于19世纪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对科学与形而上学何以成为可能的沉思,集中表现于20世纪中叶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知识体系验证方法、科学命题的社会功能及科学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试错性及相对性问题的探讨;第三次历史转向,开始于20世纪中叶,导致了传统科学划界观由绝对到相对,由相对到"消融".科学划界标准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给予我们深刻的方法论启迪:首先,科学划界观的不断发展演化反映了人们对知识领域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其次,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使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认识日益深入;最后,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有助于丰富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认识.     

科学划界的历史演变

科学划界问题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各派对这个问题都有所涉及和回答,然而答案却各不相同。从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的绝对经验标准,经实用主义的相对标准,到无政府主义和后现代哲学的消解标准,划界标准越来越模糊。而科学实在论又扛起科学划界的大旗,建立了多元标准。     

科学划界问题:回顾与启示

科学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从逻辑主义的绝对标准到历史主义的相对标准到消解主义的没有标准,再到新实在论的多元标准,划界问题经历了诸多变故。鉴于科学的巨大社会作用和伪科学的诸多危害,划界问题不能被消解。     

从历史角度看科学划界

划界问题是西方科学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划界行为具有社会和政治后果.不考虑历史维度的纯逻辑研究割断了科学的完整历史,在理论上造成缺憾,并导致现实的困惑.西方科学哲学在划界问题中走不出片面和困境的原因之一是他们混同了标准与判据.划界标准立足于科学的本质,据此形成划界的充分必要条件,但不能对此提出"足够精确,便于操作"的要求.划界的判据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判定依据,在整体上体现出科学与非科学认识论意义上的差别.     

科学划界：从有标准向无标准的演变研究

本文着重追溯了科学划界标准问题的历史渊源及其演变路径,粗略地勾勒出了科学划界从有标准向标准的消弭。     

经验论的兴衰对科学划界标准的影响

正确理解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是保证科学的纯洁性、维护科学尊严的重要前提,同时对科学研究对象、方法的正确选择,科学成果的教育、普及,社会发展中其他原则的确立,都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划界标准长期处于争论之中。这一重要标准的确立与许多因素有关,本文较系统地分析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经验论的兴衰变化对它的影响,试图为正确理解这方面的理论成果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点理论上的帮助。     

科学划界:从清晰到模糊

本文梳理了20世纪关于科学划界的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揭示了科学划界从清晰到模糊的发展趋势和科学划界问题的现实困境,试图讨论当代科学划界问题的恰当研究方法,并提出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进行“软划界”,对科学与伪科学进行“硬划界”的观点。     

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兼论科学与伪科学的界线

一、为什么必须关注划界问题:划界问题的意义 "划界"问题,即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始终是科学哲学中困扰人的一个举世难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要分析清楚科学不同于其他任何非科学的观念形式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划出一个界线来回答"科学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引发出科学哲学中的许多相关问题,因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同时这一问题对科学的正常发展,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对于在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中宣传和普及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科学的根本精神是主体间的批判－－兼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

从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看 ,科学的根本精神是主体间的批判 ,这种精神亦可作为科学与非科学划界的标准。同时 ,应批判西方科学哲学关于科学与非科学划界问题上的种种形而上学和非理性主义的错误观点     

关于精致证伪主义的质疑

拉卡托斯认为预见力是科学划界的惟一标准,科学评价是客观性的。预见力不仅具有不确定因素,而且没有认知效能,所以把预见力作为科学划界的惟一标准,难免有些偏颇;既然评价是主体关于客体有无价值的判断,那么就不应该否认科学评价的主观能动性。     

冯友兰与维也纳学派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新理学与程朱理学、新理学与新实在论的关系多有探讨,但对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则研究不足。本文旨在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研究冯友兰的新理学与维也纳学派哲学的关系,并重点就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究竟什么是形上学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科学与哲学(形上学)的划界 维也纳学派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维也纳大学为活动中心的一个哲学团体,后来成为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代表。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石里克、卡尔纳普、魏斯曼等。维也纳学派继承了实证主义的传统,其目标是要把所谓的“形而上学”从科学中驱逐出去,同时他们也以“拒斥形而上学”作为自己哲学活动的纲领。怎么把“形上学”驱逐出去呢?他们认为只要把科学与非科学(包括形上学)的划界问题解决好,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么,划界问题如何解决呢?     

《冲突与协调——科学合理性新论》阅评

科学合理性问题即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它是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学派的观点不一致、争论激烈,逻辑主义的观点认为,存在一个评判科学理论的合理性标准,它是客观的、中立的;而历史主义的观点则认为,不存在超历史、超科学的合理性标准,实际中的理论评价标准随科学本身的发展而变化.     

游艺对“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游艺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的一个侧面

游艺在对儒家天道观诠释和构建过程中,对"科学"和"伪科学"进行了划界:把天文测算与吉凶占候区分开来;把地理观察与风水堪舆区分开来;把"科学"含义上的"数"与吉凶含义上的"数"区分开来。在他之前,徐光启、熊明遇、方以智都曾对占验文化进行过批判,使其划界工作有了理性自觉的思想基础。而这种划界,又使他构建的儒家天道更加倾向于科学天道,使儒学天道在不放弃人文理性的前提下,达到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的和谐。这种划界,既符合其研究天文历法的主旨,也对应于天道和人事联系的理性内核。当然,他的划界也具有不彻底性,其根源在于:他的科学理性和儒家性命文化中与占验有关的内容有融合的成分;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     

论亨普尔的科学观

亨普尔的科学观是以逻辑经验主义为其基本立场,以数理逻辑为其科学研究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对科学的结构与功能、科学的形成过程及其合理性、进步性的根据进行深入探讨,从而达到进一步改进科学,为科学的发展服务的目的。他的科学观指引他对科学的重要问题进行深入系统逻辑严密的研究,其所有作都是围绕对科学问题的研究展开的。他放宽了经验主义认识观的范围,指出在方法论中对科学目标的解释存在一个从语义的本体论到认识论地相对化的转向,逻辑经验主义认识意义标准具有整体论的倾向;在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上他试图融合历史的和逻辑经验主义的观点。     

伊·拉卡托斯的划界观及其政治向度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1922—1974)以其精致证伪主义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享誉当代科学哲学界。而他关于划界标准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论述,却较少为人重视。笔者以为,这是一个缺憾。就像波普的证伪主义有其反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背景     

科学合理性的逻辑进路

本文对科学合理性的工具理性传统作了疏理.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新实在论、后哲学文化等现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主要流派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探索的逻辑进路的分析,发现当下主流思想意识领域呈现出的唯科学论与反科学论两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争论的实质,并非简单地消解科学理性,而是试图重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即由纯粹的客观理性、简单的工具理性,向客观理性、工具性的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综合理性方向挺进,从而呈现科技与人文、真理与价值的相得益彰.     

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兴起及其意义——从逻辑的观点看

从次协调逻辑的视角看,作为科学哲学中心问题的合理性、进步、真理三者统一于协调。合理性在于协调性,协调是进步的理想状态,一个理论被称为真理,是因为它具有较大的协调力。因此,合理性标准、理论进步标准、真理标准三者实际上可以统一于一个标准,即协调力标准。这就是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精髓或本质。次协调型科学哲学的兴起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应当关注科学发展前沿问题和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其发展方向是密切联系科学思想史研究分科化的科学哲学;其发展道路是致力于促使各学科和学科各分支之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开创有特色的中国科学哲学发展新局面。     

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进步模式新探

科学进步及其标准问题是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哲学研究的重点及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综观现代科学哲学的历史,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真理"模式到劳丹的"科学→解决问题"模式,尽管反映了对于科学进步问题的认识发展,但均未超出认识论领域,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由于它们忽视科学的社会性与实践性,因而无法根本解决科学进步的合理性问题.科学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本文在扩展劳丹"真理与价值相通"思想和发掘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为目标的"科学→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