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势力入刑之合理性思考与具体设计探析

恶势力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扫黑除恶"的紧张形势,但是想要达到治本的效果,需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因此,基于填补刑法立法缺陷和实现对黑恶势力阶梯式打击的需求,有必要将恶势力纳入刑法领域,而且,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和司法解释已为恶势力入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将恶势力纳入刑法,可使恶势力这一概念更具明确性,实现罪当其罚,进而避免恶势力犯罪的拔高认定.具体完善方案可在刑法中增设"组织、领导、参加恶势力罪",从而实现对恶势力犯罪的精准打击.     

民间高利贷刑法规制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以非法经营罪规制情节严重的民间高利贷行为具有必要性、合法性和一定的合理性，但为了防止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罪”，有必要制定司法解释，明确民间高利贷属于“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或者增设高利放贷罪，规定高利放贷的罪与刑，确保适用法律统一，实现类案同判。同时，依法惩治因民间高利贷引发的犯罪行为，加强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有效防治高利放贷。     

刑事实质何以刺破“套路贷”民事外观之面纱

"套路贷"就是以民间借贷为幌子,利用民事证据规则结合暴力索债等手段,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由于"套路贷"披着"合法"民商事行为的外衣,公安机关不敢轻易介入,而法院依据民事证据规则也无法将其揭穿。刑事认定注重内在实质、整体评判,而民商事一般以外观形式为准,对于"以民事外观为幌子实施的犯罪",要立足"常识、常情、常理"综合分析并抓住矛盾主要方面,敢于以刑事实质刺破民商事外观的面纱。"套路贷"不宜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而应认定为侵财类犯罪。程序上,既要反对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又要防止"一遇到经济纠纷就撒手不管"的消极现象。同时,办理此类案件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对公安和法院的监督、协调作用。     

民间高利贷入罪的合法性论辩与司法边界厘定

“放贷型高利贷”是1998年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禁止的非法发放贷款行为,情节严重者契合刑法第225条第4项的文义射程,司法对其入罪于法有据。否定者未作“个贷型高利贷”与“放贷型高利贷”区分,全盘否定民间高利贷入罪司法的合法性不能成立。“放贷型高利贷”的入罪标准（情节严重）可根据“同类解释规则”,参照同级事项的“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把握,升格标准（情节特别严重）可依“情节严重”起点数额的5倍确定。     

论民间借贷的立法规制

当前民间借贷中高利率和非法集资等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亟需规制。反思现行法律制度,立法失当、立法空缺同时存在,不利于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化。规范民间借贷市场,应采取灵活的高利贷认定标准,加强对借贷活动过程的规制。通过专项立法规范企业间借贷行为,并理顺相关立法内容。对企业社会集资的规范,应改现行非法集资的客观认定标准为主客观结合的认定标准,将有合理融资需求的集资纳入《证券法》规制范畴。增加专门立法规范民间合会与借贷中介机构的运作。     

论信用卡犯罪的刑事法律规制及其完善——兼谈对信用卡犯罪《刑法修正案（五）》及司法解释的理解

为了遏制信用卡犯罪的不断增长势头,我国的《刑法》《刑法修正案（五）》以及《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共同构成了当前我国信用卡犯罪的刑事规制体系。当前信用卡犯罪刑事规制的特点是：信用卡犯罪的罪名体系经拓展后更趋于完善,犯罪行为按照信用卡的制卡流程进行规制更趋于全面,定罪标准具体明确更趋于精细化。然而,信用卡犯罪刑事立法在犯罪主体和经济犯罪立法模式方面还存在不足,需进一步完善。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探析

民国时期,广西农村商店放贷主要有现金放贷、赊销、典当等方式。和其他民间借贷方式相比较,商店放贷利率较高,债户还债方式受市场影响,债户赊借时间不确定但还贷时间确定。商店放贷是高利贷与商业资本相结合的方式,它直接导致了农民深受沉重经济掠夺并为商业资本所控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满足了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

在我国,刑事司法关系是办案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的权力配置和运行关系.1949年以来,刑事司法关系在实践中经历多次调整,在规范层面逐渐形成了“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基本原则,并上升为宪法规范.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客观上调整了国家权力构造,使刑事司法关系从一元构造转向“调查—检察—审判”和“侦查—检察—审判”的二元构造,进而再造了公检法关系,又规范了监检法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关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刑事司法关系的调适,可以更好地强化权力制约、加强人权保障和提高任务效能.     

黑恶势力犯罪的治理模式构建

新时期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出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犯罪领域扩张、犯罪性质复杂等新的态势,以管制、制裁和运动式执法为特征的传统犯罪惩罚模式已难以有效应对。2018年1月出台的《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要求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的主体更加多元、方法更加丰富、程序更加规范,取得更好的犯罪控制和预防效果。贯彻中央政策,适应现实需求,应从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精准适用刑事制裁手段、重视对犯罪人的社会矫治、消除犯罪滋生的环境等方面构建黑恶势力犯罪治理模式,对处于不同阶段、具备不同行为特征的黑恶势力犯罪予以分层次打击、分情况处理,尤其要将治理黑恶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双管齐下,切断犯罪的社会情境供给。     

民间借贷利息裁判标准研究——基于南京地区十年间终审判决书的整理与分析

民间借贷因手续简便、方式灵活、交易成本低,为大量急需资金而贷款无门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提供了便捷的资金融通渠道,而利息比例的高低则成为民间借贷中的核心问题。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利息裁判是一个法学理论长期忽视的问题,却又是司法实务操作中经常面临的问题。本文拟针对南京地区近10年间计714份民间借贷终审判决书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作出有价值的探索。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的刑法学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要比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显得沉寂许多,这是当下刑法学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反映.理论的自我封闭使得其无法对立法和实践产生应有的影响,其原因既有学者们淡化了社会责任感的原因,也有有关部门不重视理论的因素.刑法学理论与刑事司法政策的研究都需要理论和实践部门取得共识.刑法学研究应当回应社会的需要.关注司法实务中的问题.刑法理论研究与社会发展相联系才能发挥其作用.     

论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

刑事诉讼中的管辖是指公安司法机关立案受理刑事案件的权力。幅员辽阔、刑事案件种类繁多 ,使刑事诉讼的管辖呈现明显的复杂性。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的管辖问题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有关司法解释也尽可能对此作了细致的规定 ,但是刑事诉讼关于管辖的规定具有非绝对确定性。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影响 ,司法机关行使刑事诉讼管辖权时还有一定的功利性。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为追求刑事诉讼程序正义、结果公正 ,在司法实务中已经对刑事管辖权提出异议。故笔者不揣冒昧 ,就确立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的理论依据…     

食品安全权益刑法保障研究——以两高涉危害食品安全司法解释为视角

在我国食品安全现状日趋严峻的形势下,2013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了严惩食品安全犯罪,通过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认定、量刑标准以及统一法律适用等有关刑事立法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细化规定。但纵观我国刑法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相关规定,往往是以事后应对为主,适用范围过窄的同时,对食品安全的事前风险预防性未予全面考虑,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调控不力的困境。文章主要试就加大食品安全犯罪的惩处力度,完善相关刑事立法略述已见,以期促进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健全。     

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司法规制重塑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完善、行政法规缺失、司法能力不足,不宜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来决定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应由国家统一制定利率上限,也即我国宜采用法定上限模式。该上限应由最高人民法院与人民银行联合定期制定,发布"固定但变动"的利率上限。这一固定但变动的利率上限模式与国际做法相接轨,兼顾稳定与效率,契合当下的司法现状,为我国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最佳规制模式。     

和谐语境下刑事和解制度的中国模式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武,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价值功能,与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相融性.在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刑事和解应主要集中在审查起诉阶段,采取人民调解委员会模式.     

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规制

高利贷行为应否入罪、如何入罪,须依据我国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在准确界定高利贷行为内涵的基础上,针对普通高利贷和暴利贷两种不同类型,从形式层面进行民事、行政和刑事的违法性判断,从实质层面进行公平、自由与效率的价值评价和选择,以寻求高利贷行为入罪的正当根据。普通高利贷具有民事违法性,刑法不宜介入,但可追究催讨强索高利贷等衍生行为的刑事责任;暴利贷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的行为,具有行政违法性,但并不符合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前置法条件,因而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但可通过对催讨强索等高利贷衍生行为的刑法认定,追究高利贷者直接实行或参与实施相关犯罪的刑事责任。     

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的挑战和超越

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刑事和解制度,在本世纪初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各地司法实务部门也就试行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这一新型刑事司法模式必然给现行主流刑事司法制度带来冲击和挑战,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理论上面临挑战关涉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学理论基础,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和障碍直接关系到这一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和其功能能否得以有效发挥.对有关刑事法理论原则的相对性认识,成为妥善应对刑事和解制度面临理论上挑战的良好视角;以制度创制和制度完善,应对刑事和解实践中面临的挑战,统一和全面推进刑事和解实践.     

民间借贷风险的法律规制

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在服务民间融资、推动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体制、制度、监管等多方面的原因,民间借贷面临着直接、间接两个方面的风险.市场无法自行化解这些风险,政府应当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在体制、制度、机制各层面强化、完善对民间借贷风险的规制.     

构建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探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以恢复性司法为诉求的刑事和解,兼具程序与实体的特性,应贯穿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形式.     

新加坡《放贷人法案》及其对我国民间借贷立法的启示

为加强对弱小借款人的保护、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新加坡于2008年通过了《放贷人法案》修正案,并在2010年对其进行了重新修订。该法案主要规定了放贷业务的领牌、运行、监管和诉讼等制度。我国放贷人法案尚未出台,调整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主要分散于各种层次的法律法规中。我国有必要借鉴新加坡《放贷人法案》的规定,在民间借贷准入、运行、监管和退出四个方面建构民间借贷的立法体系,制定统一专门的法律,以促进民间借贷健康发展,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