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的变迁

在当前的农村问题研究中 ,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频繁引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一书中的概念。这体现出当前这些研究的基础仍停留在费先生所言的转型前的传统社会上 ,而自 1 978年以来 ,中国社会转型① 的快速推进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作足够的研究便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本文试图在对中国乡村社区记忆作一纵贯考察的基础上 ,来把握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变迁的特点。一、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研究的两条路径　　社区记忆这一名词是学者在考察 80年代初以来的某些村庄时 ,发现有些村庄一反宗族复兴的盛况 ,既…     

村庄重组与和谐乡村社区的构建

村庄重组使得和谐乡村社区构建在面临更多机遇的同时,重组后村庄社区也会遭遇诸多发展困境,和谐乡村社区构建面临着更大考验。坚持村庄以民为本,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机制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区文化认同,这是重组后村庄社区构建和谐乡村社区的必经之路。     

在地艺术的文化记忆重塑与权利话语重置——以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例

文化记忆是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所特有的可重复使用的全部文字、图像和仪式的集体记忆。以艺术作为记忆媒介,以节日作为记忆传播方式,在地艺术成为文化记忆的存储器,收录了那些不在场的记忆,同时又面向未来,帮助当地社区重新确立文化身份。在地艺术项目改变了艺术家与当地社区的权力结构,将当地社区置于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参与的积极性,从而真正激活了地方文化。当前,我国正处在大力推动传统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时代,以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节为代表的在地艺术项目提供了一种社区发展、乡村振兴的全新模式,可供我们借鉴。     

农村非治理精英与农村社区发展

20世纪90年代“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村庄中非治理精英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一群体的研究一直为学术界所忽视。特别是在弱社区记忆的传统村庄中,非治理精英对农村社区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带动扶持、参与乡村治理和彰显社会示范方面,当然这种作用也存在局限性。制度的规范和完善、政府层面的政策保证可以使这一群体在法理化的条件下对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发挥更充分、长足的作用。     

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理解村庄性质的基础是理解村庄历史的性质和理解村庄精英的性质。中国现代化建设所引致的农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变迁 ,使得村庄历史出现断裂 ,过去一直以长老权威和习惯法进行治理的乡村社会已经为现实的利益所支配 ;同时 ,农村社会分化的程度不同 ,所引致的政治、经济、社会分层便有不同的表现 ,这种不同表现为村庄精英的性质及其在村庄舞台上的表演作了定性。以社区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因素为主线 ,可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全方面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与乡村社区重建的理性选择

村庄兼并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次重大社会变迁 ,村庄之间的重组不是自然地理空间的简单叠加 ,而是村庄社会内部诸多关系的重构。村庄兼并给乡村社区带来更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使乡村社区面临更多的发展困境。坚持以人为本 ,全方位多层次进行村庄社区整合 ,进而实现村庄社会的整体认同 ,这是兼并后村庄社区得以重建的理性选择     

乡村社会交换的演变及其生成逻辑

乡村社会交换伴随着乡村变迁而发生演变 ,这一过程离不开乡村社会特定文化情境的切换 ,不同的社会秩序格局及由此衍生的社会信任基础孕育催生社会交换的演变 ;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实际展开又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进行 ,社会交换所赖以展开的社会资本因经济形态不同而发生质的变化 ;村庄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出也是导致乡村社会交换演变的重要根源     

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的变迁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研究的两条不同的路径 ,接着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的变迁进行纵向考察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社区记忆变迁的特点 :社区记忆力从强到弱 ,社区记忆的丧失从被动转向主动 ,社区记忆变迁的动力从政治权力转向市场力量以及社区记忆的功能从认同转向功利。     

村庄边界的多元化——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的冲突与共生

本文通过对中国东部和南部超级村庄的个案研究,描述了在这类村庄中出现的经济边界开放与社会边界封闭同时并存的现象,指出现阶段的超级村庄正是在二者的冲突与共生中得以发展的。文章强调,超级村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区形态。在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这种社区形态及其文化有没有持续发展的根基,仍有待时间的验证和理论上的探讨。     

乡村文化的衰落与留守儿童的困境

留守儿童问题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其不仅是政策问题、制度问题,更是文化问题.面对现代文化的冲击,现实中的乡村文化与原本的传统文化、乡村历史记忆出现了断裂,农村陷入了较为严重的文化危机、伦理及秩序危机,乡村文化的衰落,乡村社区缺乏生机与活力,乡村文化价值体系的解体,直接导致了乡村儿童精神世界的荒芜,加剧了留守儿童身上所表现出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解决此问题,我们需要从重建乡村文化和加速城市化进程两个方面展开努力,通过建设乡村公共文化、发展集体主义理念、重建乡村认同、改革乡村学校教育、协调城乡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城市社区中随迁老人的融入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记忆与社区融入的二维分析框架

随迁老人的产生与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随迁老人离开自己长期居住的乡村,随子女寄居于"陌生的"城市,其能否顺利地融入城市社会,事关个体的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基于社会记忆功能与社区融入维度的二维分析框架,根据对南京市三个社区的随迁老人以及社区工作人员的多次深度访谈,着重分析随迁老人所保留的传统乡村社会记忆对其逐步融入城市社区所存在的诸多障碍。社会记忆的可建构特征为其整合功能、认识功能、规范功能、传承功能以及批判功能的发挥,并推动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区提供了理论支撑;社区融入的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与身份认同四个维度的划分为随迁老人融入城市社会提供了可操作路径。     

乡村社会记忆的功能转向及其思考——以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

本文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资本视角,以徽州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徽州历史档案为分析对象,剖析传统乡村社会记忆与文化资本的密切关系,描述传统乡村社会记忆的文化资本质性,在此基础上揭示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记忆的经济资本转向及其具体表现,并从中获取有关合理利用徽州历史档案、适度开发乡村社会记忆等方面的有益启示.     

社区传播与乡土社群文化建构

文化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本研究以苏中地区X镇乡村社区中的健身舞活动为个案,以社区传播理论为分析视角,将健身舞文化传播的运作置于乡村社区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及日常生活实践中,通过集体记忆、情感说服、精英动员及收编合作等层面的实证分析,考察这一乡村社群文化的传播情境、过程及效果,并深入发掘其中不同行动主体的角色互动及关系模式,探索当前乡村社群文化的发展对重塑乡村文化认同所产生的作用与意义。     

乡村生活现代化：城乡融合视角下的消费空间变迁

消费空间的演变构成了乡村居民生活现代化的重要维度。21世纪以来，随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不断完善，中国乡村的消费空间呈现出村庄内的聚集与村庄外的辐射两个相反的变化趋势。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日益向村庄之内聚集：村庄内的消费结构已经由集市为主，演变为坐商为主、集市为辅；另一方面，乡村居民的消费亦向村庄外辐射：县城已构成乡村居民消费的日常空间，同时电商成为乡村居民消费的重要渠道。中国乡村逐渐打破了传统的“村-镇-县”三级消费空间体系，形成“日常消费在村庄、高级消费在县城、便利消费在线上”的新型消费空间结构。乡村消费空间的变迁，深刻改变了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推动了乡村生活现代化，表现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流动性、现代性与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基于CLDS2016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CLDS2016年调查数据,考察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村的流动性及其现代化进程对乡村建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村庄的流动性与现代化进程与村庄建设意愿显著相关,并影响村民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第二,农村居民的现代性不断增强,个体化程度不断提高,乡土性逐渐衰弱,导致乡村建设参与意愿下降;第三,流动农民工中的返乡村民有着更强的乡村建设参与意愿。实证结果表明,乡村的流行性和现代化过程对村庄公共精神的影响是复杂的,要实现乡村的重新整合,既要继续乡村的现代化,实现村庄由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过渡,又要促进流动农民工返乡就业,从而重建社区共同体。     

农村社区养老的文化合理性

面对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传统家庭养老保障遭遇系列困境的客观现实,推动农村社区养老发展不仅必要,而且切实可行,具有文化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具体表现在符合乡村共同文化习俗、促进乡村社群文化发展、强化社区合作和制度信任、维持社会资本以及特殊的医疗文化有利于减轻老年人心理负担五个方面。最后从发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文化发展投入、促进民间公益组织发展三个方面对推动乡村文化发展进行了探讨。     

从新学教育看近代乡村文化的衰落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城乡一体。近代兴学以来,新式教育机构密集于城市社区,基本上将乡村排挤出去,乡村精英源源不断地脱离乡村向城市集中,乡村整体上的文化水平陡然下降,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模式开始出现裂痕,久已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乡村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而且在事实上将乡村社会推向了日益崩溃的深渊。     

合作社组织与乡村公民共同体构建

转型中乡村存在着诸如农民个体化、共同体意识弱化及乡愁不在等村庄被撕裂的“碎片化”现实。因而,“统合”就成为乡村建设一个必然论题。从社区经济-社会角度看,合作社兴起与发展为“统”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以具有社区基础的合作社为依托,在增加农民经济收益前提下统合村域社会,并在此中实现社会的“利益表达”“利益集结”和村社共同体重建。当前许多村庄实例也都表明,合作社在村庄治理,如滋养社区公共性、恢复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和缓解农民焦虑感等方面,不仅可以而且也能有所作为。     

转型期村庄的文化变迁——基于专业分工的分析

用专业分工的分析框架来阐释村庄文化的变迁是一个新的尝试。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相应的市场扩展,将村庄原有的封闭的文化格局打破了。随着乡村自治结构的逐渐解体,村庄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社会分工之中,村庄的政治治理、社会交往、民间信仰、价值观以及婚嫁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与经济结构有相互契合的关系,文化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在专业化分工扩展的情况下,文化的变迁是为了适应进一步分工的需要,降低交易成本。从政治治理、社会交往、民间信仰、价值观以及婚嫁观念五个方面,足以论证村庄文化的变迁是适应村庄专业分工需要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