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理决狱"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义理决狱”是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运动中的一次升华,是儒家的精神和原则在司法领域内的具体体现。“义理决狱”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司法审判的标准,以调解为手段,以宁人息讼为目的,在调解和息讼中都贯穿着教化的原则。     

从家庭纠纷之讼看清前期地方官的司法审判——以《牧爱堂》相关案例的考察为例

司法审判是清代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职能,其判决依据是多方面的,通常主要为国家成文法即大清律例,以及儒家传统思想、民间习俗和民众的习惯、人情等,即概之为法、理、情。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各项依据所占比例是不同的,本文通过对赵吉士《牧爱堂》中家庭纠纷案件的分析,发现地方官吏在案件判决时,以国家成文法为依据,先判断其是非对错,在此基础上,参考情理原则和民事习惯,以达到情理法的平衡,从而在司法审判上尽力做到公平。     

试论党的人民本位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体现与发展

民本思想是多彩多姿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主要精华之一。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由于受到阶级性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为群众利益着想,尽管其民本     

权力制约视角下的宋代司法运行机制

宋代为实现司法权制约之目的,设立多元并列的司法机构,分散司法事权,加强权力制约;完善监察机构,注重司法监督与管理;设立缜密的司法审判程序与司法审判制度,防止冤滥;重视司法官的选拔与任用,并对其从制度上进行严格约束。此外,宋朝历代皇帝通过直接干预司法审判来强化对司法权的制约和控制。这一系列举措是宋代司法权受到制约的保障,也是宋代司法走向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传统和谐思想与中国古代司法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对古代司法审判影响很深,它主要表现在司法中注意防止和纠正冤案、错案;注重情理法相结合;允许亲族相讼;互相制约的司法机构设置;注意保护弱者的权益;重视教育说服和息讼等六个方面.和谐思想是中国古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     

宋朝对大理寺审判的约束机制

大理寺作为宋朝中央最高审判机构,在宋代的司法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理寺的司法审判是其诸多职能中最主要的职能,然而在宋代司法与行政区分不甚明显的政治体制下,大理寺的司法审判常常受到皇帝、中枢机构(宰执)、权臣的制约与干预以及御史台、刑部、审刑院、纠察在京刑狱司等监察机构的监督与驳正.在这种"上下相维,轻重相制"的政治环境中,大理寺很难做到依法独立审判.     

浅析宋代息讼观下的民事调处

宋代民事诉讼中,受到"息讼"思想的影响,审判官们往往把"息讼"作为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调处成为息讼的主要手段,可为今日构建中国法治之路所借鉴。     

宋代考试制度对司法官员知识结构的影响

韦伯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司法官员是非专业化的,因而司法审判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西方则与之相反.通过对宋代科举考试和法律考试的内容进行考察,可以发现通过科举和法律考试选拔出的司法官员基本具备了较好的"法理"知识和法律基础知识.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宋代司法官员的知识结构能够满足宋代司法审判工作的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德治思维与借鉴

"德治"思想在我国最先是由儒家提出、完善,并且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在我国古代法制文化、法制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的"民本"、"德主刑辅"等思想更是对封建社会条件下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突出体现在各个朝代的立法思想、司法审判等一系列古代社会的司法实践中,而其中的一些思想闪光点和经验对我国现如今积极倡导建设的"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更是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儒家和墨家的“仁”“爱”之争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一种自然思维,强调以血缘为纽带,具有现实性;墨家的兼爱思想则是彻底地社会化的,要求人与人之间不分亲疏地彼此相爱相利,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不过,儒家的仁爱思想和墨家的兼爱思想并非决然对立,而是互相通达的。     

荀子:孔子之后最彻底的儒家——论荀子的仁爱观念及社会正义观念

荀子基于儒家思想,提出了一套社会正义理论,其中,儒家的仁爱观念具有特别关键的意义。作为儒家的荀子,其“仁爱”观与其“性恶”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迄今为止人们未能触及的问题,有人甚至认为他根本就不算儒家。其实,荀子正是用“仁爱”来说明一切问题的。他明确提出了“仁爱始于自爱”、“爱则利之”、“仁爱中的差等之爱导致利益冲突”(此即所谓“性恶”)、“仁爱中的一体之仁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等一系列思想理论,由此贯通了中国正义论的若干最基本的理论环节。由此看来,荀子堪称为孔子之后最彻底的儒家。     

日本裁判员制度之理性分析

国民参与审判活动是民众对法官行使司法权的一种制衡,是实现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保障。日本此次通过的《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法》亦是为了确保参与审判的国民真正享有作为审判人员的应有权利,实现民众对职业法官权力行使的制约。笔者于文中对日本裁判员的权利、选任程序及审理案件的范围进行了分析,以期益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之改革。     

论司法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

司法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二者之间存在着彼此互动的关系 ,记者与法官在解纷息讼时所发挥的作用而引起民众的误解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 :法失去应有的权威、司法难以独立等。应正确处理司法新闻监督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并做到 :司法新闻监督不得越权 ,以免造成新闻审判 ;出台新闻法以规范司法的新闻监督 ;提高司法新闻监督从业人员的素质 ,走专业化之路     

论清初思想家对王阳明心学的改造

王阳明的心学是儒家心学发展的高峰。儒家心学导源于孟子的心性之学,到宋代陆九渊发展成为独立的学派,与程朱理学相并立,成为宋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份。儒家心学自王阳明之后而衰微,但它对我国哲学的发展和民众心理结构的影响却是十分深刻的。因此不能简单把它当作唯心主义而加以全盘否定,应当科学地研究它。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与教化民众思想的统一

儒家顺应民意思想的根据在于民意与天意的一致;顺应民意的方针有以民为本、富民、均平等。儒家教化民众思想根据在于儒家的性善论,儒家认为人的智力不同,大量的人都需要经过学习即教化方可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教化民众的方针有先富后教、先正己后正人、德主刑辅、有教无类等,教化的目标是让人都成为"仁人"。儒家顺应民意思想使儒家思想成为代表全体民众利益的学说,儒家教化民众思想开启了一条正确的治理人民的道路,为国家提供后备人才。顺应民意是教化民众的前提,教化民众是顺应民意的补充与提高。     

儒家管理思想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儒家管理思想虽然具有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但其中反映管理一般规律的某些思想则具有长久意义;“仁爱”、“和谐”、“中庸”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适应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主体、管理目标与管理方法;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自觉运用儒家管理思想,对于创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体系、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水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宋代州府司法的理性化悖论

合理性和形式性是马克斯·韦伯理论体系中用于描述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行动是否遵守内在规则的两个概念。从司法理性化理论层面考察,宋代州府司法在机构权限范围划分等体制层面展现出形式合理性特质,而在审判过程方面则表现出实质合理性风格。立足于宋代司法制度发展的历史背景,可以看出,这种司法体制与审判过程之间的合理性悖论,是宋代司法制度建设中所形成的儒法冲突的产物和体现。     

略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原因及现实思考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顺理成章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伦理、道德乃是国家治理中更为根本的因素 ;中国古代法官并非法律家 (lawyer) ,处理案件只是其行使行政职能 ,是治理民众的手段而已 ,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不利于严格依律司法精神的形成 ;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法律与诉讼避之唯恐不及 ,这种心理必然会对司法产生有力的制约 ;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重的复古倾向 ;州县官员们在司法判决中所反映的浓重的说教色彩 ,是父母官们道德优越感的必然体现。中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现象似乎已成为过去 ,其实不然 ,在一定的程度上 ,旧的观念依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负面影响 ,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 ,法治之路之所以艰难 ,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人包括法律人缺乏对法治的信仰所致。     

转型期弱势群体犯罪的刑法适用与民意

我国现处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多社会问题。弱势群体犯罪在很大程度上是现实社会问题的征表,易引起民众的广泛关注。民众普遍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原因表示同情,对弱势群体犯罪的关注已经不限于案件事实及其法律适用,而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制度的不满。民意对刑事审判施压,客观上影响了刑事审判。对于弱势群体犯罪的审判,牺牲法治、顺应民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有利于化解舆情、缓和矛盾,但从长远来看,对法治社会的构建却是有害的。民意与刑事司法的冲突和磨合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必然面临的问题,孤立地谈司法应摆脱民意的干预没有现实意义,而是应营造合理的环境来实现刑事司法与民意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