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

中国是抗击世界第二号法西斯强国日本的主要力量和主要战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战场。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同阶段抗击的日本兵力虽然有所变化，但经常抗击着７０％以上的日本兵力，最多时达９４％，最少也在５０％以上，毙伤的日军亦占大战期间日军毙伤总数的７０％以上；中国抗战挫败了日本“北进”和“南进”的世界战略，拖垮了日本的战争基础，有力地支援了盟国的反攻作战，对打败法西斯国家集团在东方的支柱日本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于百团大战的几个问题

“百团大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行动，得到了宜昌战场正面作战的直接配合，而百团大战对敌交通干线的凌厉攻势又沉重打击了日军，吸引了日军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百团大战使日本被迫放弃对中国的速决战略，从而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发动。百团参战并非事先确定，而是大战发动后才形成的，说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有着抗日的高度自觉性。对百团大战应分阶段考察，前两个阶段系战役进攻，第三个阶段实际上是反“扫荡”作战     

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在安徽

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在安徽徐承伦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是由国民党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统一组成。抗战开始不久，就历史地形成了两个战场。““这是中国抗战的特点”。“本文侧重论述安徽抗日战争两个...     

张之洞在甲午战争中的海军作战方略

中日甲午战争是一场海军制胜的战争,也就是说,如何运用海军兵力夺取交战海区的制海权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日本战时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便是以日本海军与中国海军争夺制海权为核心,并根据可能出现的日本夺取制海权、中日双方均未掌握制海权和日本丧失制海权的不同结局设计了三种作战方案.而作为被侵略一方的中国,在开战前后根本就没有制定出一个周密完整的作战计划,更不知“海权”为何物,参战的北洋海军执行的是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海军威慑战略.由于李鸿章是当时参与指挥战事的重要人物,又是北洋海军的最高统帅,因此他的海军兵力运用思想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然而,在甲午战争期间,还有其他中外臣工及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也曾就海军作战纷纷建言献策,可谓全面反映了当时国人对近代海军兵力运用的认识水平,其历史地位同样不可低估.其中,张之洞的海军作战方略就很值得深入研究.     

日苏"北库页岛利权"之争

“北库页岛利权”问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中 ,日苏两国调整关系过程中的矛盾焦点。苏联在国力暂时软弱情况下 ,为换取日本撤军被迫签定“利权”合同。随着国力的增强 ,特别是二战爆发后日本急于“北守南进”,苏联要求解除“利权”合同 ,最后在日本处于战场极为不利的形势下 ,“利权”合同被解除。日苏“北库页岛利权”之争 ,实质上是该岛石油控制权之争。     

淞沪会战扩大原因探析

淞沪会战不断升级扩大,是中日双方作战意图及能力不断博弈的结果。其中,沪宁地区举足轻重,双方志在必争是基本性原因。南京政府居于会战扩大的主导地位,其希望通过在外国利益集中的上海与日军作战以争取国际干预,达到以战略促政略的目的,这是促使会战扩大的政治性原因。蒋介石意图通过扩大华东抗日第二战场,牵制华北日军是军事性原因。日本对中国的抗战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被迫逐次增兵,成为会战扩大的推动性原因。     

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的再认识

考察抗战后期国共双方制订的新的军事战略计划,以及国共双方军队对日军进行了大规模带战略性质的反攻行动,可以看出,抗战后期中国战场的确存在战略反攻阶段。而把握住中国战场战略反攻的特殊性,是正确认识中国抗战中战略反攻的关键。     

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总的战略企图，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这个战略企图的次序则是“先中国，后世界”，首先进攻和独占中国，实行“中间突破”，然后实行“南进”或“北进”，或者“南北并进”。中国抗战粉碎了日本的“中间突破”计划，困住了日军的主力，箝制了日军“北进”计划的实施，延缓了其“南进”的步伐。在中日战争长期化、日美矛盾尖锐化和德国侵略战争扩大化的世界战略态势之下，日本终于铤而走险，实施“南进”政策，经过从“良机南进”到“有限南进”和“南北并进，优先南进”以及从“优先南进”到“专事南进”三部曲，走上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     

中国抗日战场是亚太地区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不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始终把日本陆军主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并给以日本法西斯严重打击,使之无法集中兵力向北进攻苏联和向南同美英等国进行决战,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和进程,发挥了影响全局性的作用。中国抗日战场是亚洲、太平洋地区抗击和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 一、中国抗日战争打破了日本的“北进”计划,保障了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使德国企图勾结日本夹击苏联的阴谋破产。 日本准备侵苏蓄谋已久,但却始终未能实行,在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它之所以拒绝德国提出的关于出兵从“满洲”打进西伯     

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

《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中国现代史学会‘七七’抗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关于中国抗战有无战略反攻阶段问题说:“一些同志认为,中国军队战略反攻阶段是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开始的,在苏、美等国军事力量援助下急速取得胜利,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抗战本身没有能形成一个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这个结论是以国民党战场为尺度而作出的。这样,共产党战场便被一笔抹杀了。究竟两个战场的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