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与格套——试论阳明学与公安派文学主张形成之关系

公安派文学主张的形成是阳明学去格套精神影响的结果.袁中郎将去格套的精神引入文学世界,将去格套的哲学意义在文学上具体化,才使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在具体写作时有所落实,从而使"性灵说"不仅是有精神之理论,更是有方法之主义.     

性灵说的缘起与发生

性灵说曾主文学发展的创作路向。在文学发展史上,有很多文学家以此为创作进路。在萌芽阶段,性灵说始于老庄虚静说,经阮籍、嵇康自由审美说的嬗变,由南北朝文学家开创了性灵文学的创作先河,至明清,由于提倡性灵说的文学家的努力,性灵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流派。一路走来,性灵说成为文学创作的核心。自南北朝以降,刘勰、钟嵘、谢灵运等人主张性灵说贯穿文学创作的始终。其表现是强调性灵与性情的统一,提倡性灵与佛教心性论相融合,性灵文学带有浓厚的佛学色彩。这对后来李贽与汤显祖的童心说、公安三袁的性灵说以及清代袁枚的性灵说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本色论到童心说——明代性灵文学思想的流变

以阳明心学为哲学基础的性灵文学思想可统称之为性灵论 ,但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 ,又可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 ,如王阳明称之为“自得” ,唐顺之称之为“本色” ,李贽称之为“童心” ,公安派称之为“性灵” ,汤显祖称之为“言情”等等。就其不变因素言 ,以心性为核心可以说贯彻各家理论主张 ;就其变化言 ,则诸家又各有其侧重。大致说来 ,王阳明与唐顺之的文学观体现了性灵文学思想的早期特征 ,公安派与汤显祖体现了其后期特征。李贽的童心说则介于此二者之间 ,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因此从唐顺之的本色论到李贽的童心说 ,是性灵文学思想发展过程…     

京派小说的美学追求

京派作家在创作中,远离政治,超越功利,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纯艺术”论。京派作家讲究文学的品位,强调“自我”和“性灵”的抒写,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他们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接受庄禅哲学中的朴素、自然的美学观,形成了超然、平和、冲淡、缅邈的艺术风范。     

竟陵派诗论及其源头初探

竟陵派是性灵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自其问世以来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本文一方面试从性灵文学发展之轨迹来探讨竟陵派的理论主张 ,另一方面就竟陵派与其直接源头的公安派不同之处略做比较     

墨光都借性灵传--论张问陶的性灵说

张问陶接受并发展了明清诗坛的性灵说,坚持诗歌的审美内涵是诗人自我内在“性灵”、“性情”、“血性”的感性显现,强调自我,张扬个性;认为:诗中的性灵来自创作主体、表现对象和二者的天然妙合;要写出表现性灵的真诗,必须有天才和灵感;标举性灵固然是针对“格调说”和“肌理说”而发,但其理论旨归是要求文学的个性表现和独创精神,来冲决当时儒家正统思想对诗歌的束缚和扭转文坛复古模拟的诗风。     

"独抒性灵":当代作家的精神感悟与艺术实践──以迟子建为问题域

"性灵说"理论主张"独抒性灵",强调"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迟子建等当代作家在性灵烛照下,把自己的精神感悟熔铸在艺术实践中,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一种方式,把心底的祝福,悲悯的大爱表现为灵与性的文学实践;在现代文化场域中,对生活的所有命题进行思考,在其中获得真正活泛而深刻的精神感悟,作品也因此具有更多的文学价值和新的文学史意义.     

袁枚“性灵诗”的特色

袁枚首先是诗论家,其主要功绩在于“性灵说”理论的建树;袁枚又是“作诗写性灵”(江藩)的诗人,创作实践丰富,有《小仓山房诗集》39卷传世,有道是:“数卷仓山集,先生道性灵,锦心罗万象,妙手通无形。”(《和希斋》)创作理论源于创作实践并指导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亦印证创作理论。袁枚的“性灵诗”与“性灵说”基本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何谓“性灵说”,学术界尚有不同见解,我在《袁枚“性灵说”内涵新探》中曾作如下界说: “性灵说”的理论核心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的角度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要灵活、新鲜、生动;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主张。鉴于此,则须反对束缚性灵的“诗教”说及规唐模宋的拟古“格调说”,亦反对以学问代替性灵、堆砌典故的考据为诗之风气;但诗歌创作又不排除辅以学问与人工。要之,“性灵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诗论体系,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包括创作前提、创作过程,亦包括作品的要求、艺术的功能等。袁枚现存诗四千余首,并非皆符合其“性灵说”主张,因此不能认为都是“性灵诗”。我以为,所谓“性灵诗”应体现出“性灵说”对作品的美学追求:首先是抒写真情实感,表现诗人个性;其次构思新颖、感情所寄寓的艺术形象灵活、新鲜、生动,生趣盎然,显示诗人之“笔性灵”;再次,诗歌语言应自然通俗、表现手法以白描为主,不堆砌典故。上乘的性灵诗当然兼备上述各特色,但由于创作主体所抒写的感情性质的不同或所反映的审美对象的差异,每一首诗的特色也就有所侧重。一般来说,写人生感情的性灵诗真性情的特色更突出,写自然景物的性灵诗形象灵活生动、生趣盎然等特色尤明显。     

中国现代散文与“言志性灵”文学思潮

在“五四”以来的文学史上,小品文作为白话文学最先获得成功的散文品类,曾领衔现代文学达十几年之久.从20年代初发韧,至30年代中期形成“小品文热潮”,其间可谓佳作迭现,名家辈出,堪称小品文的黄金时期.作为一种新兴的文体,小品文的兴盛发达,离不开“言志性灵”散文思潮的推波助澜.本文从文学思潮的角度,考察了30年代中前期的“言志性灵”散文思潮的形成、发展及其理论主张,并归结其特征:一是推崇“个人的发现”:二是强调表达的“真”:三是倡扬幽默,以闲适为格调;四是重视“笔调”与“文调”的美.最后指出,“言志性灵”散文思潮是散文的正宗,它标志着现代散文文体的自觉,是一个既传统古典又具有开放性和现代性的散文思潮,应引起足够重视并成为现代散文的发展方向.     

爱默生文艺思想研究——以《日晷》为例

作为超验主义的“喉舌”，《日晷》的宗旨是宣传超验主义者关于社会进步与改革的新思想。爱默生坚信社会改造必始于个人改进，而增进个人道德和自我教化的途径则在于文学。他主张拓宽文学题材，创建新的文学样式，丰富其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发挥强大的社会功能，塑造其国民性。同时，他还倡导“天才说”，主张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作品是性灵受到激荡的“即席之作”，诗人应当大胆抒写自我，追求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表达，而诗歌艺术性方面的瑕疵则可以忽略。《日晷》的编选，正体现了爱默生的文艺思想，也预言了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方向。     

从清代四大诗说看清代诗歌特色

本文论述清代四大诗说即：王士祯之“神韵”、沈德潜之“格调”、袁牧之“性灵”、翁方纲之“肌理”各论之源出、主张及在清代文坛上的影响     

清代性灵说与王学

清代中期诗坛袁枚等人倡导的性灵说是以强调人的“情欲”为主要内容、以“生趣”为特征的。这不仅与晚明的性灵说一脉相承，也与以王阳明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李贽的童心说一致。性灵派把诗人看作是领悟宇宙万物与“神”相通的圣者、智者，他们轻视“六经”，重视创作的主观精神，此乃轻视知识的王学传统在文学领域中的折射。“性灵说”的出现是王学在清代诗坛的复苏。     

简论晚明以降诸“性灵”说

晚明以降,中国哲学出现了以＂求真＂、＂贵我＂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新哲学精神。受这一新哲学精神的影响,中国艺术领域、学术领域分别出现了提倡＂性灵＂的美学主张与学术主张。其中既有袁宏道、袁枚在文学领域里的＂性灵＂说,又有焦循、章学诚在经学与史学领域里的＂性灵＂说,从而体现了尊重个性的新思想在文艺与学术两个领域展开的思想历程,体现了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在深度与广度的展开。     

袁枚诗歌理论评述

袁枚(1716-1797),字子才,号简斋。论诗主张独抒性灵,与赵翼、蒋士铨齐名,号称三家。在清代乾嘉诗坛上,理论和创作首推袁枚。他所倡导的性灵说在当时影响最大,其性灵派也是当时诗歌的主要流派。对袁枚的诗歌理论作一番探讨,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的文艺创作。对袁枚诗论的研究,许多人都持肯定赞扬的态度,认为袁枚的性灵说是一种进步的文艺观,但却把袁枚所说的“情所最先,莫如男女”、“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予最爱言情之作”斥为为宫体艳情诗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奢靡淫逸生活作辩护,具有明显的消极意义。我认为这正是袁枚诗歌理论的核心,是性灵说的根本,也是袁枚对中国古代诗歌     

袁宏道的山水美学观

袁宏道(1568—1610)崛起于晚明文坛,高擎反复古主义的旗帜,使当时文坛出现了新的生机。如果说,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为核心的“公安派”是当时文坛新思潮的领袖,而袁宏道则是“三袁”中的灵魂。他提出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是“公安派”的理论纲领。他还身体力行为实践这个主张作出榜样,有力地推动了文坛的思想解放和创作的繁荣。他那清新婉丽的山水诗文,是他作品中的精品,为人称颂。散文大家张岱指出:“古人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袁宏道可与郦道元、柳宗元相媲美,可     

林语堂与性灵文学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坛著名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林语堂在创作上已经渐趋丰富和成熟,从而迫切需要在创作理论上形成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因其浓厚的浪漫主义气质和自由主义精神,此时他已在西方众多的哲学、美学思想中,筛选出他所认同和需要的表现主义美学,并经过创造性的综合改造,使之成为他可以应用的理论武器。而当时周作人扬起的“性灵文学”大旗,也与他的性情和兴趣一拍即合。本文着重分析了晚明性灵文学与林语堂创作理论形成的渊源关系,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了林语堂性灵文学观的独特性和局限性。     

陶望龄的文学观念及其小品文创作

陶望龄与公安三袁过从甚密,在文学主张上桴鼓相应,是公安派的得力干将。他反对七子派的文学复古主张及摹拟剽窃文风,提倡缘性而抒文,诗文须＂自胸膈中陶写出＂,陈言务去;并提出了以自然性情为前提的文学＂偏至＂说,其文学观念成为公安派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创作实践上,陶望龄遵循＂独抒性灵＂、求新求异的属文宗旨,其园林、尺牍小品及山水游记,信手填写,自然新奇而又情理兼具。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儒家正统的阴影——评王船山对竟陵钟、谭的否定

<正> 王船山的诗歌美学理论,同他的哲学理论一样,在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封建经济开始解体的历史时期,放射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同时也笼罩着一层儒家正统思想的阴影。这表现在他对晚明进步文学运动所作的偏激的批评上,更集中表现在他对竟陵钟、谭所作的否定性批评上。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出现的一个进步文学流派。钟伯敬、谭友夏是竟陵派的创始人。他们继承公安袁中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进步文学主张,继续反对明代前后     

“新青年”时代形成的现代散文观念

1916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张,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陈独秀以“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划分试图使以“古文”为依托的“文以载道”传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胡适则主张按照西方文学规范来置换中国的文统观念,确立“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地位,建立新的文学格局.事实证明,胡适模式日后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承认.随着写作者或者评价者立场的不同,“文以载道”、“应用之文”与“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念成为写作与评价现代散文自由取用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