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社会权力的功能

本文着重从制衡国家权力和平衡利益两方面来具体阐析社会权力的功能 ,并探讨发展社会权力的现实意义 ,进而上升到法治建构层面论述运作社会权力的效应     

论我国公法体系的结构与变迁——从国家权力至上迈向人权保障

中国的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依靠市民社会强大的自治能力和个人自由观念的深入可以有效地制约国家权力,构建法治体制。中国市民社会尚未形成,国家权力极为强大,通过主动限制国家权力,将国家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是中国宪政形成的主要途径。因此,如何科学地对待中国公法体系,通过改革公法体制来限制政府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总结了我国20多年来公法的发展历程,认为我国公法的改革正在逐步实现由国家权力至上向人权保障的目标。     

论依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

依法治国是现代社会普遍认同的观点,依法治国中最重要的是依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是由众多的政府机构组成,政府权力的运作机制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依法治国重在依法治官.制约权力必须依靠法治,只有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治才是治国的良策.     

论法治的悖论及其超越

法律至上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则,这一原则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紧密结合,从理念变为现实.但这同时也形成了法治传统模式的内在悖论,即法治本质地要求限制国家权力,但又不得不依赖国家权力而使自身制度化、组织化以获得实践的能力.当代,内含这一悖论的法治模式日益表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法治的自我发展产生了超越的要求与动力,逐渐兴起的社会中介组织已成为推动法治转型的强大动力和坚实支撑.     

以社会制约权力——试论托克维尔的宪政思想

托克维尔认为,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平等对自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其主要体现为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多数的暴政.鉴于正式的国家制度不能彻底消除这一威胁,托克雏尔提出了以多元社会制衡权力,即"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宪政构想,注重寻找抵抗专制的诸种社会因素和力量,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为限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的宪政目标的实现创造条件.     

马克思主义权力文明思想论纲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从辨证唯物史观出发,批判地继承了先前权力文明思想中的合理因素,科学考察了权力文明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建立了自己的权力学说,从而使权力文明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文明思想主要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一、公共权力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的需要,就本质而言是社会公共意志的体现.二、权力的价值追求是为人民服务,权力为人民而存在,掌权的人是社会的公仆而不是社会的主人.三、权力文明运行的保障是民主与公开.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马克思国家理论中权力文明的价值取向的重要表现.四、必须消除权力垄断.实施权力与责任相统一.要保障公民的权利.吸引绝大多数人民参与监督权力,努力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而权力的制衡必须落脚在以权利限制权力.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及其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马克思社会权力思想既注意到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同质性,又科学解释了社会权力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运用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法,说明社会权力发展的一般规律,并对现实社会权力展开批判.马克思的社会权力思想对中国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权力与制衡

权力制衡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分权与制衡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上共同的现象。权力制衡有利于有效地管理公共事务，防止滥用权力；有利于社会民主和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进制和最大限度地消除腐败行为；有利于推进依法制国，建设法制国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完备权力制衡机制，首先要建立机制，完善法律法规；其次要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最后要确保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     

社会学权力理论内在进路述评

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是权力理论的两个重要范畴,社会学视阈中的权力理论体现出不断从国家权力中心走向社会权力中心的内在演进理路:古代社会,家国一体化,权力主要体现为以君权为代表的国家权力;现代社会学在古典分权理论背景下拓展权力主体,将社会组织与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个人纳入权力主体范畴,自觉促进权力理论的社会转向;后现代社会学进一步泛化权力主体,体现了对权力弥散性的理论认可和愈益试图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促成生活世界中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的理论追求。     

困境与出路:中国政党法治建设探究

政党法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是政党自身现代化、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政党法治在中国突出的体现为政党行为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实现限制执政党的权力和保障参政党的权利的目的。然而中国政党法治建设的现实境遇不容乐观,需要从培育法治信仰、健全政党法制、合理配置政党权力、完善权力监督等各个方面寻找出路。     

社会权力的培育及其司法规制

社会权力是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制衡国家权力,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社会权力在我国社会管理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培育与发展社会权力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要对社会权力进行必要的司法规制.     

社会制衡还是三权分立:政治权力的多元化——从罗伯特·达尔的社会制衡思想谈起

罗伯特.达尔是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创立者和最主要代表。他从分析“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出发批评了“三权分立”理论,主要想通过宪法上的分权和制衡方式制约权力的观点,提出了他的社会制衡的思想。实际上,麦迪逊本人并不反对社会制衡,他通过对“党争”的分析恰恰说明,在大型共和国内,人口差异及数量繁多的党争有利于促进共同利益,自由的共和国不仅有赖于政体形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还有赖于多元主义社会的生成。对于权力的制约要依赖于一种对抗性的权力体系,这既包括国家机构内部权力与权力之间的互相制约,也包括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同时还包括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控制。     

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英国的权力二元论及其启示

英国的宪政体制发展,经历了从“都铎悖论”到“议会主权”的两种宪政样式,在这过程中形成的双重权力观念中包含了内涵丰富的法治理论.从英国宪政的发展来考察,可以发现,把权力分成三种,互相制约并不是铁律,关键在于,在这个国家体系当中,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效的法治体系.     

潜规则及其法治矫正探析

"依法治国"要求法律即为规范社会行为之主要方式.作为一种滋生不正当利益的负面规则,潜规则的出现与蔓延会削弱法治.潜规则是一种潜伏于显规则之下,实际上支配行为主体行为方式的规则,潜规则具有其自身的运行模式,以谋求不正当利益为目的.法治视野下潜规则的产生既有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又有法律原因、利益原因以及社会原因.从法治建设的角度看,通过法律公平分配利益、运用权力制衡压缩潜规则空间、增加交易成本,能够削减潜规则的发生.     

"存量政治资源"与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

当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到现代,政治权力必然由一体化混沌状态,转向日渐清晰的权力分化状态: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种权力必然存在"交往-互动",从而形成一系列差异性权力制衡形式.中国权力监督不可能照搬西方特定国家的权力制衡形式,而应充分发挥政治场域"存量资源",以"权利-效率间均衡"为价值导向,充实与发展两大支柱:人大制与现行八二宪法,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机制.     

论公共权力的异化及其向互利的回归——以“交易成本”为视域

公共权力的本质就是互利,国家权力则是对它不同程度的异化。在国家权力向公共权力的回归过程中,所耗费的社会资源具有显著的特性。随着个体所有权的确立以及不同自利力量之间的制衡,国家权力终将完成向体现互利的公共权力的回归。     

论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

作为迎合资产阶级采取削弱和限制王权的具体措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同时也是为资产阶级议会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作辩护的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的国家分权理论，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府论》中。洛克将国家的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权力彼此制约，但立法权被赋予一个国家最高的权力，从而确立以法治国的重要思想。洛克的国家权力理论，对后来孟德斯鸠的国家权力理论的形成，对于人类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论经济法基本范畴之国家权力与社会经济权利

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中,伴随着社会权力的演变和向国家权力的过渡,社会权力在被国家权力取代的同时又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保留.后形成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社会权力的作用.社会经济权利由此在法律层面上独立于国家权力而存在,但社会经济权利的实现始终依赖于社会经济权力,只是在国家形成后,国家权力为了妥协于社会经济权力代为实现了部分社会经济权利.     

人情伦理对权力异化的作用机理及治理之策

西方权力运行制约策略主要是以西方分权制衡理论为指导,围绕"权力"中心建构制衡体制机制,而对权力运行中的权力主体、文化生态等方面关注不够.建构中国特色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机制,需要关注中国的社会关系、权力运行、行动逻辑、文化传统等因素,从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视野中,运用人情、社会资本与权力异化三个变量对权力腐败发生研机析理,寻找阻断权力寻租的人情、人性、人伦因素,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中国方案"提供参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