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历史生成及四重维度

现代国家批判是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主题,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深刻省思。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视域重建使马克思的现代国家概念具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内核。马克思从哲学批判出发,联系黑格尔国家哲学的“副本”来批判现代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的“原本”;在宗教批判层面上,将宗教神学批判和政治现实批判同步推向纵深,揭露现代国家与宗教国家的共通属性;在制度批判层面上,剖析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安排及其结构性矛盾和危机;在实践批判层面上,揭示政治国家走向消亡的历史趋势,为超越现代国家、扬弃政治现代性提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路径。马克思现代国家批判的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一幅内在逻辑嵌合的理论图景,蕴含着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及其历史命运的洞察。     

评阿伦特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批判

阿伦特通过回溯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对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提出了重大批判,其核心论点是:柏拉图通过“制作”来解释和实践政治,将暴力引入政治领域；马克思用“劳动”逻辑替代“制作”逻辑,进一步强化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传统.阿伦特错误地将马克思的“实践”与“劳动”简单等同,未能认识到马克思通过“实践”所要回答的正是如何现实地创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一创建将彻底摒弃极权和暴政.     

非物质劳动批判：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与现实

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媒介，揭示批判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生产逻辑。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思想旨在阐释21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安渡危机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奈格里以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为依托，用“非物质劳动”揭示资本主义对世界秩序的新控制，揭示资本增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挑战。只有回到马克思的劳动理论，才能回应非物质劳动的问题与挑战，对非物质劳动的理论进行现实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仍具有解释世界的时代意义。     

幸福问题对话——兼论阿伦特与马克思幸福思想比较

幸福问题是当代哲学的重大课题之一,阿伦特和马克思同时关注幸福问题。阿伦特在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着重讨论了她的幸福思想,对于公共幸福的追寻导致了两次革命的结果判然有别。法国革命由解决生存必然性问题转而追求私人幸福的社会解放致使革命失败。美国革命与之相反,一直追求行动的政治自由使革命走向成功。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幸福理论与法国的社会问题如出一辙,都是面对生存必然性,在她看来这不是幸福而是不幸。马克思站在人类解放的立场上,从社会物质生产的角度诠释了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社会革命,认为以此为基础才能彻底消除贫困、消灭剥削阶级,使资本走向灭亡,解放全人类才指日可待,全人类幸福才是可能的。本文通过两位思想家的对话,站在马克思的视域,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回应了阿伦特对马克思幸福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早期哲学劳动观的当代性

通过海德格尔与马克思在劳动语境中的对话,揭示了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海德格尔用操劳来表达劳动,一方面肯定马克思的思想是当代之需,另一方面批判马克思哲学未揭示存在的意义,此局限性是海德格尔的历史误解,更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展示生命力的地方,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劳动是对人的存在的追问,是由资本运动方式造成的,劳动的对象化实质上就是内在性的贯穿,理解这一点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与阿伦特劳动哲学观比较

马克思与阿伦特的劳动哲学观都由具体的历史场景所引发,阿伦特关注如何逃离反犹太主义的政治暴力,马克思思考如何让无产阶级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阿伦特不同意马克思把社会关系定位于劳动关系,而是希望在劳动的自然必然性过程之外找到实现自由的新空间。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劳动为人类从必然性王国走入自由王国准备了现实条件;阿伦特则认为,人类只有在政治领域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论马克思对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

现代性的启蒙辩证法为现代社会埋下危机的种子,现代社会危机的实质是现代政治危机.现代政治对于古典政治的反叛决定了现代社会不再寻求社会的整体性正义理念,转而关注实现正义的具体条件,人类社会被肢解为以自然竞争为法则的“私人领域”和以理性自律为法则的“公共领域”.马克思的现代政治批判不仅揭示了现代社会危机的现代性基因,而且阐发了现代社会危机与现代政治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既植根古典政治哲学传统又融合现代政治元素的新型政治形态.马克思对于现代政治结构的批判与超越,为当代政治哲学寻求破解现代政治难题、克服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劳动、制作与西方哲学传统——阿伦特与马克思的多元性维度之争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重要批评者,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片面地颂扬"劳动",以"制作"的模式来理解政治事务,这都表明马克思仍然持留在西方哲学敌视"多元性"的传统轨道之中。阿伦特则将人之多元性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尊严所在,对多元性的揭示与捍卫正是她对马克思之批评的源初动机所在。但是,得到仔细、公正考察的马克思思想并未简单地陷于无视多元性的西方传统思想中,其劳动观念也不能以传统思想方式得到理解,这正是阿伦特之批评的根本失误所在。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认识论思想的重构

哈贝马斯认为,认识论是对认识的可能性条件的反思(批判性研究),这个反思的彻底性在于揭示认识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综合作用的阐发不仅推进了黑格尔对康德认识论的批判,而且确立了从社会理论出发来构建认识批判的维度。虽然在马克思那里存在着劳动与相互作用双重因素,并且他借此说明了认识批判的社会历史意义,但他将相互作用归结为劳动,从而把批判的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因此,必须重构马克思的认识论思想,区分劳动与相互作用,区分知识的不同类型,反思认识主体的社会历史性。所以,彻底的认识批判只有作为社会理论才是可能的。     

政治的存在与“当下”的历史:论阿伦特的历史哲学

阿伦特对历史的思考继承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对现代历史哲学的批判。她从历史与政治的关联出发,批判了现代历史哲学的"非政治"性,并通过追溯古希腊的历史与政治,建立了一种立足"当下"的"事件"史观,其实质是一种"不朽"的政治史观。阿伦特的历史哲学对于中国当下的"古今之争"和激活自身的历史传统有深刻的启示。     

阿伦特眼中的马克思——思想史语境中的重读与误释

从政治哲学传统出发,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以哲学的政治实现取代了形而上的思辨。马克思哲学中对劳动的历史观意义的论证、对暴力的颂扬和对自由的强调,体现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主题。出于对古希腊公共政治的推崇,阿伦特认为马克思虽然颠覆了柏拉图以来的传统,但又处于这一传统之中,并没有真正地回到前柏拉图的思想与政治世界。     

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与政治哲学——兼评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论题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政治的动物,奠定了西方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基础.阿伦特指出,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即劳动的动物)颠覆了这一传统的政治价值观,从那以后,作为人类营生活动的劳动,不再被严格地看作属于私人领域里的行为,而是堂堂正正地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阿伦特的独特解读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但她把异化劳动当作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全部内涵,终究未能准确揭示马克思颠覆传统的重大意义.     

时间与自由——马克思时间思想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时间思想发展有其内在逻辑进程,主要表现在八个阶段.青年马克思的诗歌中的"生死、时间与永恒的关系"成为其时间研究的出发点.博士论文中所表达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之间的关系是其理论的生长点.在随后的政治批判中,实现了对政治国家的永恒理性神话的颠覆,成为其理论的批判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通过揭示异化劳动时间与私有制永恒神话的覆灭,这成为马克思时间思想的成长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实践、时间与自由的阐释,使其时间思想走向成熟点.在《1957-19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进行资本批判,揭示了人的三大社会形态,阐明了时间作为人的发展空间,深化了时间与人的自由的研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劳动二重性出发,科学揭示时间的结构,阐述了时间的历史发展以及与人的自由的关系,成为其时间思想的制高点.马克思在随后的东方社会研究中,指出了时间"跨越"与民族解放的问题,成为其时间理论的发展点.     

政治生存的"非政治化"——阿伦特重读马克思

阿伦特将马克思的理论概括为三个各具矛盾的结论,即劳动、暴力和普遍平等,并将解读这三个观点视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切入点.在她看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起源于柏拉图,终结于马克思.只有将马克思的思想纳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我们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     

政治生存的“非政治化”——阿伦特重读马克思

阿伦特将马克思的理论概括为三个各具矛盾的结论，即劳动、暴力和普遍平等，并将解读这三个观点视为理解马克思思想的切入点。在她看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起源于柏拉图，终结于马克思。只有将马克思的思想纳入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我们才能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     

"劳动动物"还是"政治动物":阿伦特对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

大众社会及其后果之一的极权主义,构成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背景和政治批判的出发点.劳动批判是阿伦特大众社会批判的独特视角.在阿伦特看来,正是摩登时代"劳动动物"的价值支配性地位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及其政治病变."劳动动物"的价值支配导致了公共世界的解体、时自由构成威胁、产生了孤独的大众并为极权主义的起源提供了土壤.作为大众社会的产物,群众和暴民成为极权主义者的暴虐工具.通过大众社会的政治批判,阿伦特努力寻求恢复政治行动及其公共领域的原初意义.     

论阿伦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理解

阿伦特和马克思关于人的定义都把关系到人的条件本身作为基础,阿伦特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而马克思则把人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带来的结果是,二者对自由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大致来看,马克思的劳动自由观强调人在劳动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关系中现实地复现自己、表现自己作为类存在物的类特性,而阿伦特的政治自由观主张平等多样的主体通过言辞和行动的表演在公共领域进行秀异、显现自我。阿伦特基于其对自由和劳动、工作以及行动等概念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的自由观念进行了评析和解读,但她对马克思劳动自由观的这种理解存在问题。尽管如此,阿伦特的解读仍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自由观念的认识。     

社科信息

正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逻辑及启示常江、杨莱撰文指出,《资本论》及其手搞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性质,而且葆有社会历史批判的实践品格。《资本论》以双重批判的整体视野集中体现了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发展和现代人自我解放的思想逻辑。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批判逻辑是通过"哲学—经济学"研究的不断视阈融合实现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通过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形成了对"资本"本质的自我理解:资本是一种"积蓄的劳动"或"对他人劳动产品     

生命政治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的“隐性逻辑”

当西方生命政治学理论以一个"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活跃于中国学界的时候,重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命政治思想传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生命政治学对话的需要。生命政治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并非源头失语,在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的历史场域中,马克思(包括恩格斯)关注更多的是对资本逻辑的经典现代性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只是作为一条"隐性逻辑",隐含并服从于政治经济学-历史批判这一主基调而已。马克思的生命政治批判思想与西方生命政治学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他始终将生命政治批判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并服从于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此外,马克思生命政治批判不仅阐述了批判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也明示了建构意义上的生命政治,更提出了生命解放的历史辩证法,是批判与建构的辩证视域。     

超越现代性的两条道路:马克思与阿伦特

马克思和阿伦特都是现代性的强烈批评者.在马克思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资本统治”,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个性和自由的“人的异化”;而在阿伦特这里,现代性的本质是“技术控制”,现代性的危机是失去公共政治自由空间的“世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阿伦特走的是一条单纯“复归政治生活”之路,而马克思则走的是一条彻底“变革生产关系”之路.比较而言,马克思的道路更为究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