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学的汉魏六朝祈向及其文化渊源

船山诗学崇尚真情,对汉魏六朝诗歌中的质朴自然之情加以推崇,呈现出汉魏六朝祈向。这一祈向体现了崇尚悲美与自然的精神,是楚歌中悲情的传承,对清代文学特别是道咸以后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淮南子》的悲情

汉初社会思潮主流是黄老道家思想,其无为政策使得社会形成一种思想兼容并包、开放自由的特色,同时文学艺术上深受楚文化影响,不仅有着丰富奇谲的想象和飘渺的＂太清＂＂六英＂＂日月＂＂阊阖＂＂赤诵子＂等浪漫意象,同时也有着浓重的悲凉之情;同时虽然汉初正值政体构建、政治秩序建立时期,为士人臣子建功立业、昂扬进取提供社会环境,但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他们感到失去了先秦士人的自由,个性受到压抑,对生命有着更强烈的理性认识,因此出现大量的悲情之作。而刘安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在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诸侯王倍受压抑和打击的历史环境中,其悲情自然更为浓重。     

女性词的时代转型——以豪宕悲慨的沈善宝词为考察中心

道咸年间的沈善宝将悲情豪气演绎成一曲曲气骨充盈、豪宕悲慨之歌,实现了女性词在题材范围、词体功能、主体风格美感、情蕴内容乃至创作心态等方面多向度的突破。这种突破带来了女性词的一种时代转型,是女词人独特生活经历与清峻高洁的个性及急骤变化的时代相互交融中孕育的奇葩。     

试析《红楼梦》之“情”

《红楼梦》之＂情＂可谓意蕴深远。贾宝玉的情感以＂情不情＂为特征,是一个包含了＂色欲＂与＂纯情＂的情感世界,寄寓了作者＂情＂的理想。黛玉之＂情情＂与宝钗之＂情时＂分别代表了宝玉的两种情感诉求而不可兼得。＂兼美＂钗黛的秦可卿作为贾宝玉的知＂情＂之人,是作者将两种情感糅合在一起的一个尝试。饱含着作者审美理想的秦可卿早早地退出舞台,为小说的结局奠定了悲剧的基调。     

论士大夫词之悲情

词以伤极、痛极为尚，以悲为美。士大夫之词境中凝聚着一种沉郁的悲情，其深刻性在于三个方面：反思生命，唱出生命的沧桑；反思历史，体悟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词以言志，寄托其宇宙苍生之念。士大夫词之悲情形成了一种凝重激越的悲剧意境     

《五经正义》诗学思想简论

汉儒说诗,以＂诗言志＂为论家之纲领,虽魏晋之时,另生＂缘情＂之说,然＂以志节情＂为谈艺之准绳,持而难改,贞观史家之诗论,亦大体准此,而孔颖达论诗能出新意。＂诗缘情＂、以＂象＂为体、兴必取＂象＂、三体三用与三用重＂赋＂等论诗之说,于有唐文学影响甚巨。     

重读南京

以往南京给人的印象是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它承载着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它是一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京的命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沧桑荣辱的一个缩影。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乐教与儒者的宗教情怀

乐教是理解儒家精神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乐教扎根于“亲亲”之情,具体体现为与“忧患意识”有别,而与“安”“乐”相协调一致的“怛”和“哀”“悲”之情。此情实质上是超越的天道内化为人的心性而落实下来的生命意义与价值得以呈现的方式。儒者虽深知人生之哀、悲,但以乐入手,解悟和转化现实的人生与宇宙,是一大特色。如此,宗教情怀转化为现实的人生关怀,成为特有的礼乐文明的核心内涵。     

日本和歌悲情之美的美学本质

悲情之美无疑是日本和歌美学的最高审美范畴,而和歌之芙的独特性也正体现于此.问题是,缘何日本歌人独独要千百次地来冲撞这样一个生命的痛点一以"悲"为审美的最高信仰?这是一个关乎美学本质的难题.而其独特审美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这宇宙真相认知中发现的善,并由此来凝固出生命短存的崇高,以实现"以悲为美"的精神超越.     

唐末五代文人的"悲剧意识" 及其文艺转化

唐末五代文人的心灵普遍承载着深重的悲剧意识,具体表现是乱世之悲、亡国之悲、命运之悲和人格之悲。唐末五代文人消解悲剧意识的各种方式促使文艺彰显出独特的时代特点:入骨讽刺以发泄悲愤,由此形成唐末讽刺文学的高度繁荣;冷眼旁观以求平静,这给唐末诗文带来了清醒的哲理性和历史穿透性;皈依宗教与隐逸山林,由此造成唐末五代大量诗歌具有空寂色彩和淡泊情趣;沉湎酒色和世俗娱乐,唐末五代城市文艺的艳情化和世俗化与此是互为表里的。     

浅谈婚姻三角

浅谈婚姻三角张长庚婚姻这个既古老又新鲜、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人类社会大舞台上，不知曾经演出过多少催人泪下撼人肺腑的悲、喜剧，然而这悲、喜剧今后肯定还要继续演下去，笔者想就＂婚姻三角＂理论的建立发表点拙见，以期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我们知道，婚姻大厦是...     

汉代乐舞风俗与汉诗

汉代乐舞风俗对本时期诗歌具有突出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汉代乐舞的娱乐功能使汉诗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包括世俗之趣、拟人之趣、谐隐之趣、妙理之趣、逢迎之趣等；汉代歌与舞、歌与戏相结合的乐舞表演方式赋予汉诗一定的表演性，即许多汉代诗歌具有与舞蹈或百戏表演相配合的舞词或“戏”词之性质；汉人“悲歌当泣”的音乐行为方式和“以悲为乐”的歌乐欣赏风习是造成汉诗悲情美的主要原因之一。     

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研究梳理

在党的十八大上,＂自由＂一词第一次与＂平等、公正、法治＂一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要求写入执政纲领中。对十八大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自由＂思想的内涵特点及与之相关的方面进行梳理,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自由＂内涵的理解,避免走入＂自由＂的误区。理性看待当今＂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而在社会主义自由意识的指导下,为促使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实践化、具体化和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     

尴尬与挣扎中异化的精神悲剧——论乔吉叹世散曲

乔吉是元代文人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沉屈下僚,志不得伸＂,其作品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精神特质：歌隐颂闲的心灵之幻、否定功名的无奈之叹、不满现实的愤世之吟、悼古伤今的共鸣之悲、穷苦困顿的落魄之恨、颠沛流离的羁旅之苦及韶华易逝的迟暮之悲,体现了尴尬与挣扎中异化了的精神悲剧。     

悲情——唐传奇的情感基调

与唐诗抒情格调的多样性相比,唐传奇比较普遍地呈现出悲情色彩,悲情堪称唐传奇的基本格调。这种悲情格调具体表现为世乱之忧等多个方面,其成因与唐代时事之动荡及政局之混乱等密切相关。通过唐传奇的这种悲情格调,可使我们对唐人的精神风貌及唐代政治文化等有着进一步的理解。     

儒家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伦理学思考

儒家推崇情之真并以之作为"仁"、"礼"的一个核心标准,这种推崇蕴含着以情之真涵盖情之善的理论路向,并最终导致了情之真与情之善问冲突和紧张.儒家对情之真与情之善内在紧张和冲突的揭示和消解努力,在心性伦理的形式下不可能普遍有效.情之真与情之善紧张和冲突的消解之方来自社会现实而非心性之内.     

韩愈古文理论中的“道”

韩愈把宣传儒道与排斥佛老相联系。其宣传儒道，从思想信仰看，是为了恢复中断的道统，而现实目的却在于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其排斥佛老，从思想信仰看，是为了捍卫儒道的独尊地位，而现实目的却在于打击寺院经济以保证唐王朝的赋役来源。韩愈之＂道＂虽被标榜为纯粹的儒道，但实际吸收了佛、道、法、墨等学派的思想成分，并非纯粹的儒道。韩愈＂不平则鸣＂的本意包括抒欢愉之情和抒哀怨之情两个方面，实即儒道的＂美＂和＂刺＂。而＂不平则鸣＂对儒道又有突破：一是儒道重＂美＂，而＂不平则鸣＂却重＂刺＂；二是儒道对＂刺＂多有限制，主张＂以理囿情＂，而＂不平则鸣＂之＂刺＂，却主张哀怨之情的自由抒发。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儒家“公”观念的公共考量及其社会化路径

儒家之＂公＂是一种内省自律的德性理想,蕴含着儒家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追求。个体的道德反省总是镶嵌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我国公共社会的发展,需要儒家＂公＂观念客观化为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价值原则和行为规范,也需要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参与和互动,形成外在社会规则与内省的道德意识相得益彰的公共生活范式。     

论中国戏曲的取乐意识

取乐意识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一个重要特征。戏曲自其产生之初便与喜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凸显出强烈的取乐意识。戏曲中的喜剧,无论是以讽刺为主的作品,还是以娱乐调笑为目的的作品,诙谐机智、调笑取乐都是极其活跃的审美因素,富于取乐意识。戏曲中的悲剧,往往不是一悲到底,悲中有喜,悲喜交融,表现出喜剧性的取乐意识。“乐感文化”、民间立场、娱乐需要等因素是形成中国古典戏曲取乐意识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