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的校勘方法

陈垣先生的《校勘学释例》于1931年问世,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漫长的岁月恰好证明,他所归纳并界定的“校勘四法”,越来越显示出自身体系的科学性。这部著作并不丰厚,然而它不仅具有专一的研究对象,可以遵循的通例规则,而且具有系统的操作方法,因而无疑是现代校勘学的奠基之作。 概论性质的校勘学,在论述校勘的方法时,必须分析与探讨这样几个问题:一、校勘方法的确立过程;二、校勘方法的相互关系;     

胡适《校勘学方法论》的再评价

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本来是1934年为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重印本改名《校勘学释例》,以下简称《释例》)写的一篇序文。陈垣在1930年用故宫发现的《元典章》的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校得沈刻本讹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接着陈氏又从一万二千余条错误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这是现代校勘学上的一部杰作,为我们提供了校勘学的范例,也为我们指出了校勘学的最重要的方法论。胡适的《校勘学方法论》(以下简称《校勘论》),就是在总结陈垣校勘实践的基础上对校勘学方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校勘论》在1955年批判胡适的运动中,没有例外地也受到了批判,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赵俪生先生的一篇文章。该文批判胡适的考据方法和校勘方法。去年赵先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了《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一文,在对胡适的历史考证方法重新作出恰如其分评价的同时,对胡适的《校勘论》也作了新的评述,承认胡适在《水经注》的校勘上,“确确实实花了很老实、很大的力气”;承认他自己二十四年前,对胡适校勘方法论的某些论点“做了挖苦”,“是不合适的”。赵先生还由此“认识到在校勘工作中,一个字一个字地校,一句话一句话地对,一个本子一个本子的比,是无可选择的方法”。赵先生的这些意见话虽不多,含义却很深刻。可是如果作为对胡适《校勘论》的全面评价,那就很不够了。我以为给胡适《校勘论》以适当的肯定,这是对的,但必须同时看到它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对胡适的《校勘论》作出比较全面的评价。下面谈我的一些看法。为了行文方便,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先谈它正确的方面,再谈它存在的问题。     

校勘学法则与杜诗填补

当编辑、治学问,总要碰上校勘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搞好校勘呢?著名历史学家陈垣先生曾说,“综举校勘之法有四:曰对校,以祖本相对校也;曰本校,以本书前后互校也;曰他校,以他书校本书也;曰理校,不凭本而凭理也。”这四种方法,究竟以对校为最可靠,本校、他校次之,理校又次之。理校和对校相比,要自逊不如的很了。宋曾季貍《艇斋诗话》上说,杜诗“鹅费羲之墨,貂馀季子裘。”今草堂石本作“鹅贵羲之墨”。“贵”比“费”虽无义理。然草堂入石本,不应有误也。欧阳修《六一诗话》记载,陈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     

段玉裁校勘实践中的辩证思维观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文字学家,也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其对《说文》的校勘集中体现在《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中,两书的校勘方法虽有不同,但都有哲学辩证思维的成功运用。梳理段氏在《说文》校勘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并对相关问题加以讨论,有助于理解《说文解字注》哲学辩证思维在校勘学中运用之得与失,以便全面准确评价段氏在《说文》学研究上的价值。     

校勘史之辩证发展

古时校书,也称校雠,后又称校勘。“勘”字本有核对、查问的意思,和“校”字连成“校勘”一词,初见于《北史·崔光传》:“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国、刘燮等校勘石经”。以后唐的韩愈,宋的欧阳修等文学大家也都用到了这个词(韩称“点勘”。《秋怀》诗:“不为觑文字,丹铅事点勘”)。于是“校勘”这个词也就用来代称校书或校雠了。及至校书成了一门学问后,学者便以“校勘学”名之。     

胡适与校勘学

胡适不仅在考证学方面成绩斐然 ,对考证学的分支校勘学的研究也颇有建树。他因承了清代朴学家有关校勘的要义 ,对中国校勘学的发展作了一次总结 ,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见解。认为中国校勘学起源很早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证明所改不误是校勘学的基本方法 ;排比异同各本 ,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是校勘的最好方法。《水经注》的校勘研究是胡适的“象牙之塔     

谈王念孙的推理校勘

王念孙是有清一代著名的训诂学家,同时又是著名的校勘学家。我们只要看《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所取得的校勘成绩,就已十分令人叹服。王氏《广雅疏证》,除精审的诠释训诂外,还做了缜密的校勘工作。其中校正讹字五百七十八,脱者四百九十一(《自序》作“凡字之讹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今据《殷礼在斯堂丛书》本《广雅疏证     

我的答复

《学术月刊》1997年第8期《也说陈垣的校勘方法》（以下简称《也说》）一文,是针对同年第1期所载我的《陈垣的校勘方法》的批评文字。阅读一过,其心情喜忧参半,写出来且作答复。     

“正月”读音“征月”之为秦讳说质疑

“正月”读音“征月”是否即是避秦皇政之名讳,早就存在争议,陈垣先生是近代持否定论者。曹松林先生对之提出不同意见而坚持避秦讳说(见所著《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学术研究》1982年第4期)。我觉得其中有几点还须进一步澄清,敢为提出并向曹先生请教。     

陈垣《日知录校注》读评

顾炎武《日知录》的研究整理有三个大的方向,一为以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为代表的校勘、集释工作,一为以原抄本《日知录》的整理、出版为代表的寻求原貌的工作,第三即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料学、史源学的研究。文章为新出陈垣《日知录校注》的读后记和书评,对其校注及遗稿整理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小议“正月”读音“征月”为秦讳

“正月”读音“征月”是不是秦代避讳所致?历代学者大都持肯定看法,但语焉不详。现代学者陈垣先生则认为不是由秦讳而改音。究竟孰是孰非?这里谈点自己的看法。《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正音政,‘周正建子’之‘正’也。始皇以正月诞生于赵,因为政,后以始皇讳,故音征。”关于这条记载,陈垣先生提出了两点看法。第一,他在《史讳举例》     

陈垣对伊斯兰教史研究的贡献——纪念陈垣先生诞生120周年

本文首先介绍了陈垣先生“稿凡五易，时阅四年”而研究、整理出的近现代回回历法的辉煌成果——《中西回史日历》，继而探讨了先生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一文对研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所作的贡献。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纪念陈垣教授诞辰110周年

本文论述陈垣教授是我国近代著名史学家,为中国史学研究奋斗一生,尤以研究宗教史著称。进而着重论述陈垣宗教史研究的特点是:遵照宗教史“恒与历朝史事有关”的原则,建立具有自己个性特点的宗教史学流派;宗教史研究为历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着重发掘宗教和文化发展及与当时重大政治事件相关的史实。而最值得珍视的特点,则是陈垣的宗教史论著,在一定意义上是烙有时代任务的民族斗争史专著。     

评《文法学》之特色

白兆麟先生最近出版了他的《文法学及其散论》.上编为《文法学》,其文言语法之框架是15年前就拟定的;下编主要为其近十年来文言语法研究方面的十多篇散论,内容涉及关于虚词若干问题的重新思考及文言句法中某些难点问题的探讨.     

陈垣与岑仲勉——以两人来往书信为中心

本文分三部分:一是陈垣与岑仲勉学术交谊述略;二是分析陈垣对岑仲勉著《元和姓纂四校记》的作用;三是有益的启示,陈、岑的交谊是淡薄名利的君子之交,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南史》考疑(五)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二十六年 )三月丁巳 ,宴于丹徒宫 ,大赦。(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5 1页 )《校勘记》 :按元嘉二十六年三月丁卯朔 ,无丁巳 ,四月丙申朔 ,二十二日丁巳。疑“三月”为“四月”之讹。按 :《校勘记》指实“三月丁巳”之讹 ,甚是。然而其疑“三月”为“四月”之讹 ,似尚可商榷。盖文帝是时宴于丹徒宫并大赦事乃因是年二月幸丹徒而起 ,《宋书·文帝纪》云是年“二月己亥 ,车驾陆道幸丹徒 ,谒京陵” ,本卷上文亦云是年“二月己亥 ,幸丹徒 ,谒京陵” ,所载皆同。考是年二月丁酉朔 ,己亥为月之初三日 ,丁巳为月之…     

论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的几个历史阶段

探析西汉至晚清历代学人校勘《楚辞》的起始与发展轨迹 ,比较楚辞学史与中国图书史可知 ,楚辞校勘学产生与发展应分为 :两汉初兴期、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发展期、宋元明兴盛期、清代大盛期这四个历史阶段。     

中国文化中的避讳

《说文解字》云:“讳,忌也.”因而避讳是忌讳在语言运用中的一种表现.避讳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避讳是指为了避免使用帝王或尊长之名而以其他字眼或方式代替的现象,通常所说的避伟大多是指狭义的避讳.广义的避讳则是指出于禁忌或厌憎等原因避免使用某些特殊字眼,并代之以其他字眼的现象.陈垣先生的名著《史讳举例》所述包括了这两种避讳,他将其统称之为“史讳”.     

段、顾之争与校勘原则

段、顾之争,是校勘学史上的著名论争,在清代学术史上影响颇为深远。争论的一方段玉裁(1735—1815),字若膺,号茂堂,江苏金坛人,为清代小学名家,曾师从戴震,是皖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另一方则是被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神田喜一郎《顾千里年谱》)的顾千里(1766—1835),名广圻,号涧苹,以字行,江苏元和人。他是江声的高足,惠栋的再传弟子,吴派校勘学家的代表之一。     

点校本《汉书》管见

点校《二十四史》,是毛主席、周总理交下来的艰巨,光荣任务,是校点先生们多年心血的结晶。这的确给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受到了国内外史学界的珍视。但自来对古书只进行过校勘,却没进行过标点(《汉书》之有句读,始于明凌稚隆的《汉书评注》,但句读并不等于标点)。校勘工作,既如庭院之扫落叶,随扫随有;而标点又是和校勘相辅相成,而且更是具体而不可稍事疏忽的工作。因而尽管点校先生们都是硕学多识之士,而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终于难免有欠科学性的地方。何况《汉书》“雅赡宏括”,就是马融,是当时曾任兰台校书郎,而又注过《孝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