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微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路径——以成都市成华区为例

在社会不断转型以及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治理理念、治理模式和治理手段都需要不断创新。社会整体治理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一系列精致的管理程序来促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社会治理精细化要求将"以人为本"作为基本理念,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格局,引进专业队伍来达到规范操作、系统管理、技术服务等标准。同时,社会治理精细化需要依靠资源统筹联动化以及信息支撑现代化等途径来实现。此外,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现需要调整社会治理中的权力结构,确保居民的主体地位。新形势下从城市社区"微治理"着手,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专业社会组织队伍,政府提供制度政策支持,对社区以及居民进行赋权等,是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体系和机制、实现社会治理精细化的实践指向。     

社会治理的共治范式与实现路径——以温州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社会共治"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它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各类主体基于共有权力、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和共同目标的共同治理。社会共治有多种实现路径,具体选取哪种路径与初始环境、制度设计、赋权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温州的"社会共治"表达出以"推典型让项目"、"推模式让空间"、"推规范让职权"为核心的"推位让治"路径,创新"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必须加强赋权力度,开发和创新赋权技术,制定清晰明确的规则,加强信任和培育社会资本。     

寻找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

和谐社会意味着社会整体上实现了高度的整合,社会各主体和要素实现了关系稳定、协调和有序,无根本利害冲突。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野下,社会结构不断分化与重组的趋势要求寻找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与之适应。我国正在告别“总体性社会”,走向多元社会,这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治理可以成为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机制。当政府治理达到良好状态,即政府善治时,社会呈现和谐状态;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政府实现了善治的社会。政府治理要求政府成为有限政府,致力于公共服务,充分发挥社会公共组织的作用。     

网格化社会管理及其非预期后果——以N市Q区为例

网格化管理是近年来我国基层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城市社会治理变革。它延长了治理链条、下沉并整合了治理资源,加强了基层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的互动合作,构建了服务与管理并重的治理体系。一些地方还引入数字信息技术,提升了社会治理的精细化水平。但网格化管理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如下非预期后果。"技术化"治理强调治理形式可能偏离目标实质;"科层化"的组织结构增加了治理的复杂程度;治理的"行政化"制约了社区社会资本生成;"选择性执行"行为导致了治理目标的不完全实现;"目标导向"下存有治理手段运用不当的风险;"网格泛化"则模糊了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边界、致其权责不清。避免网格化管理非预期后果负面效应的关键是要改变社会治理由政府主导并无限承担责任的体制特征,在基层形成政府、市场和社会良性互动、相互制衡、彼此增能的制度性权力关系。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结构性整合：市域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社会矛盾有效化解的一种解释框架

相较于省域、县域而言,市域是化解社会矛盾风险最有效的治理层级。既有研究未能在如何实现治理合力,更好地发挥市域社会治理整合功能等问题上形成学理性解释。在政治系统论基础上,建立结构性整合的分析框架,结构性整合主要体现在主体结构、规范结构和行动结构三个方面。通过对A市的社会治理案例发现,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与结构性整合三大要素紧密相关,并且三要素之间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以实现有效治理。主体、行动以及规范结构共同推动了矛盾化解的过程精治、源头防治以及整个过程的监督问责,确保了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由于这种“结构性”,市域成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有效层级,也是社会治理中最关键的治理层级。在社会治理中,应进一步发挥市域治理的结构性整合,加大对资源的整合力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过程治理的精准精细。     

合力赋权:社会组织动员参与有效性的一个解释框架——以NZ康复服务项目为例

对NZ康复服务项目的案例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对受益人的赋权不仅涉及到个体、组织、制度等不同层面,而且受到政府、项目依托单位、资助人等利益相关主体的影响。从多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提出了"合力赋权"的观点,阐述了各行动主体的赋权动力和实现机制,将赋权分为社会组织对受益人的赋权、利益相关者对社会组织的赋权两部分,对赋权参与的实践经验进行探讨和评价,最后,就社会组织如何提升赋权和参与有效性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社会共享与治理变革：逻辑、方向及政策意蕴

"十三五"时期,社会共享将是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方向。社会转型要求政府治理模式变革以应对社会结构与社会机制变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政府治理将在治理理念上向共享、全面与普惠转变,在治理结构上向多中心、多元主体、制衡型权力、多样性制度安排与差异化供给转变,在治理技术上向整合式治理与精细化治理转变。这意味着要构建现代化的理念体系、制度体系、行政体系、外部关系和支撑体系,与社会共享的目标相适应。     

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机制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形成政府有效治理和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多维格局,需要优化社会治理各构成要素的配置和运行机制。党的领导与公众参与的力量有机互动,政府规制同社会自治的合作互强,增能政府与赋权社会的机制互补,道德调节和法治保障的功能互联,是新时期优化和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结构、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政府社会管理、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复合社会治理中的多维联动能够产生综合效应,增强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活力,提升社会治理的品质。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论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类突发事件频发,当代中国正逐步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然而,我国社会风险治理主体单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弱化、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因素致使我国"风险社会"的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合作治理是社会治理主体以相对平等的身份,就公共事务进行合作共治的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平等与合作,通过治理主体的协商对话、相互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来实现共同治理。当前,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构建党群合作,跨区域、跨部门的政府合作,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的社会合作治理格局,是我国有效应对"风险社会"的理性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新媒介赋权及其关联效应

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传播科技出现的新媒介赋权现象渐成研究热点。需要包括新闻传媒在内的各部门各组织共同构建起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从外部施加推力促使主体参与进来进行赋权。自我赋权与他者赋权相结合,通过"他助"往往才能更好地"自助",主体才能真正得到权能(感)的增加。应该在一个整体的视角下探索新媒介赋权的作用机制,这既包括新媒介使用与外部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又包括行动者在其中的策略选择和行动逻辑,还有这种人、社会、媒介三者之间不断互动所带来的赋权结果。增权只是其中一种可能性,新媒介赋权一方面能促进主体的自主性获得,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人的主体性丧失。     

网络视听产业治理主体结构优化路径探析

网络视听产业主要治理主体构成要素为政府治理主体、行业协会、网络视听企业、用户。其中,政府治理作为"元治理"主体,占据主导地位,偏重于刚性治理;行业协会参与治理,偏重于柔性治理和协商式治理;网络视听企业的自治理是治理结构中的主体,治理手段偏重于刚柔兼济;用户处于产业治理结构的终端,其治理自觉和治理功能的发挥在治理结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优化网络视听产业的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即在发挥政府主体的元治理功能的同时,让网络视听企业、行业协会、用户等社会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协助政府共同承担社会责任。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改革意蕴论析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是我国深化政府治理改革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要路径。这一路径具有深厚的改革涵义,它是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化解社会矛盾、转变政府社会职能和释放激发社会活力、创新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结构、提升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机制,它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和逻辑,其集中体现为:以主体角色和职能的合理分解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结构的重构;以契约责任关系代替行政权力关系建构公共服务诸多主体之间的联系;以多重机制有机对接和有效复合实现不同供给机制的优势互补;以新型的双引擎注入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新型强大动力;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工具理性达成公共服务的目标理性;以对于公共服务事务的购买取代对于公共服务生产者的供养;以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内含规范达成公共服务供给的价值规范。当前,推进这一路径和机制的主要任务在于,建构公共服务社会企业的竞争性关系、完善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机制、强化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各主体的能力以及建设理性的社会信任。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云治理”: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新模式

"大数据"的普遍盛行和深入发展,对"社会治理"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直接孕育出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即"云治理"。"云治理"的发生及其运行,皆直接源于"大数据"的充分发掘与广泛运用。通过"大数据资源"的拥有和分配,"云治理"对传统社会治理结构及其运作模式产生巨大的挑战。"云治理"的本质和诉求就在于,善于将各种治理信息资源进行充分数据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职能部门的整合、利用与服务,由此对社会治理思维、风险控制、主体选择、行为方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云治理"开启了一个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技术—人文—社会、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全面治理"新时代。     

城市网格化管理:运行架构、功能限度与优化路径——以上海为例

网格化管理通过数字技术的嵌入,延长了治理链条、整合了末端管理力量,有利于改善城市管理中长期存在的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提升了管理精细化水平。但同时也存在着统一的科层化管理与区域治理生态多样性冲突、行政化治理与无限连带责任困境、目标责任制管理与选择性执行困境、碎片化治理下的协同困境等现实功能限度。消除这些机制负效应有赖于正确认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定位,科学合理设置网格单元,强化以源头防控为目标的联动治理,推进执法管理力量下沉以及构建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主体间相互制衡、良性互动的制度性权力关系,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到参与式治理的转变。     

社区治理精细化转型的实现条件及政策建议

社区治理结构的精细化转型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首先,政府与社会及自治组织的公共责任实现分类清晰化;其次,不同治理主体的职能关系经过分化和重组过程后呈现出分类互动结构状态;最后,扎根在基层的官方和社区领袖拥有各自明确的权威来源,社区精英群体不再具有官、民双重代理人的混合身份。精细化的社区治理体制可以有效减少科层结构的代理成本问题,还可以激活良性的社会治理和监督力量,并促进基层民主的增量发展。     

文化网络、科层控制与乡政村治——以村庄治理权力模式的变迁为分析视角

村庄治理权力模式受制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二元关系.并以其构成单位的来源、构成单位的组织形态与权力的运行规范三者为身份标识.文化网络模式是准社会自治阶段"经纪统治"的产物,社会性赋权是其根本特征.科层控制模式是管理型治理阶段人民公社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赋权为根本特征.乡政村治模式是准合作治理阶段村民自治制度的产物.它以行政性和社会性双重赋权为根本特征,展示了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态势,亦展示出村民参与不足和社会自治生成不完全情况下准合作治理推进中的诸多障碍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