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艺鉴赏到文学批评的跨越——王国维不涉评易安词探微

王国维的词学批评很少涉及易安词,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王国维刻意建构的批评格局有关。王国维特殊的人文经历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词话“助闲谈,资考证”的传统范式,在词学观念和取舍尺度上均表现出批评和思辨的自立。其关于词学的“探本之论”,实现了词学从单纯的文艺鉴赏到纯粹的文论批评的根本性转换。     

王国维与胡适词学观异同辨析

迄今为止 ,人们在论述王国维与胡适的词学观时存在着一种值得商榷的倾向 ,即不少学者多立足二者的共同之处 ,对二者的“同中之异”辨析不够。实际上 ,两人词学观的性质、目的、渊源乃至所采用的观念、方法以及话语等都有所不同。辨析王、胡二人词学观“同中之异”不仅仅有利于澄清20世纪词学史的误会 ,更重要的是向人们揭示20世纪学术史存在的两种模式。     

王国维意境理论述评

在王国维看来，批评词的标准就是意境的有无，关键就是具备深厚的情和真实的景，这样的词才是有意境的作品，这都是对传统意境理论的继承；除了对意境中情与景的介绍，王国维还发展了意境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意与境浑”、“以意胜”和“以境胜”这三种意境类型。此外，他还提出了“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在王国维那里，意境可以作为其境界理论的一个层面，专门用以描述词的艺术特质，为其境界理论服务。     

当下刑事诉讼法研究范式的哲学视角与维度

我国既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因与现实状况日益呈现断裂而越发陷入困境。作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尝试,我国当下的刑事诉讼法研究应当以刑事诉讼现代化如何实现为视角,从哲学的立场出发,按照哲学的思维方式对既有的研究范式进行反思。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探讨,应当坚持历史维度,将以往研究从侧重于制度层面的结果考察,拓展到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过程考察,将制度背后的支撑理念或诉讼文化纳入到研究范围。     

略论《蕙风词话》与《人间词话》二书的际遇

王国维之《人间词话》自面世以来。早已成为显学，其于当世词学地位之盛者，无过其右；然王氏词话虽有得易简之趣，却不免伤于质直，至其所标榜之境界说，亦非其所拈出，此前辈学者乔大壮、黄墨谷、饶师宗颐等先生早有平议。而况周颐之《蕙风词话》，其初刊行时，亦曾广为推崇，惜其后则日渐湮没。笔者认为，此或与民初胡适、陈子展等人之力诋梦窗派(包括况蕙风)及加誉于观堂之词学有关，其偏见影响及于解放后。其实《蕙风词话》体系严密，于词论中兼批评、分析、考据与教导学词门径，而其词学理论亦多有可取之处。     

20世纪的“红学”:解读、反思与展望(上)

20世纪的“红学” ,与“莎学”、“浮学”一样 ,在世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与价值。从胡适“红学”范式开始 ,便延续着反 1 2 0回的《红楼梦》的基本思想。“红学”的真正意义 ,应以主题学为骨干 ,涵盖作者学与版本学。曹雪芹是 1 2 0回《红楼梦》的真正作者。高鹗续书说不能成立。王国维的“红学”范式 ,是新红学的创始模式。美学批评学、文艺心理学、史学索隐学、文学考证学等学问为“红学”的研究拓展了无限的空间 ,形成了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显学文化。《红楼梦》从“真事隐去”说 ,说是南京梦 ;从“假语村言”说 ,即是北京梦。 2 1世纪的红学 ,不是反对《红楼梦》 ,而是支持《红楼梦》的     

《沧海遗音集》与清季民初的词史演进

清季民初士大夫词人在为世所遗的境遇中产生对“末世之悲”母题的集体认同，并吸收“意内言外”的理论资源而生成反复刻意言说与不可言说、不必言说两种相反相成的书写范式，完成常州词派阐释学与词体创作的实质对接，朱祖谋纂《沧海遗音集》集士人同道之作，是一时创作风会与集体范式形成的表征。但伴随近代新旧思潮的激烈碰撞，士大夫词人也面临末世之悲的母题消解及范式空洞化的危机。与此同时，词坛也活跃着更加多元的创作力量，进行个性化的书写实践。朱祖谋赞赏陈洵后期词作的直写心素，及陈曾寿词的即事会心，甚至部分弥合了与王国维的分歧，体现了他对个性化书写的观照和思考。集体性与个性起伏消长间的张力，推动了清季民初词史的承续发展。     

试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把词(诗歌)的意境分为两大类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紧接这一则之后王氏又说: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概括起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是指“以我观物”“由动之静时得之”的一种“物皆着我之色彩”的“宏壮”境界;无我     

古代词学批评理论初探

古代词学在长期的发展中,不仅形成了鲜明的词学创作理论,而且在丰富的批评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词学批评理论。这些词学批评理论影响并指引着词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其中影响最大、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理论有“《花间》范式”批评、本色当行批评、雅正批评等。     

从休谟问题看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价值维度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社会主义价值维度的阐释是理解社会主义的一个可能的视角。解读社会主义的价值维度需要澄清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欧洲社会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追问发现社会主义含义的多元化,于是用怎样的范式来把握多元化的社会主义成为一个问题。休谟提出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读范式。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有高度的契合性。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理论中有丰富的科学内容和价值含蕴,可以从科学与价值两个维度进行理论的透视,从而揭示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实践中,科学维度对价值维度的遮蔽也提出了社会主义价值解读的必要性问题。因此通过休谟问题的解读范式可以很好地说明社会主义价值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能观”辨

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人间词乙稿序》) 关于“能观”,佛雏先生诠释说:“‘能观’者,诗人在对某种客体的直接观照中,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领悟’,叔氏称之为‘审美的领悟’。”“无此‘静观’与‘审美的领悟’,任何艺术(包括诗词)境界均无由形成。”“故诗人必‘无我’(高度的客观)而后‘能观’,从而到达“审美的领悟’。”即便认可王国维所说的“观”就是叔本华的“直观”与“静观”,佛雏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基本维度与内在逻辑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其研究范式的讨论日益迫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应该秉持科学理论维度、发展实践维度、中国问题维度、研究者个性维度等几个基本维度,遵循以下内在逻辑:在开阔眼界中判明历史方位、在拓宽视域中发现研究问题、在凝练问题中设定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选准研究方法、在提出新的分析单位中确定核心理念、在上述基础上构建研究框架。     

江顺诒《词学集成》的特点和意义

江顺诒编著的《词学集成》是清代后期产生的一部独具特色的词话著作。《词学集成》是一部具有独特分类眼光的辑录类词话,其分类理念具有现代词学的元素;《词学集成》对所引录的词学文献附加按语,可谓批评之批评,亦可认为《词学集成》是第一部词学批评史专著;《词学集成》对词源、词体、词音、词韵、词派、词法、词境、词品等专题均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辨析。无论是思想观念、理论批评,还是编排形式、规模系统,《词学集成》均显示出独特的深广度和创新价值。     

西学东渐与现代学术范式的确立

在西学东渐的持续冲击与传统的日益变异崩解的清末民初是学术旧范式破裂和新范式孕生的 “关键时刻”。新学制的推行，政治与学术、致用与求真的区分，通才之学向专家之学的折转都为现代学术范式 的确立准备了机制和理念上的条件。代表清末民初两代学人并在新旧之间保持着必要张力”的章太炎、梁启超、 王国维等则为新旧转换过渡的关键人物在中西融合创新的前提下所确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模式新的思维模式、 新的学术精神、新的学术方法则标志着新的学术范式的确立．     

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进程

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近百年,词的创作呈现出一种超稳定状态,但词学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的社会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传统词学蜕变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也是其主要推力;王国维、梁启超、胡适是转换过程中的三个突出点.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既有深厚的传统词学功底,又不乏现代思想意识,中国现代词学最终在他们手中得以确立.     

王国维词对纳兰词的接受——以“人间”意象为例

王国维《人间词话》标举"境界"说,并推崇纳兰性德为有清一代"独得意境之深"的重要词人。王国维不仅于词学批评上对纳兰抱持赞赏与接受态度,而且在词体创作方面也接近纳兰,尤其以袭用纳兰词中"人间"意象为其创作接受的鲜明标志。二人赋予"人间"意象以丰富深邃的意蕴内涵,既有对男女爱情的讴歌,也有对历史兴衰的忧嗟和对世态冷暖的鞭挞。王国维从纳兰词中汲取了丰厚的创作养料,同时也激活了纳兰词中富有时代特性的生命细胞。     

王国维与词籍校勘之学

王国维校编<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对<花间集>、<尊前集>、<乐章集>、<山谷词>、<片玉词>、<姑溪词>、<赤城词>等词集予以校跋,将清儒校勘经史之法,灵活运用于词籍校勘,形成词籍校勘之学.辨讹误、校倒文、补阙漏、校词律、辑遗佚,其词籍校勘方法、原则及校记处理均有独到之处.而王国维词籍校勘之学不仅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 从"以文为诗"到"以文为词"

王国维以稼轩比昌黎,可启发人们对他们两人共同性的认识即分别在诗、词领域以“破体”别造新境。稼轩之“以文为词”如昌黎之“以文为诗”,这既根源于两人政治—文化性格的相近,也体现出“养气”、“积学”等文学观及“破体为诗”和“破体为词”之创作手法的相似。     

审美静观论

"审美静观"是关于审美态度的核心要素,其实质是审美的无功利性。在西方美学史上,康德是最深刻、最系统地论述审美静观的美学家。叔本华、鲍桑葵、布洛、闵斯特堡等美学家都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审美静观说。中国古代美学史上也有许多审美静观的思想资料。如老子的"涤除玄鉴",《易传》中的"观物取象"说,宗炳的"澄怀味象",苏轼的"无厌空且静",王国维的"无我之境"等,都展示了静观说中国美学中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中西的"审美静观"说有着不同的特点。     

关于词学批评研究的若干理解与思考

词学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它是一个包括词源、词乐、词调、词律以及词人、词籍、词论、词派、词史等众多内容的广泛、复杂而相对严密的学术体系。词学批评的概念虽为后起，但具体实践在词坛形成之日已萌动，而批评的精神、理念随着词学的发展也不断传递和积淀。词学批评研究作为对批评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更应注重它的科学性。以当代意识和历史实感来凸现词学批评研究的科学性。深入研究宋代的词学批评，将大有裨益于我们对后世及整个词学批评史的体认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