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群体类别化标签的话语建构研究

网络传播中群体类别化标签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其生成与流行往往伴随着复杂的话语建构过程。以“小镇做题家”观之,文本层面,在场与缺席的三组概念之横向组合及纵向聚合,赋予这一标签以特殊意义。话语实践层面,负向情感的相互交织和社会群体的身份认同需要,成为话语生成与扩散的动力,且公共传播中的话语接合又使其在破圈过程中出现复杂的意义变迁。社会实践层面,一方面,话语源于社会现实,这一标签式话语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镜像再现,反映了寒门大学生所遭遇的双重脱嵌困境;另一方面,话语建构社会现实,这一话语也体现出小镇学子通过话语建构实现“逆袭”的心理。     

David Herman的话语心理模型与叙事文本阐释——以康拉德的《青春》为文本

运用David Herman的话语心理模型阐释小说叙事文本,为"讲故事"话语实践寻找理论支点.文章以约瑟夫·康拉德的<青春>为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该模型如何提供一个认知维度来帮助读者完成文本意义的解读,即阐述了人物定位过程与人物身份的建构,以及它与叙事视角的联系;大脑意识的身体化过程揭示了语言是如何表征叙事进程;大脑的意识散播性将个体之间抽象的思维情景化、社会化,从而展示出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情感话语的出现为丰富故事的主题甚至为文学类型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所谓"特质"对于考察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理解人物冲突有着建设性的作用.这种互动的认知过程对于叙事文本意义的建构和解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疾控人员的职业认同建构——以浙江疾控系统“我的战疫故事”话语分析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疾控人员奔赴一线，英勇抗疫。疾控人员通过重述“我的战疫故事”，明确和调整疾控职业的角色、行为和规范，重申和强调疾控职业的理念、情感和价值。近两年出现了一些疾控人员职业认同的调查分析研究，但未关注到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的话语实践。本文选取了浙江疾控系统内“我的战疫故事”征文为话语文本，进行甘姆森建构式话语分析，研究新冠肺炎疫情语境下，疾控人员如何通过重述抗疫经历建构职业认同。研究发现，疾控人员通过明晰职业角色、专业规范和职业素质，强调职业使命、群体认同和自我实现，以及从群众认可、团结协作、未来展望中，在职业、自我、社会等三个面向建构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职业认同。     

"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话语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有效媒介.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在道德上被国家赋予了神圣性.在政治实践层面,"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得到了满足,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民"的尊严、地位、身份、贡献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未来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起到巨大作用,还在于"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有效地利用了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的力量.     

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与意识形态

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一定的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往往经过媒介形成政治话语体系,在这种转换过程中,意识形态借助于政治话语一定意义上建构和重构了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当下中国政治传播中的政治话语,出现一种主流媒体政治话语高度同质化与网络媒介政治话语多样性并存的复杂情势。对此,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能把多样化的政治话语表达或意识形态的争论看作是社会分裂的象征和表现;二是区分公共舆论和政治话语的同质化;三是不能片面地追求政治话语的单一性,由此造成虚假的社会和谐和统一;四是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能完全诉诸民族情感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治动员,也需要通过不同政治话语的表达或争论达成理性共识。     

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迈向经验解释的中国农民工

底层社会的建构过程是多种社会结构性力量与主体性行动双重作用的结果,是一个主体身份确认、建构和类别化的过程.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社会建构的过程体现在:制度安排和身份认同的困惑与代表传统文化的传统乡村的脱榫及自我认同的文化缺失、社会关系网络的隔离与自我认同的重新定位,个人认知结构、语言结构和方向感的丧失以及感受到的认知紧张和情感压力;农民工自我认同与底层的主体建构过程则体现在:在"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抗争过程中的一种空间实践与再生产过程,即通过空间的营造来实现一种防御性认同、一种弱者或在边缘建立的认同、一种"主体性空间"边界的建构策略与自我认同建构策略的过程.     

“被围观的私语”：癌症经验网络自我叙事的能动性书写、叙事治疗与意义生产

以豆瓣小组中的“癌症日记—2017”和知乎的“癌症日记”为研究对象，以“能动性”概念为视角，聚焦癌症患者及家属在网络社区中的疾病经验的能动性书写和自我叙事，有助于分析其具有的个体自主性和社会交互性特征，以及意义生产和自我认同的建构。面对癌症疾痛和身体风险，病患透过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叙事思考疾病与身体、生命及社会的关系，以能动性叙事重建自我认同，并以自我叙事为媒介在网络社群中获得社会支持，进一步凸显网络对病人或家属的赋权效果。     

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视叙事综合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视角

“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已然到来，而长期以来各成气象的文化形象影响了三地之间的融通和发展。打通文化根脉，营造共通的文化空间，建构区域文化认同，消解隔膜与屏障，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当务之急。在大众传播时代，影视艺术是蕴藉文化，构建形象，传播共识的主要媒介类型。“影视叙事综合体”以影视艺术为传播载体，通过叙事行为、叙事故事、叙事话语、叙事反应等影视叙事功能建构区域文化认同的影像文化空间，提升区域文化形象，促进区域文化的融通和协同发展。     

从东方主义到后东方主义——以中国传奇的西方重构为例

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实现理论创新与中国话语建构是学界难题,后东方主义为此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作出阐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建构是一种叙事可能,然而,真理观与身份、视角之间的"悖论"以及从话语理论到话语霸权的"转变"使其陷入窘境。后东方主义力图从中拓立出另一种叙事可能;以代言政治衍化、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消费群体多元化的形成为主要特征的后东方主义叙事语境加深了好莱坞的叙事焦虑,为中国传奇重构提供了契机。中国人逐渐成为中国故事的主角,这一过程将伴随东方主义叙事的解构与后东方主义叙事模式的开启。     

中国电视的话语变迁与文化建构(1958-2019)

电视话语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生成的表达系统,并且不断建构着文化形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本文试图以文化研究的视角、话语研究的理论框架讨论我国电视文化的变迁。将电视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置于广阔的社会历史当中,勾勒出我国电视发展60年来的话语变迁脉络,并揭示特定话语类型背后的生产运作机制:从"政治实践"主导的话语到体制内外交织渗透的"纪实"表达;从市场化初期"娱乐话语"的野蛮生长到专业化精耕细作"审美话语"的价值导向,电视媒介的生产机制构成了媒介话语实践的主要方式。从"话语"与文化的角度切入电视历史的研究,理解电视媒介的"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     

居危“体”安：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共疫感”——基于身体感的视角

共疫感是对当前疫情进行经验性实践反思的有效概念性工具。共疫感一方面涉及国家权力机构在疫情过程中努力建构的有保证或保障的稳定状态,另一方面涉及个体在疫情当下努力恢复日常生活秩序感所进行的本体性安全建设与调适的生活状态。通过身体感研究视角探讨疫情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检视疫情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发现共疫感就是一场以医学卫生话语为导向、由共疫体内所有成员共同参与,在疫情不确定性处境下,为维护并建构一种集体性安全感氛围所进行的一系列基于身体感项目技术的医学化社会实践。同时,以"共感"为基础的民族志材料不仅呈现社会/文化对身体的教化与刻写,也凸显个体身体体验、情绪感知下多样态的文化/社会意涵。共疫感其他可研究之面向,还有待后续进一步探究。     

精神家园、情感依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精神家园是对生活意义和生命归宿的一种文化认同。马克思哲学能否给予我们一种精神家园般的感觉?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情感依恋"如何遮蔽了马克思的真精神?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完成传统文化的接续和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轨?通过以上追问,文章提出摆脱哲学研究中的"情感依恋",凸显思想主体,是我们保持民族自性、构建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话语的关键。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对外传播的治理框架建构

后疫情时代的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呈现出更具信息敏感性、危机传播及风险传播的比例升高、污名与谣言传播数量增多、信任与共情传播为基础的互通机制匮乏等特点。媒介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分支,旨在以跨文化协商、协调、共治的多元机制化解全球化危机以及构筑新媒介图景。"一带一路"倡议以整体全球化理念,刷新国际社会对于国家间关系及世界格局的认知。媒介治理框架下的媒介政治治理、媒介规制治理、媒介文化治理、媒介健康治理是"一带一路"传播治理框架建构的可能路径。在当前掀起的"中式全球化"浪潮的背后,也应理性反思其话语根源,方能避开话语陷阱,在世界百年未有大变局中赢得先机。     

民族精神彰显与正能量传递——“《闯关东》精神”现实意义研究

主流意识形态召唤下的《闯关东》,在影像叙事过程中实现家园想象和英雄演绎的表达,使民族精神的彰显成为可能。"主旋律"和"开年大戏"是主流话语对《闯关东》深层叙事逻辑的内在召唤,而表层的影像叙事则是描绘大众文化语境中的多元话语色彩。主流话语在建构自我主体形象——民族精神过程中,不断与民间话语进行博弈、阐释,最终将其归化。剧中人物从传统家园背离到新家园重建,完成了整个民族集体的"家园想象"。《闯关东》传达的是一种民族的正能量。这种正能量鼓舞着受众,使受众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华民族的"仁"文化内涵。     

论央视春节晚会对春节文化的重构

作为中国媒体的一种重要的象征性行为 ,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通过建构家国一体的形象、调动民间记忆、运用明星认同机制等一系列的叙事策略 ,重构了传统的春节文化、民间文化和流行文化 ,创造了以社会整体性形象为核心的春节文化文本。这种重构活动是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由以阶级话语为组织模式的现代性设计向以经济建设和民族—国家的整体性认同为主的现代性设计转型过程中而作出的调整 ,其目的是为了克服几十年的斗争话语所造成的社会困境 ,建构团结、奋进、乐观的社会形象 ,以唤起人们的共同感和民族身份感     

革命与女性的自赎——十七年女性文学叙事的话语裂缝

十七年女性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存在着既对话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出于对"个人生活命运的关心",女性文本在自觉认同和完成革命叙事的同时,女性被压抑的性别意识与独特的审美体验在一定层面上仍以一种潜叙事方式被建构出来,对革命"正史"与男性话语霸权进行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构或消解,从而获得了某种超越时代的价值意义。     

“故事世界”的三个面相：跨媒体叙事、书写模式及其资本生态

故事世界越来越成为叙事的核心要素。故事世界的建构突破了经典叙事学中“故事-话语”的二分模式，形成由多种媒介形式共同作用的跨媒体叙事，同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作品都对理解故事世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故事世界并非制作者自上而下的单向建构，而是制作者与读者双向互动、共同营造的产物。故事世界双向建构的特性使得对其的营造并不局限于审美层面的考量，故事世界筑造的背后还体现着复杂的资本生态。媒体公司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构建了宏大的故事世界，粉丝消费者则在激情的驱动下对故事世界进行扩展甚至改编，双方力量集合于同一场域中难免出现或明或暗的斗争。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策略研究——以《救国时报》为中心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的效果是多重叙事框架交叉叠加所共同塑造的。在底层叙事的舆论场中,理论阐释与大众呼应的相互蕴含赋予苏区故事更深层次的政治伦理意义;在情感叙事的支撑下,自我宣传和他者言说的相互补充勾连起国内外民众共通的心理情感;在图像叙事的联结中,话语驱动与形象建构的相互接洽建起异质文化彼此对释的空间桥梁。     

“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

"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事实上,"剩女"话语并不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媒介中呈现的"剩女"形象和现实社会中未婚男女的实际并不相符;媒介建构"剩女"话语是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剩女"话语被受众广泛接受与我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和择偶观念密切相关;"剩女"话语传播背后是民粹主义盛行的中国传媒文化。媒介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造成大众对事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也有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迎合和阻遏商业媒介低俗化冲动的力量同样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媒体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叙述者的主体表达与新闻的意义建构

"主体表达"指的是叙事中叙述者通过话语手段,将自身视角、情感、认识融入所叙之事中,从而在话语中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种表达方式。新闻叙事中常用的主体表达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句法手段、篇章手段。新闻叙事的"主体表达"表现出"含而不露"的低主观度特征,这是由新闻"还原事实"的真实性要求所决定的。主体表达是实现新闻社会功能的必由之路,其意义在于:提供识解视角、传递特定情感、塑造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