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探析

边疆民族地区是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治理单元,其政府治理能力建设是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边疆民族地区营造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前提,更是边疆民族地区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必然要求,为边疆民族地区全面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在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中,要不断突破历史传统、社会关系、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制约因素,不断完善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机制,提高治理效能,实现政府有效治理。     

也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展还比较缓慢,存在物质困境、观念困境、体制困境和技术困境等难题,必须根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顶层设计,从经济发展、观念革新、体制创新和技术进步等几个方面去寻求解决困境的对策。     

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关系探析

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在于推进制度治理。制度治理蕴含着“规则之治”的法治精神，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是国家治理法治化。国家治理法治化的载体是一国法治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我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所在。要牢牢坚守“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这条根本红线，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要始终把握住“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特征，将各项举措有机联系起来，确保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工作的价值方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从统筹兼顾到统筹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理路跃升

后发现代化国家通常都会遭遇“好事不会同时发生”的困境，发展资源的有限性、治理能力的边界性与发展任务多元化、治理需求扩展化之间的矛盾，构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多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者，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实践中，探索出摆脱现代化困境的中国式道路，其核心理念就是“统筹”。从“统筹兼顾”到“统筹发展”再到“统筹治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认识理路的不断跃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升级转型。统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全面展开的重要原则。在中国，统筹治理要发挥党的领导的确定性以应对发展中的诸多不确定性，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深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现代化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科学的社会治理体系才能孕育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社会治理体系的效能,不断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解决中国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各项既定目标,关键要靠社会治理现代化也就是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所谓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使社会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精细化,使社会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法律制度治理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社会的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基本路径,进一步改革社会治理体制、不断丰富、健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努力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结构优势与优化路径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关键环节,对解决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存在的结构短板问题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的关键环节,是对宏观国家治理与微观基层治理之间存在的治理枢纽的补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结构性优势、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专业性优势以及协调区域发展的整体性优势,对于破解县域治理和基层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构建连续贯通的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市域视野下的新型市县关系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     

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四化融合”治理体系的创新路径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是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化融合”的政策实践方向，有利于破解当前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取向滞后、治理效能弱化，政社共治孱弱、多元主体缺失，社会转型加剧、治理需求凸显，新旧转换冲突、治理体系不善等诸多困境和挑战。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应构建以“四化融合”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四化融合”彰显的四者之间的关系是以社会化为基础、以法治化为原则、以智能化为支撑和以专业化为保障，“四化融合”是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取向。     

中国式区域治理体系、机制与模式

中国式区域治理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科学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治理、治理的目标是什么、治理什么和怎样治理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发展是区域内、区域间竞合共赢的动态演化过程。中国式区域治理呈现出从单中心到多中心向网络化治理发展的共生演化逻辑，更加注重通过系统架构、创新驱动、优势再造、实现共同富裕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来破解“集体行动困境”,突破区域发展的各种约束，寻找新动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基于此，提出“体系-机制-模式”(SMP)的中国式区域治理分析框架，建议完善以政府网络为核心、市场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体系，拓展网络化、生态化等多样化区域治理，提升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确区域治理的核心机制，构建以科层、契约和合作“三位一体”为主的多元化治理机制；通过有效的区域治理，在政府层面形成价值共同体，在市场主体层面形成经济共同体，在社会民众层面形成命运共同体，最终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三重共同体”模式这一新思路。     

从“治理文化”到“文化治理”——基于S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当前文化与治理间的耦合存在以文化为治理对象的“治理文化”及以文化为治理路径的“文化治理”两种范式，两者在治理主体、治理路径上存在一致性，但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S社区重视社区中多元主体的参与协作，并在治理对象及目标上实现了从对社区文化进行保育到对参与个体、组织集体、社区公共问题进行治理的转变，其治理实践经历了由“治理文化”向“文化治理”的逻辑变迁。通过比较发现，“治理文化”路径重点在于文化，对文化的保护与传播有益但对于社区其他公共领域的介入存在不足；而“文化治理”路径重点在于治理，更为符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地方治理不仅仅是地方的事——我国地方治理中几个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解析

地方治理是一个相对概念，既不能完全自证也不同于治理地方。地方治理是整个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极其重要的载体与具体体现，决不能搞价值虚无、价值无涉。地方治理应当坚持从地方实际出发，处理好地方治理与中央治理之纵向的“上下相互治理”及横向的“地方相互治理”的关系。地方治理应当是全过程全方位的治理，既要珍惜地方治理的历史积淀又要落实好层级责任制。地方治理应当参照国家、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逻辑，处理好地方治理主体和治理主导的关系，做到地方治理间的优势互补，既入微展宏又入宏展微。在地方治理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根据“木桶原理”和轻、重、缓、急原则，在地方治理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相互共振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保持治理的相对平衡发展。     

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基层政府治理创新研究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政府治理创新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府治理在实践中存在条块关系失衡和碎片化问题,成为制约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障碍。整体性治理理论强调以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整合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这为基层政府治理改革提供了方向。基于这一理论,本文构建了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框架,从价值理念、组织职能、运行机制和服务供给等方面分析发现,现阶段基层政府治理存在管理理念强于服务、公共服务意识不足,职能转变尚未完成、权力责任划分不清,政务服务环节较多、运行便利程度不佳,服务方式仍需提升、多元供给渠道不畅等问题。基层政府整体性治理创新应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积极回应公众需求,以功能整合为重点构建部门协调机制,以提高效率为任务优化管理服务流程,以服务群众为目标提高服务供给能力。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协同治理视阈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变革之道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积累了不少问题，化解这一困难关键是要改革传统政府管理体制，尤其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在社会矛盾凸显以及利益复杂化攻坚克难时期，要以协同治理为契机，不断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顺利化解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问题。     

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创新基层治理工作综述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国家治理体系方面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阶段。当前，必须变革过去那种以单位为主体、以行政权力和资源垄断为依托、依靠自上而下的动员和命令来开展活动的传统基层治理方式，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为突破口，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良好的基础。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三非”问题治理体系的构建

我国南部边境地区受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民族问题和国际环境等因素影响，“三非”问题较之其他地区更显复杂，增加了治理的难度。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构建合纵连横式的政府和社会综合治理体系。国家层面，继续加大兴边富民力度，以边境地区的繁荣促稳定；地方政府层面，构建边境“三非””问题治理运行网络，发挥政府治理“三非”问题的主导作用；乡村层面，重建乡村自治网络，提高乡民自主治理“三非”问题的积极性；社会层面，加大相关非营利性公共组织建设，增强社会自我调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