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论《春秋》学在两汉的经世功能

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是儒学最隆盛的时代.作为经学中的显学,<春秋公羊学>的经世功能主要表现在为统治者的政治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汉代君臣自觉地把包括<春秋>在内的各类经典用诸政治实践中,使得儒家经典显示出强大的经世活力.文章根据有关史料,分别从多个角度描述和探讨<春秋>学在汉代的政治生活中的经世功能.     

科学·理性·文明(上)

一、科学 汉语"科学"一词始出于晚清维新学者们的译著,如康有为译东洋文献,严复的<天演论>等.后来,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一词得到广泛传播,"科学"与"民主"成为书写在新文化运动旗标上的口号.     

变法维新思潮中的吴汝纶与桐城派

甲午战争后 ,在维新变法思潮与新文体的冲击下 ,曾经随洋务思潮而“中兴”的晚清桐城派又陷入困境 ,在此困境中 ,吴汝纶起而改造桐城理论 ,以迎合维新变法思潮 ,使晚清桐城得以延续。他对桐城派理论的具体改造有三 :其一 ,减弱桐城文的政治色彩 ,回避桐城“义理” ,使晚清桐城免于成为新思潮的批判目标 ;其二 ,重新定位桐城文章的艺术形式 ,提倡“醇厚”之文 ,以与维新派的新文体抗衡 ;其三 ,借桐城文章宣传西学。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讲 ,吴氏在宣传西学、倡导维新上 ,与维新并无多大冲突。吴氏以桐城古文宣传西学、倡导维新的努力 ,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赢得了一定市场 ,促进了维新思想的传播。     

宋代的疑经思潮与《春秋》学的地位

自中唐以来,特别是北宋庆历以来的疑经思潮,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场巨大的思想变革运动.它突破了传统经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束缚,并由此促成了宋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宋儒的疑经过程中,<春秋>学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把宋代的时代命运同<春秋>本身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功能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了<春秋>的"经世"作用,使其成为宋代的一门显学.     

康有为学术中的西学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派的领袖人物,也是新学家们的领袖人物。他的《大同书》,根据《春秋》公羊家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和基督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再加上一些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一个大同世界,这是典型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代表作和新学家的学问样板。     

《左传》"经"、"史"性质之辨正

文章从考辩<左传>之"传"名出现的历史背景入手,证明<左传>之"传"名晚出,<左传>原本不是<春秋>之传.而经学历史上称<左传>是史,并没有否定<左传>是<春秋>之传,且用<左传>的史事阐说经义.<左传>非<春秋>之传,亦非传统意义上兼经之用的"史".     

董仲舒思想的基本特征及其精华

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基本观念为核心,通过对经典的诠释将历史哲学、社会政治理想和信仰体系一起囊括在他的天人合一即天道观思想之中,构建了一套系统的儒学理论和核心价值体系,其思想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为:使得先秦天道观和王道理想进一步罩上神圣的光环,"大一统"思想更加凸显了政治化、伦理化意蕴,天道教化的理念经由信仰的建构渗透到社会人心之中。     

更高意义上的回归——1903年前后梁启超政治思想演变轨迹探析

维新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逐步摆脱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思想变得激进,倾向于革命.但是1903年赴美国考察回来,他却不支持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主张君主立宪,回归到改良阵营.考察梁启超政治思想由激进而趋于保守的演变轨迹,可以发现其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他的回归非但不是落后,反而是对中国未来的超前思考.     

宋恕维新思路新探

宋恕是 1 9世纪 90年代苏、浙、沪维新人士圈子里的核心人物之一。他提出了“三始一始”的社会改革思想和在上、中、下三策中只能执行居中之策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相比 ,他的维新思想理论根底更深厚 ,也更为温和渐进。但是当时国人的躁动情绪 ,注定了温和的社会改革方案很难被接受     

船山与变法——论王船山对谭嗣同的精神气质与哲学思想之影响

谭嗣同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主导者之一,也是十九世纪末期研究与宣传船山思想核心人物之一。戊戌变法作为晚清青年知识分子与士大夫面对西方文明冲击所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历来被认为是中国近现代史与哲学革命史上的重要一环。而除了西学之外,谭嗣同在推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实际上是以船山思想作为其变法维新思想的主要传统哲学基础与精神动力。在谭嗣同的维新变法思想、哲学与精神气质中,船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儒家哲学的代表与西学、佛学一道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

从社会思潮角度考察 ,桐城派与晚清社会思潮流变相始终 ;在晚清纷呈迭现的社会思潮中 ,均可看到桐城派的身影。桐城派在晚清各期的主要代表往往也是当时社会新思潮的代表或积极参与者 ,如经世致用思潮中的姚莹 ,洋务思潮中的曾国藩、黎庶昌 ,早期变法维新思潮中的郭嵩焘、薛福成 ,维新变法思潮中的吴汝纶。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桐城派既有迎合清王朝的一面 ,也有适应社会思潮发展、与世俱进的一面 ,不能因桐城派最终落后于时代而予以全面否定 ,更不能因此把桐城派视为文学上保守、政治上反动的代名词。     

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的政治制度变迁——以历史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

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百姓日用之道”与民间儒学的价值探索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思想浪潮的冲击,传统儒学何去何从始终困扰着我们。李泽厚以其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为据,开出了"西体中用"的药方;蒋庆则以春秋公羊学为中心,建立起了一套"政治儒学"的哲学架构。本世纪初,以刘述先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第一次立场鲜明地将"民间儒学"从"政治儒学"和"精神儒学"两大价值系统中分离出来。本文即从"圣人之道"与"百姓日用之道"这两条线索出发,旨在探寻民间儒学的思想脉络与内在价值,及其现实意义上的展开方式。     

经权与文实——论董仲舒与何休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

董仲舒与何休虽然都是两汉公羊学大师，但其思想之间的差异仍很明显。从对《春秋》“宋人及楚人平”的不同诠释中，可以看出二人思想之间的差异：何休从“例”出发，极力辨析其非“实与文不与”，不与大夫专平；董子则从“义”出发，站在仁以行权的角度，褒扬大夫专平的行为。董、何之间的这一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其所处时代不同，何休面对日趋分裂的时代局势以及古文经学的挑战，更重视强调“尊王”大义，而汉初的董子虽然也有“大一统”的焦虑，但气魄显然更大。另一方面，也更重要的是二人对公羊学的定位不同，董子是借《公羊传》以阐发其儒学思想，何休则致力于将公羊学建构为一门发挥改制、新王大义的政治理论学说。公羊学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导致了其千年沉寂，但在晚清大变局中又重新被发现和重视，何休功莫大焉。     

《春秋纬》的过度诠释: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

<春秋>经本来非常简单,<公羊传>和公羊学通过"以义解经"生成许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春秋纬>进而通过孔子神化与经典臆说成为经典过度诠释的范例.尽管过度诠释可能会实现意义再生,但离开事实根据和经典本义的诠释毕竟让人觉得远离真正的学术探讨,不可避免沦为随意想象发挥和主观任性臆断.     

康有为的孔子观与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的孔子观是他维新变法论的重要依据。其基本内核和哲理性层面是“素王——教主”论。其要在重新给孔子和儒学以政治性和宗教性定位。其功能性层面和三大思想支柱为意志主义、宗教主义和现代主义。他根据《公羊》微言大义中的唯意志论思想考认孔子“改制托古”所具有的革新精神。以神秘性说孔子，主张将“孔教复原”为“基督化的儒教”。他以进化论、民权说等西方思想附孔，“托”孔推行现代主义。康有为光大了今文经学的孔子观并使其异化，这既是今文经学的丰碑，又是今文经学的终结。     

康有为思想的内在矛盾及其文化指向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既是维新变法、学习西方的先驱,又是反对革命、拥君复辟的主将,晚年的康有为,早已被时人视为保守落伍,但他秘而不宣的《大同书》却表达了一个富于批判性的激进的社会理想。这些矛盾纠结,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他的思想作出统贯性说明的难度。本文拟从康有为思想与中国现代思潮三大主流的关系入手,去分析康有为思想的内在联系,从而揭示康有为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从《春秋繁露》谈德法互补

<春秋繁露>中德治和法治思想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从"天人感应"的神学世界观出发,编造了君权神授的国家起源论并推导出法律的起源.     

梁启超与王船山研究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人物,他经历了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乃至北洋军阀当政,他一生多变,康有为很早就以"流质易变"相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曾多次总结自己的变化,<三十自述>即记载了青少年治贴括、治训诂词章、拜师康有为、读东书等四次变化.有人说梁启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变化极为敏感,虽是细小的变化,在他亦常觉其巨.实际上综其一生,梁启超的人生旅途虽小变不断,其重大变化则只有三次,即光绪十六年秋(1890)拜师康有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月游历美洲,与1919年游历欧洲①.在梁启超这多变的一生中,他用力最多不是王船山的著作,但对王船山著作的研究可以说是贯穿他的一生,从他对王船山的研究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戊戌变法的前后,二是在日本侨居时期,三是归国后尤其是脱离政治从事教育时期.当然,处于不同的时代的梁启超对王船山思想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