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陷开出民主不同理解九种——关于牟宗三坎陷开出民主论的不同理解的评论

自牟宗三提出坎陷开出民主的思想以来，相关争论不断，总的倾向是质疑者多，认同者少。本文将这些不同意见划分为内圣实非可能论、内圣外王俱失论、无法直接开出论、反泛道德主义论、内圣取代外王论、良知不可坎陷论、坎陷须行两步论、坎陷或非必要论、实践理性优越论等九种，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一一予以评论，希望以此消除对牟宗三这一重要思想的误解。     

牟宗三坎陷论的意义与缺陷

坎陷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问世以来争议不断。这一理论在充分尊重中国文化之特点,努力保留中国文化之优长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在解说坎陷的主体、坎陷何以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坎陷为什么必须向下讲等方面也存在一些缺陷。坎陷论之所以有这些坎陷,与其缺乏一种系统的方法有关。如果能够借助三分方法,这些问题都有望得到较好的说明和解决。     

评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

在牟宗三的新儒学体系中,“良知自我坎陷”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牟宗三联结“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成立“道德的形上学”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也是车宗三就“德性主体”如何开出“知性主体”,从而解决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所作的具体说明。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不仅关涉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而且还试图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的发展疏通理路,因此,它的提出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热切关注。“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其理论意义何在?它真的能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安立科学和民主吗?这些都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拟通过对这一学说的初步评析,对上述问题试作回答,以就教于关心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方家与同道。     

牟宗三的“假定”困境: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

牟宗三的良知坎陷是暴力的,又是无力的。一方面,良知坎陷中的道德良知对于政治、经济等有着绝对的威权,能够要求一条"文化→政治→经济"的暴力下贯之路;另一方面,良知坎陷又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为"假定"前提,由之而有"经济→政治→文化"的柔顺上升之路。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凸显了这两条路线的不同政治哲学内涵。牟宗三本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则佐证了致力于暴力教化的哲学王的无力。正视良知坎陷的暴力与无力两相,有助于理解牟宗三的困境,也有助于看清中国文化的当下境域。     

“良知自我坎陷”说与儒学的现代新开展

"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评析

<正> 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重镇牟宗三先生提出了“良知自我坎陷”(自我否定)说,且持之甚坚。认为此说是“不悖于往贤”而“有进于往贤”的,是反省到传统儒学“外王之直接形态”之不足而力图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是就“如何顺吾之文化生命而转出科学与民主”作出的透彻说明。不少现代新儒家学者,特别是牟宗三的诸弟子,则簇拥备至,认为此说确实达成了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理论联结,解决了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时代课题。然而,透过牟宗三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玄妙而繁复的论说,不难看出:它却是力图通过比传统儒学更为内在化的进路来达成“外王之间接形态”的。这就决定了它不仅不可能达成内圣外王的现代联结,而且只能是加剧传统内圣与现代外王的脱节与对立。     

从牟宗三的哲学思考方式看其“良知坎陷”说的价值和意义

牟宗三揭橥康德的思考理路,依照儒家的精神境界,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坎陷"说。他的这一学说的提出,意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由此,不但在学理上疏通和圆满儒家理论,而且现实上为自然科学所应有的伦理价值标准提供了根源的依据。     

“事实/价值”等于“现象/本体”吗?——对牟宗三“良知自我坎陷说”的一个检讨

":良知自我坎陷说"作为牟宗三哲学体系的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该学说的根本症结在于牟氏将"事实/价值"的区分等同于"现象/本体"的区分,缺失了"事实性之本体"和"价值性之现象"两个重要的层面,由此造成了"知识上不去、道德下不来"的理论难题。因此,只有将平列性的"价值/事实"与立体性"本体/现象"区别开来,才能真正解决"坎陷说"的难题。     

一桩三重公案:牟宗三良知呈现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康德主观唯心论,建立了彻底唯心论。另一方面,牟宗三又"稳定"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要求只能在长串经验的"坎陷"工夫中证实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批评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反批评。据后一方面,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是康德式的,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批评不过是借故立论。牟宗三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与"从伦理到道德"的矛盾,及其"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牟宗三同样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起来,是"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是"孔夫子加Kant"。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良知的嬗变——从牟宗三对阳明的批评来看

表面上,以“良知坎陷”名家的牟宗三是在接着“致良知”的王阳明在讲,其实不然。牟先生对王阳明多有批评,不仅对其人性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而且对阳明“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给予毫不留情的驳斥;还认为“王门四句教”非圆教。虽然他们都以“良知”立言,但良知已悄然发生嬗变。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评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

道德的形上学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思想的核心。这一哲学理论， 以无执的存有论和执的存有论为框架．以良知的自我坎陷为纽带，贯通道德本体界和自然存在界 的阻隔，把儒家的心性本体论和康德的形上学结为一体，在海外有着很大影响。本文详细地剖析了 这一哲学思想，指出这一哲学理论是儒家道德的形上学在近代受到西方文化挑战的产物，其目的 是将西方文化推重科学的精神纳入儒家的心性本体论，重建儒家道德的形上学，以回应西方文化 的挑战。本文同时指出了这一哲学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理论难题。     

从纵贯系统看超越存有论的缺陷——以明道为中心

将宋明儒学以超越存有论为标准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即从纵贯系统入手检查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内在的理论缺陷。     

浅析牟宗三现代新儒学的人文宗教观

牟宗三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来确定儒家的人文道德宗教意义，认为儒教之为“教”强调了人文的生命之在于人自身而不是人格神．凸显了德性主体的“内在超越”而非向彼岸的外在超越，故而成立一最优化的“圆教”形态．而“良知的自我坎陷”说又为儒家人文宗教的完善提供了更精致的论证，牟宗三以儒家的宗教化来对治当代人文精神的式微，进而追求人的生命圆满和社会圆满。     

横摄系统与超越存有——从朱子看牟宗三的超越存有论及其缺陷

将宋明儒学依据存有论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因为这两个系统只在存有论上有所区别,在超越层上并无分歧。本文即以朱子学理为中心,检讨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不足。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唐君毅、牟宗三对朱熹格致说的不同阐释

唐君毅、牟宗三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面临着工夫论与认识论、朱熹格致说与王阳明致良知说以及朱熹格致说与科学的复杂关系。唐君毅把朱熹格致说归于工夫论,牟宗三则侧重于从认识论面向阐释朱熹格致说;唐君毅较多地讲王阳明致良知说与朱熹格致说的一致性,并将前者看作是对于后者的继承和发展,牟宗三则站在王阳明的立场上强调王阳明与朱熹的对立;唐君毅认为朱熹格物致知不同于科学,但对后来的科学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牟宗三则认为朱熹格物致知的目标不在于科学,但可以拖带出科学式的专门知识。无论如何,他们对于朱熹格致说的阐释,在民国时期胡适、冯友兰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虽然还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天心”与“天垂象”——牟宗三合一论两个重要概念商榷

牟宗三在建构合一论的过程中,分别使用了"天心"和"天垂象"这两个概念。在其学理系统中,天是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但天是如何成为主体,这一主体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牟宗三并没有具体说明。认真分析这两个概念,对于理解牟宗三的相关思想,发现其内在的缺陷,有重要帮助。     

现代新儒家研究的省察与展望

近年来，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在大陆经历了由兴起到发展的过程，并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家的界定、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研究中尚有两个问题有待于澄清：一是对现代新儒家范围的界定分歧太大，二是对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探讨不足。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将现代儒者、现代儒家、现代新儒家三个概念区别开来。现代新儒家新之为新的意义主要在于：１．它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２．在思维方式上，现代新儒家由传统儒家的“圆而神”的智慧，经消化西方哲学的“方以智”，重新达到新的“圆而神”；３．传统儒家只言心性之学，未明言道德的形上学，现代新儒家则明言之；４．传统儒家没有开出知性之独立系统、现代新儒家则开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