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初年禁酒史考探

在1987年的第一、第三和第四期《历史档案》中,刊布了29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其中,在三篇奏折档案中含有中国名酒———汾酒的史料。结合有关史料,对这三篇含有汾酒史料的乾隆初年禁踩曲烧酒朱批奏折档案的陈奏原因及乾隆初年的禁酒史进行研究有积极的意义。     

朝鲜史料所见程伟元事迹拾遗

程伟元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他的事迹陆续有零星发现，如赵建忠《新发现的程伟元佚诗及相关红学史料的考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詹颂《新发现朝鲜史料中有关程伟元的记载--兼论程伟元生平资料的考索与研究》（《曹雪芹研究》2011年第2辑）皆对程伟元事迹有所发覆。笔者亦发现两条有关程伟元的朝鲜史料，简述如下。     

清代乌鲁木齐铁厂研究

乌鲁木齐铁厂是清朝在新疆设置时间最早和生产规模较大的官办铁厂。该铁厂的设置和生产，对新疆地区的矿物开采、垦荒屯田以及防务建设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史料所限，目前对乌鲁木齐铁厂的研究尚欠深入系统。笔者在整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过程中发现了一部分有关乌鲁木齐铁厂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当时驻乌鲁大齐办事大臣、参赞大臣、都统等员缮写进呈的奏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满文档案，并结合有关汉文文献资料，就乌鲁木齐铁厂的设置、生产、管理和作用等方面问题试作论述…     

史源学方法的价值——以清代伊犁惠远城建城时间为例

传世文献在编纂过程中,原有的信息会不同程度地流失。我们运用史源学方法,对比《清实录·高宗实录》与《平定准噶尔方略》中有关乾隆年间开建伊犁惠远城的记载,发现前者对伊犁将军明瑞奏折的删改比后者多,甚至将明瑞于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丙辰日上的奏折,用"寻奏"二字缀合,置于是年正月辛酉日上的奏折之后。此外,本文还从史源学的角度,分析了其他各种相关文献对惠远城建造时间记载不同的原因。     

宋代私盐律述略

宋代私盐律述略□郭正忠“私盐”作为专用律名，不载于《唐律》和《宋刑统》。然而，至迟从中唐以来，有关私盐的罪罚已日趋严峻。五代以降，私盐法更屡见于朝廷的诏敕和条令。研究这些私盐律令，不仅可以深入了解当时专卖盐法，而且，也有助于全面认识唐宋法制，弥补《唐...     

试论史书中的冼夫人形象

冼夫人首先是一个历史人物，这是冼夫人最为本源的文化内核，要系统研究以冼夫人文化的本质内涵很有必要从有关她本传的史料了解文学形象的真实原型。本文从正史《隋书》、《北史》、《资治通鉴》和明清广东的省、府、县地方志有关冼夫人本传史料记载中探讨史书塑造的历史人物最初文学形象。     

康熙朝奏折和来华西方传教士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中有关来华西方传教士的部分 ,是研究当时中西关系的重要史料。经过笔者清理 ,其中载录来华西方传教士已达一百余人 ,一些人的汉文名字还为他书所不载。另如教皇特使多罗离京时间、康熙帝致罗马教皇信函颁发时间等重要问题也都因奏折所载内容应然而解。除此之外 ,康熙朝奏折还从新的角度反映了当时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具体活动内容和康熙帝积极招徕挟有专技的西方传教士来华献技的情形。同时 ,还详细显示了礼仪之争后康熙帝为争取教廷对中国立场的理解而三次遣使、四次致书及由允许传教到部分禁教再到全面禁教的全过程。这些表明 ,研究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清朝政府有关政策的转变 ,康熙朝满、汉文奏折有着极高的价值     

关于汪国钧著《内蒙古纪闻》

1、前言 具体地记载处于清朝统治下的蒙古社会状况的史料格外缺乏,此事还与蒙古史料的变迁和收存状况有关。构成清朝统治时期以前的蒙古语史料的核心,是所谓“编年史”类史料,可是这种史料的记事传统终结于18世纪的前半叶。继而出现的是“系谱”类史料,不过即使掌握了王公的谱图,也不会了解此外的其他情况。再有《高僧传》一书,对于西藏和蒙古佛教史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史料,然而对于这些史料的利用则总局限于特定的范围。《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两部法律史料,是广义的有关行政方面的史料,但是为了更为有效地分析和研究,则需要依靠档案来印证。     

宋人笔记与宋代科举制度研究

《宋史·选举志》、《宋会要·选举》和《文献通考·选举考》等是研究宋代科举制度最基本、也是最可靠的史料，但由于体例和其他一些原因，上述诸书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使我们无法窥探宋代科举制度的全貌及其对宋代社会的巨大影响。本文在分析上述诸书不足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宋人笔记中有关科举史料对宋代科举制度及相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关于明末农民军实行“均田”的一条史料

明末农民起义军是否实行过“均田”政策?这是研究明末农民战争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近年来史学界正不断进行研究和讨论,达里我补充一项论证,供大家参考。有关李自成军实行均田的史料,大家都知道,记载最明确的是《罪惟录》,其中说李自成在崇祯十七年实行过“贵贱均田之制”,这说明了“均田”是一种制度;另外,大家根据《出劫纪略》中关于李自成“割富济贫”这条史料,又论证了农民军确实实行过均田制。但农民夺得土地以后又怎样呢?大家还未作进一步论证。关于这一点,我从《出劫纪略》另一篇记载中获得一点消息:     

清代民国粤盐入桂及其对广西经济开发的影响简

食盐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之一,《管子》有云：“十口之家,十口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清代民国时期是广西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广西缺乏食盐,自康熙年间开始,两广盐区建立了专商引岸制度,粤盐由广东大规模运销广西各地,到民国时期历经近三百年-的发展和演变,最终实现了从官运官销到自由贸易的过渡,并有力支援了民族抗日战争。从正面的角度来说,粤盐入桂不仅从农产品商品化和各民族物资交流等方面对广西农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对广西商业的发展和商业意识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为广西地方财政收支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开发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经济。但从反面的角度加以分析,由于广西所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情况,粤盐入桂在为广西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亦产生了私盐泛滥和不等价交换等不良现象,对广西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粤盐销滇研究

清代云南由于盐产地分布不均、移民人口增加及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原因,食盐产不敷销,于是借销邻盐,粤盐即其中一种。清代,粤盐在滇省的行销可谓贯穿始终,其运销方式、运销量及运销区域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发生了一些变化。期间,更是出现了近乎以货易货贸易形式的铜盐互易。粤盐销滇,尤其"铜盐互易"在滇、粤两省的贸易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缓解了滇东南食盐不足以及广东余盐积压问题,加强了云南与两广的经济交往,促进了沿途地区城镇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中叶两淮私盐及其个案分析

微观研究表明,有清一代,两淮私盐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以清政府从强盛走向没落的清中叶为例,从乾隆、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两淮私盐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从时间上看,如果我们把这三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那么私盐的发展脉络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步走：即乾隆年间私盐的起步、嘉庆年间私盐的发展与道光年间私盐的泛滥成灾。清中叶两淮私盐这种递进式的发展过程,众多的私盐个案给了我们清晰的印证。     

也谈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僚——对王振忠先生一篇论述的商榷

在《盐法策》史料和“交结联宗”史料中,并无关于徽州盐商与盐务官吏勾结以及贿赂等事实依据。王振忠先生是用“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手法,将勾结、贿赂等耸人听闻的炒作言辞加在盐商身上,并又夸大其词,称盐商夹带盐斤是“贪赃枉法”。这些都是欠妥的。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唐代后期私盐治理措施

自第五琦实行盐专卖法后，私盐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唐政府为应对私盐的消极作用，实施了一系列治理私盐的措施。改善官盐的经营环境；采用相关的法律措施；调整盐业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均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消极作用。     

1909-1910年湘鄂米禁研究

晚清湖北向赖湘米接济，其救灾颇倚重湖南。1909-1910年两省同遭灾殃，湖南拟采用限制性米禁政策，兼济湘鄂民食，然而，遭到列强的抵制。在中外交涉过程中，清政府在条约范围内循规蹈矩，惧外欺内；湖北无视湖南同样灾重乏粮的事实，落井下石。湖南在内外夹击下，难以及时禁米出境，最终酿成湘鄂米案。     

乾隆朝军机处与奏折的处理——以《乾隆朝上谕档》为核心的考察

军机处为清代独创之政治机构,其初始不过是出于保密目的而设的一个临时性办事,后逐渐演变为参与决策的中枢机构。处理奏折成为军机处日常承办之事,便是军机处发生如此转变的关键,这也是军机处权力之所在。军机处在奏折的运作过程中发挥了三种作用:咨询、转递、批答审核。厘清此点,对于认识军机处的权力及其在清廷中枢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 “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湖南及周边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

湖南（湘）及周边省（鄂、黔）各少数民族人们创立了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通过问卷调查、访问、文献资料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三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现状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影响三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因素,为研究三省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方面提供参考,推动湖南及周边省乃至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