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可能性之思——康德哲学中的“自由”释义

自由的可能性论证首先开始于康德哲学的一个预设——现象与物自身的超越区分。通过区分,康德提出,自由和自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看待世界的不同视角,这样,康德在现象界之外,在自然领域之外,开拓出了自由的可能性。进一步地,通过自由这一宇宙论理念的论证,康德指出,宇宙论理念是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些包含着无条件者的条件序列,始于自由的理性。自由的理性是现象领域的根据和前提。最后,康德证明了自由与自然法则可以共容共存。至此,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自由的可能性论证证成。     

作为伦理生活的共产主义——反思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

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当代构建并不必要是"近康德"的阐释路径,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的"近康德"阐释既是不必要的,更是危险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在"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规范作为客观现实"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统一"方面符合黑格尔伦理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的规范性政治哲学是近黑格尔的,而非近康德的.康德规范性政治哲学的"作为自我规定的自由"、"规范作为主观建构"与"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分裂"特征,表明康德哲学没有真正超出主体性范围,势必陷入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外在现实的虚无主义之中.黑格尔规范性政治哲学则超出主体性范围,关注具体的、历史的现实,有助于我们面对中国当下现实,构建马克思主义规范性政治哲学.     

“剧场隐喻”中“旁观者”视角的重建——马克思的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辩证法生成之关键

“剧场隐喻”中直接出现的是“剧作者”和“剧中人”,也隐含着“旁观者”视角,故这一隐喻中的三重视角及其间的关系可用来考察马克思辩证法与康德、黑格尔辩证法之异同及其超越之处.马克思一方面超越了黑格尔的无限主体,立足于人的有限性阐明了“剧中人”如何亦是“剧作者”;另一方面则借助黑格尔能动性辩证法重构了康德哲学的有限的“旁观者”视角,实现了“旁观者”与作为“行动者”的“剧作者”及“剧中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有效改造世界何以可能之问题.从“旁观者”视角的重建所理解的马克思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辩证法,对于正在急切进行中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典范性意义.     

改变世界的哲学何以可能(下)——一个基于行动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的构想

基于行动者与旁观者双重理论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处理决定论与能动论关系的问题,可探寻一种更为合理的处理方式。基于这一双重视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可被理解为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即决定论是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中的存在状态,而能动论则是行动者的实践世界中的存在状态。由于决定论与能动论分别存在于旁观者的理论世界与行动者的实践世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之中,因而关于世界的决定论描述与能动论描述能够并存而不自相矛盾。由此,可勾画出一种总括性的"本体论承诺":基于旁观者立场对于有限的确定性的承诺,我们不能设想世界的绝对偶然论;而由行动者立场对于不确定性的承诺,我们亦不能设想世界的绝对的决定论。由于这两个方面的承诺都是有限的、非绝对的,因而两个方面就能够共存在一起而构成一种关于宇宙的"开放性"设定。基于这样一种本体论,改变世界就是可能的。     

萨特的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如果就书名而言 ,萨特的《辨证理性批判》可以说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仿制品。但是 ,这两部著作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康德通过批判纯粹理性 ,提出和回答的是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 ;而萨特通过批判辩证理性 ,提出和回答的则是辩证法如何可能的问题。康德通过批判纯粹理性建立了他的先验论的、不可知论的认识论 ;萨特则通过批判辩证理性建立了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哲学。萨特认为 ,他撰写《辩证理性批判》是要把意识介入历史 ,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基础。在萨特看来 ,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意识到了自身的历史本身” ,但…     

康德关于自由论题的理路及其现实困境

康德撇开基督教以启示方式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所作的思考路径,指出了幸福论法则在自由问题上所必然导致的自我困境,因而完全从理性存在者自身所具有的善良意志出发,通过"理性为自身立法"的哲学革命完成了对自由及其实现问题的系统理性建构。由于康德把自由理解为有理性的存在者完全凭借自身的理性,自身为自身颁布"定言命令"这一普遍法则并将之表象化为实际行动,最终却公设"灵魂不朽"和"上帝存有"来保证自由的实现,因而呈现出在该问题思考上从"人—人"关系到"人—神"关系的基本思路。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问题是一个现实实践问题,因而仅仅诉诸康德的纯粹形式法则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论柄谷行人跨越性批判的非对称性立场

柄谷行人基于"事前"与"事后"视角之间的"非对称性"立场,通过对康德与马克思思想之亲和性的阐发,论证了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的"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柄谷行人立足于"非对称性"立场的"跨越性批判"视角,不仅为突破西方形而上学的"对称性"结构开辟了可能的路径,而且也为反抗"资本—国家—民族"的"圆环"奠定了政治哲学的基础。     

论《纯粹理性批判》中自在之物与本体的区分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区分了自在之物和本体。超验的自在之物的设定是其批判哲学得以可能的条件和根据,本体作为可思想体是自在之物在其批判进路中的延伸。康德试图通过区分主体不同层次的认识功能来解决主客体的统一问题,但由此造成了自在之物和本体对于客体的分裂。     

我思:逻辑主词抑或实存主体——康德批判灵魂实体性的两条进路及其后果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呈现了两条批判灵魂实体性的进路:A版关注于灵魂实体性谬误推理的无结果性,B版着重于该推理的无效性。A版对实体的先验规定与灵魂的经验规定,遗留了灵魂实体的理念性,也与理性心理学不符。B版将实体视作先验与经验的融合,将作为灵魂的"先验我思"定为逻辑主词,否认了它在实体名下的实存主体之义。"我思"被阐释为,在不确定的经验性直观中被给予的"我实存"。在无关实体的意义上,"我思"是逻辑主词与实存主体的合一。它作为实存主体,既是区分现象自我与自我自身的基点,也是灵魂不死公设的先导。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同一性”的他者——从安提戈涅和迪迪的坟墓谈起

安提戈涅和迪迪都曾在人世无家可依,穿行在坟墓中,对坟墓有着不同的理解,反映出20世纪哲学家对西方文化传统异质性的思考。这种异质因素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他者,在几个世纪中延续下来,威胁和动摇着西方哲学确信无疑的"同一性"。     

文体交互——论晚年孙犁散文的文体风格

晚年孙犁在散文创作实践中,突显了其独特的文体风格。文章以《耕堂劫后十种》为研究对象,对孙犁晚年散文创作文体的交融性给予关照,从文体互渗、散文的理趣追求、语言的文白交错,分析其散文的艺术魅力和艺术旨趣。     

语域转换和关联隐喻对普拉斯后期诗歌的阐释力

西尔维娅·普拉斯是美国自白派的代表诗人,从诗意的拓展、深化和时延三个维度看,其后期诗歌主要有以下艺术特征:(1)通过有历史内涵的政治话语实现语场和语旨的转换,从而在广度上扩大诗意;(2)通过关联隐喻,在深度上提升诗意;3.诗歌程序的陌生化增加了感受诗意的难度和时延。     

浅析张艺谋电影“文革”叙事的特点——从《活着》到《归来》

张艺谋的四部涉及"文革"的电影以视觉与听觉的双重效果对"文革"这段历史进行了历时性的言说,探讨了"文革"对个体和时代带来的创伤,影片传达了导演对"文革"理解。同时,从影片拍摄的历时性可见张艺谋对"文革"的书写,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对"文革"的认识与表现也更具有深度,对当今社会认识"文革"具有指导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三大基因组的文义解读——从哲学至政治经济学

利益观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三大论域的钥匙,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明确界定过利益、利益关系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大精深,如果将散落于各论域的利益概念融合,统计分析手段最合适。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中656个利益关键词逐一进行语境聚类解读,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一脉相承、相互促进,具体体现在哲学、社会主义理论至政治经济学三大基因组中,包括利益关系的遗传性、阶级利益与革命的相承相接性及共同、特殊利益矛盾与国家的贯穿性。     

康德目的王国的困境与当代康德式的辩护

虽然目的王国在康德道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但它依然面临着困境:第一,目的王国只是康德道德学说的理想假设,并不能对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做出合理证明;第二,目的王国很难与人们的实际道德生活相融合.面对这些困境,当代康德研究者提出的康德式辩护,旨在阐明:其一,目的王国是基于人性原则对道德法则做出的论证;其二,目的王国通过道德法则的作用与实际生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