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田"新证--兼考"人田"、"麋田"、"象田"

《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古籍中记载的“鸟田” ,古今学者或解为“以鸟助耕” ,这是对的 ,但不是借鸟除草灭虫捕鼠肥田 ;或解为“鸟类与农业只是物候关系” ,这是误解 ;或解为“源于鸟、狗取谷种神话 ,本指水稻、浮稻和水田” ,这也是误解。本文运用文献学、训诂学和民俗学证据 ,通过分析古代水田的耕作方式 ,进而指出 ,“鸟田”与“人田”、“麋田”、“象田”一样 ,不过是借助鸟足、人足、麋足、象足践踏淤泥 ,以“耕”其田 ,而种稻谷罢了。     

观赏鸟的选养

观赏鸟种类繁多,养鸟人可根据自己的爱好按鸟的不同习性选择。 芙蓉、画眉、百灵、绣眼、相思等鸟,它们的特点是善鸣,其鸣声或激昂悠扬,或婉转动听,或低吟浅唱。饲养这些鸟主要是为了听其鸣声,怡情养性。 红嘴蓝鹊、绶带、黄珊、翠鸟等羽色华丽,色彩斑斓。饲养它们主要是为了观赏其羽色,获得美感的享受。 八哥、鹩哥、鹦鹉等鸟聪明伶俐,善仿人语。饲养它     

人鸟对话乐趣多

鹦鹅学舌自古有之,能让人开心,而人鸟对话则不多见。京城西罗园有一位退休大夫张老先生养了2只鹩鸽、1只八哥和1只鹦鹉,运4只鸟都能模仿人的声音说几句话,其     

《山海经》中人兽伴生类神人形象论析——以“四鸟”、鸟为助手的神人形象为例

《山海经》中神人形象分为三类:人形兽貌类(人兽合体类)、以虫为助手类(人兽伴生类)和五官奇特类(异形神人类)。以"四鸟"、鸟为助手的神人形象属于人兽伴生类神人形象。在这些神人形象中,人与"四鸟"、鸟相互尊重、相互利用、友好相处"。四鸟"和鸟是人们游戏的伙伴和工作的助手,帮助人们沟通天地。     

黎族民间故事“化鸟”模式探析

黎族民间流传着许多以人幻化成鸟为结局的传说故事,这类故事以鸟为载体,从各个方面表现黎族人民对劳动者和英雄们的赞扬,对权势者和侵略者的憎恶和反抗,对贫穷、痛苦的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斗争,对美满婚姻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化鸟"模式故事体现了黎族人民长久以来的鸟图腾崇拜文化、"合亩制"制度以及其他经济制度对黎族人民社会、精神生活的影响。     

中日"羽衣仙女传说"演变考论

作为羽衣仙女传说的原型故事,姑获鸟故事传递了古代孝道的重要性以及封建社会对女性禁锢的严重性。姑获鸟故事中,恶鸟、夺取孩子、血等因素虽为故事增添了恐怖色彩,但它们在后来的演变中逐渐消退,究其原因,与故事的美化、复杂化关系密切。羽衣仙女传说的女主角由鬼女转变为仙女,角色功能的变化使故事兼具统一民心、统治国家的政治功能。鬼女在东渡日本后,演变成日本鬼故事中的姑获鸟。日本姑获鸟被称"产女",分为鸟形妖怪和人形幽灵。与中国的姑获鸟故事相反,日本故事的恐怖色彩有增无减。如今,出生在中国的姑获鸟成了名副其实的日本妖怪,这与日本神道的万物有灵观念密不可分。     

论庄子的世界观

庄子把"天" (自然、万物)与我们(人类)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认为天地人具有并生与一体关系,从而突出了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他主张人们应跳出自我阈限,坚持"以鸟养养鸟"或"以天合天"而不是"以己养养鸟"或"以人灭天"的处事方法和原则,继而才有可能最终完成"藏天下于天下"世界观的转变.这种世界观对于当代处于人际冲突与生态困境乃至处于生存困境中的人类发掘、重构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不无启迪意义.     

训鸟回笼小记

老人玩鸟者众,而玩回笼鸟者则少见。因为很多人担心一旦把鸟儿放出,它会远走高飞。有没有办法让它飞出游玩一阵子,又自动回笼呢?笔者家养相思鸟证明,只要有耐心,训练得法,这一愿望是不难实现的。 训鸟首先要选准鸟。成年鸟秉性已定,难以驯服;     

甲骨文“鸟”字释读辨析——兼释《尚书·尧典》的“星鸟”等语

商代甲骨文中被释读为“鸟”的字,一般画为大鸟之形,按卜辞文意及商人的凤图腾崇拜之俗,本应读作“凤”.在“鸟星”及“不其鸟”等辞中,所谓“鸟”字应读作“凤”,借为“风”;“(辅)星”与“鸟星”同义,“(辅)”亦为“凤”字之别构,借为“风”.“帝鸟”多半应读作“帝风”,而“帝史风”或可读作“帝史凤”.“鸣鸟”亦当读作“鸣风”或“鸣凤”;“取鸟”、“获鸟”则大抵应读作“取凤”、“获凤”.卜辞指称鸟类习用“隹”字,有无个别辞例中被释为“鸟”的字可读“鸟”之本字,目前还不能确定.《尚书·尧典》中的“日中星鸟”等语,“星”字当读作“禜”,“鸟”字等亦本非星宿名,皆当别作解释.     

温庭筠词中的鸟意象探析

温庭筠是晚唐第一位专力写词的作家,其词开一代风气,被誉为"花间鼻祖"。温词以错彩镂金、秾艳绮丽而别具一格。在其现存的近七十首词作中,写到鸟意象的达四十七首之多,涉及的鸟意象种类繁多,如凤凰、鸳鸯、鹧鸪、鸂鶒、黄莺、大雁、燕子、杜鹃等,构成了一幅多姿多彩、妙趣横生的鸟类画卷。在此试图深入分析鸟意象在温词中所承载的功能作用,并进而探究产生如此丰富鸟意象的原因。     

论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青铜文化的关系

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青铜文化对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各区域的历时性辐射与影响，最明显地表现在青铜人物和动物造型、三角援铜戈、神树及树形器、金杖和铜杖、有领铜璧、太阳图案及太阳崇拜等几个方面，这些文化因素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向南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与西南诸青铜文化发生碰撞、交融、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南地区诸青铜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字起源试探

汉字中,甲骨文并非中国文字之开端.偃师二里头遗址中的陶文,是夏代文字,其中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二里头文化陶文结构复杂、简繁并存,故还不是最早的中国文字.距今约6300年-42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些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已脱离了原始图画的范畴,具备了文字的性质和特征,这才是汉字的源头.     

“美金”与“恶金”的考古学阐释

"美金"、"恶金"二词,出自《国语》等先秦古籍。不少历史学家认为,用以铸造兵器的"美金"是指青铜,用以制造农耕具的"恶金"是指铁,并以此论证春秋时期的冶铁和铁器发展水平。然而,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春秋时期,兵器不仅用青铜铸造,而且同样用铁制作;铁被用于农耕具的制作,青铜同样也用于农耕具的铸造;春秋铁器中大量是贵族用品或发现于贵族墓葬,当时的人们对青铜和铁并不存在美与恶的认识和区分。鉴于当时人工冶铁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而社会生活中大量使用的金属仍然主要是青铜,可以认为,"美金"和"恶金"都是指青铜,"美金"是优质青铜,"恶金"是劣质粗铜。     

新疆呼图壁县石门子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

本文对新疆呼图壁县石门子墓地出土的27件铜器进行了材质和制作工艺分析，初步探索了这一墓地所出铜器的技术特征。该墓地出土铜器材质以锡青铜为主，但制作马具时明显使用了更高质量的原材料；铜镞的材质却参差不齐，并出现含砷不高的铜器，表现出多样化的来源；器物制作采用了铸造和热锻两种工艺。本研究为深入揭示新疆公元前第一千纪青铜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新疆发现的铸铜石范及其意义

新疆发现的铸铜石范大多属于青铜时代,以工具和武器范为主,这是欧亚草原西部很早就兴起的青铜器文化向东传播的结果。新疆铸铜石范的发现说明这类青铜器是当地制作,它们是研究新疆青铜文化和早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珍贵材料。     

殷墟墓葬中青铜生产工具组合的初步研究

自1928年殷墟开始科学考古以来,殷墟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种类丰富,数量较多,是当时中国能够制造的最先进的工具。本文重点考察殷墟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工具的种类、数量及组合方面所具有的特点,揭示殷墟青铜工具组合是以木工工具为主的组合,并着重论述青铜工具在殷墟墓葬器物组合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两周金文中评价语的使用考察

两周金文中使用了较多的正面评价性词语和赋量语法手段,评价客体主要集中在关于上帝、先祖、王及作器者的品质、功业等方面。这种评价性表达不仅与金文记载的内容有关,更与当时的政治制度及社会意识形态、评价主体等因素存在密切关系。     

陕西甘泉出土晚商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

《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3期，刊载了陕西甘泉县下寺湾镇阎家沟村2005年6月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由于文物是在机械施工中发现的，残损非常严重，出土地点的原始状态也完全被毁坏，经过整理，此次共出土文物70件，其中青铜器57件，包括礼器、兵器、杂器等。本文试就此次所出青铜兵器及相关问题作以探讨。     

古朝鲜铜镜性质初探

公元前一千纪——公元前二世纪时期朝鲜半岛发现多枚与青铜短剑支石墓伴出的细纹铜镜，经与我国商周青铜文化比对，半岛的细纹铜镜以线的艺术构成几何形图案，确认其渊源于中华古文化，尤其与殷商文化密切相关。青铜短剑支石墓渊源于山东东夷文化与东北地区古文化的融合，并经由辽西辽东而后进入朝鲜半岛，青铜短剑为东北系铜剑，分东胡系与貊系，箕子族团“走之朝鲜”，接受北方的青铜短剑石墓文化，建立“衣冠带剑”的君子国：半岛所出明刀钱与布币系箕子朝鲜与中原燕、齐等国经济交流与商品贸易的遗留物证。     

金代铜镜制作的成就与问题

以往的考古界和美术界都对汉唐铜镜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著录及文献资料堪称丰富,而对于金代的铜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国古代铜镜的铸造高峰是汉唐,而到了金时又迎来了另一个高峰。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可以从金代铜镜的研究上折射出金一代政治、经济、军事和民俗的若干问题,特别是通过它的纹饰和铭文所反映出的一些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早已远远超出了铜镜本身所具有的实用价值和工艺美术的审美价值,对于北方民族文化艺术研究的拓展无疑提供了更多的实用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