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之可能性”与我国刑事法的“法治圣贤定位”——从“亲亲相隐”的角度观察

刑法要把某一种行为规定为犯罪,一定建立在能够期待绝大多数人为相反的行为这一判断之上。所谓"期待之可能性"实际上是刑法的人性基础考量问题。我国现行刑事法制裁近亲属之间的包庇、藏匿、伪证等"相隐"行为,实际上建立在"法治圣贤定位"之上,这样的定位是值得反省的。     

论恶意“人肉搜索”的刑法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现代网络技术与传统人工调查相结合的信息搜索方式,具有虚拟性、匿名性、盲从性、后果的多重性等特点。"人肉搜索"如果被恶意使用或者滥用,就会严重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包括对公民的隐私权、人格权、名誉权等权利造成侵害,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应当从刑法司法和刑法立法两个层面对恶意的"人肉搜索"进行规制,前者是指在现行刑法规定的框架内,在保持刑法稳定的前提下,通过对《刑法》条文的妥当解释和正确适用,追究某些恶意"人肉搜索"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后者是指在立法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刑法》中增设"泄露他人隐私罪"或类似罪名,将恶意的"人肉搜索"单独纳入刑法进行立法规制。     

空白刑法规范的机理、功能及立法安排分析

空白刑法规范是成文法系国家中较普遍的立法现象,有着必然性的生成机理和特定的功能。我国现行刑法对空白刑法规范的立法安排体现出了科学性;同时,现行刑法也应建立起对参照性规范内容重大变更的动态提示机制,并将部分要素说明型空白刑法规范变为完整的刑法规范,另外应加强对绝对空白刑法规范的刑法表述。     

空白刑法规范的机理、功能及立法安排分析

空白刑法规范是成文法系国家中较普遍的立法现象 ,有着必然性的生成机理和特定的功能。我国现行刑法对空白刑法规范的立法安排体现了科学性 ;同时 ,现行刑法也应建立起对参照性规范内容重大变更的动态提示机制 ,并将部分要素说明型空白刑法规范变为完整的刑法规范 ,另外应加强对绝对空白刑法规范的刑法表述。     

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和实务界都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 ,对于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论点 ,笔者产生了质疑。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来阐释这种质疑 ,笔者认为“灵魂论”是缺失法理依据的 ,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的价值和尊严     

我国航空刑法制度评析

我国现行航空刑法制度具有确保航空安全的积极作用。现行航空刑法制度还存在适用类推、刑法虚置,以及重生命刑、自由刑轻罚金刑等问题,就逐步完善我国航空刑法制度。为促进刑法体系的完善,我国航空型法中应该废除类推制度,明确规定危害航空安全犯罪的罪状和法定刑,重视罚金刑的功能与价值。     

简论“非法所得罪”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是对我国现行刑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体现了全国人民要求严惩经济犯罪的意志和多年的殷望,同时对刑法理论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课题。近来发表的文章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补充规定》中关于“以非法所得论”的规定,这对“保护国家工作人员的业余合法收入似有不利之处”,“在实践中也窒碍执行”,等等。笔者认为,《补充规定》依法严惩国家工作人员中财产来源不明的“暴发户”是迫切必需的,是得人心、顺民     

法定犯的责任要件与刑罚配置：“掏鸟窝案”引发的思考

2015年，一起“大学生掏鸟窝案”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民众对于该案中的法院判决提出的质疑，体现出我国现行法定犯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根据责任主义原理，违法性认识应当成为法定犯的责任要件，并须创设类型化的判断标准对其进行合理限制。此外，我国《刑法》对于法定犯的刑罚配置存在问题，未来应当逐步轻缓化，以实现刑法的民主性、谦抑性和经济性。     

关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立法思考

我国现行刑法对不纯正不作为犯及其成立要件没有作明文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认定和处罚，常常因法官的理解不同而处理不一样。这个问题的解决，不仅是刑法理论上的要求，更是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本文拟就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特征及我国现行立法现状谈谈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立法思考。     

小议“安乐死”

各国刑法无一不强调了对公民的各项权利的保障,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财产权利等诸多权利中,生命权更是受到格外的重视。然而安乐死问题的出现,对于刑法中对公民权保护的理论提出了挑战,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针锋相对。在对安乐死问题进行探讨时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实际进行相应的分析。     

刑法解释限度理论“关联概念”新辨析

刑法学界并没有认真对待刑法解释限度之理论问题。对于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中关联概念的探讨和运用还仅仅停留在抽象性、模糊性的权利话语或道德话语层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对刑法解释限度的论证力和合理性,同时也是导致刑法解释限度理论混乱的根本原因。鉴于此,为了深入地厘清解释限度不同理论之关系,有必要对解释限度理论之关联概念进行本源意义上之探究。     

关于修改刑法的几个问题

最近一个时期,刑法界要求修改刑法的呼声日见高涨,许多人就这个问题在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关部门也正在为解决这个问题作各方面的准备。在此,笔者愿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修改刑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现行刑法是在1979年制定颁布、1980年生效实施的。由于这部刑法是在粉碎“四人帮”不久的情况下制定的,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立法经验的不足,其中必然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这部刑法愈来愈不能同日益发展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因此迫切需要加以修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现行刑法已经不能同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上来看,除公有制继续占主导地位外,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还要求存在大量的个体经济、     

论妨害作证罪的客体特征与客观特征

妨害作证罪是现行刑法新增设的罪名。围绕该罪的客体特征和客观特征,学界存有较多的争议。本文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论法条竞合视野下的假冒专利罪

法条竞合是关于法条适用的一个重要的刑法理论问题。在我国现行刑法分则条文中,存在着诸多的法条竞合现象。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将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解决在假冒专利罪的认定过程中发生的众多法条竞合现象。     

对于“淫秽物品”的认定研究

对于淫秽物品的认定，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有着明文规定，但对于如何认定淫秽物品，在刑法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这也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淫秽物品的认定不同。本文通过对淫秽物品的载体范围、淫秽物品“淫秽性”的判断标准、淫秽性与科学性、艺术性并存时淫秽物品的判断等几个方面出发，对于应该如何认定淫秽物品进行详细讨论。     

论我国刑法解释主体问题

刑法是规定犯罪和刑罚的法律规范,刑法的立法权由最高立法机关行使,刑法的解释权也应由相应的机关行使。但是,我国目前对刑法进行解释的机关很多,有最高立法机关、最高审判机关、最高检察机关,还有最高行政机关的职能部门、省级审判机关和省级检察机关等等。在这些对刑法进行解释的国家机关中,有的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对刑法进行解释,有的不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而是根据行使职权的需要对刑法进行解释。这种多个国家机关对刑法进行解释的现状,是与我国当前施行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大政方针相违背的,也是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另外,本文在列举和分析我国刑法解释主体的现状以及种种违法解释的同时,也一一指出了我国规定法律解释的法律之间的冲突问题。最后,笔者阐述了解决我国刑法解释混乱状态、规范刑法解释的见解。     

终极解救——智障劳工权益的刑法保障研究

市场经济下,资本的逐利本性使得道德风险增大,弱势群体的权利应当如何捍卫?除了对良知的呼唤,我们还能作些什么?笔者从"新疆黑雇工案"切入,系统地探讨了刑法与部门法的衔接,以及刑法自身由立法至司法的完善,希冀能在理论层面完善刑事法律立体网络构架,形成屏蔽工霸恶势力、预防劳动犯罪的坚固防火墙,最终实现对智障雇工的终极解救。     

论德、日刑法中的“组织犯”

本文以德、日刑法对组织犯此类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为切入点 ,分析其在共犯人分类问题上的利弊得失 ,以期对我国刑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试论我国刑法中的单位犯罪自首

我国新修订后的《刑法》对单位犯罪作了明确规定，这对刑法理论与实务的传统理念带来重大调整，但在惩罚量刑制度上，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多从自然人角度规定，这就使单位犯罪的量刑缺乏全面系统规定，如单位犯罪自首。本文试就对单位犯罪自首制度的依据加以分析，提出单位犯罪自首认定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并对单位犯罪自首的处罚等问题作一探讨。     

空间与刑罚——对刑法文本的“空间”解读

目前对刑罚问题的"空间转向"研究是学术研究的相对空白。本文尝试结合运用社会空间理论、法学文本规范分析以及社会学的"差序格局"范畴等跨学科交叉性的视角,对刑罚问题进行"空间"解读。这不仅对如何有效实施社区矫正等问题具有理论指导价值,也对犯罪分子是否构成情节加重犯等审判实践具有参考价值。在对刑法文本进行"空间"解读发现,在刑法总则中,刑罚的"空间性"体现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分则定罪情节中不同空间要素则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当然,对刑罚空间问题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