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语境下卞之琳诗歌的阅读接受

根据时代语境的变化,卞之琳诗歌阅读接受史分为3个阶段:20世纪30—40年代,卞之琳诗歌引起朱自清、李健吾等人的解读讨论,诗名初显,但也不时受到左翼阵营批评;50—70年代,卞之琳受到政治批判,其诗歌不见容于主流文艺规范,渐渐被淡忘;80年代以来在诗歌现代性话语背景下,卞之琳诗歌的独特品格、价值被重新发现、论说。卞之琳诗歌阅读接受史折射出由诗歌、诗人、读者、诗学话语、时代语境等多重因素共同参与的中国新诗意义生产与形态建构过程。     

新诗与新诗人的时代焦虑——从艾青的《时代》谈起

艾青诗歌鲜明的时代感并不能掩盖其个性和自由意识,诗论家艾青试图贴近时代的兴奋和壮烈与诗人艾青对于时代的敏感和疑虑都杂揉在了《时代》中:顺应时代的光明的一面成了主流,而对时代的怀疑和焦虑则被潜藏在意识深层。艾青诗歌的价值,或许正在此意义上凸显出来:艾青诗论及诗歌的新的阐释空间,可能在于诗人追求时代和自由的心理及身份焦虑之间的缝隙。     

20世纪中国新诗话语研究

本文从反思中国新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和对一种新的现代汉语诗学的吁求出发 ,提出从“话语”的角度进入新诗研究。本文将中国新诗话语界定为现代中国诗人如何运用现代汉语 ,将其置身在“现代性”境遇中的经验付诸诗的表达 ,对其中包含的两个基本因素———语言和语境———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 ,在2 0世纪汉语言和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后 ,由于语言自身的限制和历史时代环境的催逼 ,新诗话语最终展示为诗人对语言和语境双重制约作出一定应答的结果     

国土抗争之歌：艾青与韩国现代诗人李陸史抗日诗之比较

在战火纷飞、救亡图存的抗日战争年代，中韩两国出现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诗歌，其中以艾青和李陸史的诗作为代表。艾青与李陸史的抗日诗在意象描述、情感基调、语言风格等方面有着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首先，两位诗人的抗日诗中都出现了“雪”“土地”“冬天”“北方”等意象群；其次，两位诗人形成了“忧郁-绝望-希望”的情感基调的同步；最后，他们诗文的语言风格因宣传政治目的和政治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并各具特色，艾青的抗日诗追求直白的朴素美，而李陸史的抗日诗追求隐晦的含蓄美。     

晚清小说对妻子形象的建构

在救亡图存、强国善种的历史语境中,晚清小说对妻子的形象进行了多维度建构:雌伏的贤妻,雄飞的女英豪,甚至以国为夫的理想女性,成为时代话语。妻子形象的重塑,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重大历史使命,女性生命个体的独立被宏大救亡话语所吞噬而沦为民族国家的附属。但晚清小说对妻子形象的建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妻子地位和角色不断凸显的过程,中国女性正是在这种个体价值被重新认识的历史契机中开始踏上艰难觉醒之路的。     

从炼金术到化学:当代诗学的话语转型问题

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及原有的意识形态语境及文化秩序的大幅度变化,“话语转型”被提了出来.而在文化界的这种“后现代热”中,以前曾处在所谓“先锋”位置的诗歌却显得有点过于迟缓.这本身就是一种值得深究的现象.诗人们或是处在某种深刻的不适状态,或是出于逆反心理以“精神持有者”的姿态傲视于当下语境.当然,这一切仍说明了某种历史变化所引起的深刻震荡已远远超出了人们所能省察的程度.二、三年前,欧阳江河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八十年代末所标志的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可是,在1993年以后又发生了一次诗歌“中断”,虽然它并不是以一种突然、强烈的形式出现.诗人们渐渐发现自己落入了一个更复杂也更困难的境地.换言之,历史并没有重复,但它所发生的喜剧性演变,知使诗歌的轮子再一次悬在了空中.     

解构语境中的建构性话语——兼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建构

检视1990年代以来本土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建构性话语,能给我们提供建构的资源和创新的原则、方向.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以"文学性"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形式审美与人文意蕴的关系;二是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中的民族性问题;三是审美中的超越性问题.这些建构话语丰富了文学本质的内涵.同时,这些建构中又存在语境化、价值与价值生成机制之间的倒置及忽视批评对象等不足.本文在检视这些建构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建要回到文本,在对象认知与价值评判、客体意蕴与主体感受、现实语境与历史视野之间进行视域融合,生成新的价值与体验,同时这种融合是动态的不可最后完结的.     

复活的城:革命语境下的中国新诗都市话语分析

在中国新诗的都市话语中,革命语境制约着中国诗人对都市的感知.在革命视角下的现代都市表现呈现出双重属性:现代化标志与罪恶性深渊,"母亲"和"妓女"的二重形象成为革命诗歌经典的抒情模式.都市"复活"的神话构成其主要的精神指向.新诗的革命话语与都市话语的复杂联系与内在矛盾形成中国新诗发展的独特景观.     

符号仿真:超现实文化话语的艺术本质

电子媒介的写作方式颠覆了传统媒介话语符号的文化语境 ,使现实的时代成为超现实的文化话语时代。这种超现实文化话语 ,直接决定着当代大众文化和消费社会的文化主体 ,使主体以及艺术的含义和形式都与现实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认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话语特征 ,对此保持一种自觉的批判、反思意识 ,对确定我们在这一话语时代文化行为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四”激进文化背景下的诗人陆志韦

五四时期的重要诗人陆志韦之所以后来失踪于诗歌史,主要是因为在革命与激进主义流行的时代语境下,陆志韦走的恰恰是去革命化的诗体建设道路。陆志韦的古典文化人格、基督教精神立场以及新诗体建设理论等,都远离北京的革命话语与激进主义立场。陆志韦被诗歌史所屏蔽,正是作为一个新诗体建设的先驱者的不幸。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论文学语境的复义功能

语境在文学话语、日常话语和科学话语中发挥着不同的意义功能。由于文学话语的复义特性,文学语境所发挥的是独特的复义功能。文学的复义观,经过20世纪雅各布森、瑞恰兹、燕卜逊、罗兰·巴特和耶鲁学派等众多文论家的阐发才最终得以确立,其中文学语境的复义功能也受到关注。     

忧患的创世者——论艾青诗歌的抒情主人公

<正> 艾青是一位悲哀的诗人。他在《致亡友丹娜之灵》中说:“这歌声是你熟悉的——即使最欢乐的时候也有悲酸……”崇高的悲剧感充满了诗人的心灵,因为封建主义的礼教夺去了他少年时家庭的温暖,帝国主义的牢房囚禁了他青年时黄金的岁月,极“左”路线的镣铐锁住了他中年时响亮的歌喉,郁愤追随诗人的命运,并在诗中投下了浓浓的阴影。可是,强烈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又成就了诗人的现代艺术精神,充满忧患意识的创世者形象,就成为艾青的抒情主人公,艾青抒情主人公的特异性,反映出诗人高度个性的现代意识,和充满创造性的审美气质。     

话语的博弈与整合——论《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多重话语

《我在霞村的时候》中存在着多重话语。由启蒙话语在分化的民间话语前的沉默以及女性话语与启蒙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无意识的认同,可以看到解放区各种话语之间的博弈,以及政治话语对其他话语的终极整合,由此潜在揭示出启蒙话语在解放区文化语境中表现出来的个体局限以及所面临的时代困境。     

跨文化形象学：以中国为方法——《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丛书》总序

一 笔者曾经提出过跨文化形象学有关中国形象研究的“三组问题”：（一）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传播，以一种话语力量控制相关话题并参与西方现代性实践的问题；（二）世界的中国形象与全球化的中国形象网络形成，与此相关的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跨文化霸权以及不同国家地区的中国形象中流露的“自我东方化”“自我西方化”的问题；     

话语与女性气质的建构——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性气质变迁分析

具有建构作用的话语塑造或规训了女性气质,即建构了女性的身体、思想和行为.话语的建构作用来源于时代的社会背景,也就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话语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介建构着女性的形象.不同时代话语代言的社会背景不同,所以造就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女性气质.中国二十世纪以来女性气质的变迁主要包括：二十世纪中上叶——文化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建国以来至文革结束——政治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话语对女性气质的建构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话语下的女性气质.     

西方的中国形象史:问题与领域

七个世纪西方不同文本塑造中国形象,相互参照、彼此引证,已经形成一种观念传统,其中有连续与承继,也有变异与断裂,探讨这一形象传统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不同的意义侧面,提出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分析中国形象的思维方式、话语体制、权力结构,及其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最终描绘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提供一份地图.     

多元鼎立的话语时代--"后新时期文学"思潮的话语类型解读

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全面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期,文学以多元的话语形态构成"后新时期文学"的新格局,主要的话语类型包括新历史主义话语、新写实主义话语、新理想主义话语和新女性主义话语.文学的阅读也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进入了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诸众的主体重塑与多元解读

政治主体从来就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复兴了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诸众概念,并将其作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政治主体加以重塑,引发学界对诸众的多元解读.诸众的创新阐释为政治哲学开启崭新的话语空间,其建筑学隐含着对阶级、政党、国家的解构与超越.当然,哲学家所阐释的虚构性范畴必须在理论生成的时代土壤中显现其现实性.     

“经典诗人”穆旦是怎样“炼”成的——穆旦经典化历程的话语考察

作为一个有着自己独特诗歌观念和艺术思维的诗人,穆旦与诗歌写作成规、文学史叙述、文化语境之间长期保持着紧张的关系。新时期以来,以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等为代表的诗人"朋友圈",变动不居的文学思潮、知识范型和学术话语,现代化意识形态和周期性的纪念活动,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对穆旦的形塑和构造,并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确立起其"中国诗歌现代化历程中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诗人"的经典位置。这种过于封闭的中心化、单向度的接受视野,既稀释了穆旦在具体历史情境和文脉中的矛盾性、丰富性,也影响到穆旦诗歌的诗学可能性空间的开拓向度及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