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张载社会视觉中的"民胞物与"理想及其时代性

"民胞物与"是11世纪思想家张载为解决社会贫困而建构的新型理想社会,主要内容包括恢复井田制度和重建宗族组织两个方面.该理想的产生与张载独特的社会视觉有着直接的关系.社会平等作为这一理想的核心与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     

"造神"?抑或"请神"?--关于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探讨

"大共同体本位"和"小共同体本位"是当前概括中国农村基层组织性质的两大基本观点.然而在解释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组织建构时都陷入了困境之中.研究农村基层组织必须关注国家与地方相互关系的变化(互构与博弈).这样有利于研究村落外部国家政权对村落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同时从家与村的结合原理研究村落内部农民生活价值秩序和村落内发发展的动力机制,最终达至寻求影响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基本动因的规范性解释和当代中国农村组织建构的合理性原则之目的.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中的百步亭发展之路——武汉市百步亭花园社区调查

始建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武汉市百步亭花园社区,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形成了"建设、管理、服务"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了"党的领导、政府服务、居民自治、市场运作"的社区运行机制,实现了管理服务完善、治安秩序良好、生态环境优美、人际关系亲密、社会风尚文明、群众安居乐业的可持续发展,创建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地域特点的幸福和谐、文明祥和的社会主义新型社区.百步亭社区不仅成为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缩影和榜样,而且还创造了城市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中一个颇具代表性、很有发展前途的社区模式.百步亭和谐社区模式对于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城乡社会生活共同体,具有经验借鉴意义和智慧启示意义.     

从“共同体”视角看中国传统社会的血缘宗法性特征

与世界文明比较,血缘宗法性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个中的原因当然很多.从"共同体"的视角看,氏族"共同体"及其残余由于没有充分解构而在阶级社会的继续存在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深刻历史根源.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乏普遍的商业文明期,缺少和氏族贵族相抗衡的平民和工商业阶层,没有形成氏族"共同体"内部尖锐的对立状态,使得氏族"共同体"没有能够完全解体,建设国家的任务被民族贵族独立承担和达成.因此,中国国家不是按地区而是按照氏族"共同体"建立的,这正是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血缘宗法性特征的根本原因.从"共同体"视角考察人类社会现象将使我们对诸多社会问题获得一种全新的解释.     

从"行政性整合"到"契约性整合":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演进路径

"压力型体制"下国家政权"干预控制"造就了农村基层社会的"行政性整合",这一社会效应使得转型期农村基层社会管理面临诸多现实难题.80年代以来,乡村权力结构的多元化趋势日益冲击着"压力型体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农村基层社会管理战略的调整应从组织重构、社区重建、新型治理机制建构、发展型社会政策制定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进而为实现农村基层社会"契约性整合"孕育新的社会条件.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高度集权化的单向"统治"行动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实践转型,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体现着"治理发展"的价值诉求.     

“法治社会”辨析——以“社会”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法学界主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平面特质,决定了对法治社会内涵理解的单一性。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然、社会与实践属性,以及人的国家、社会与共同体身份之存在方式的理论,法治社会应包含法治"人民"社会、法治"臣民"社会与法治"公民"社会三个层次。法治"人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政治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规范与限制权力;法治"臣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经济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保障权利与依法行政;法治"公民"社会主要体现社会主体的"法律人"属性,其核心内容是法律意识与遵守法律。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新型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实践理路--对郑杭生"社会互构论"的初步阐释

旧式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大量的问题,造成了人对自然的压榨、人与社会的冲突.我们认为,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旧式现代性所指引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能够体现"人与自然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新型现代性.因此,中国的社会实践不仅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的发展极有价值.而这样的社会实践,需要一种实践的社会学.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社会互构论"是对这种要求的一种尝试.在本文中,我们对"社会互构论"的"实践性"作了分层分析,试图使读者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依托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以杭州为例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手段.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改革逐渐从经济领域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必须构建功能复合的社会共同体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章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多元主体协作供给基本公共服务的理论基础,梳理和总结杭州市依托社会复合主体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运作机制和典型案例,并为进一步完善社会复合主体提出建议.     

论当代中国城乡多梯度社会文化类型与社会结构变迁——依据"社会事实"对"二元结构"的重新认知

本文针对当代中国城乡社会发展的"社会事实",提出了"城乡多梯度差异社会结构"的命题和中国"六种区域社会文化类型"的理论观点.在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多梯度差异化社会,并没有因为现代化的水平提升而变得缩小.在多梯度差异化的社会结构变迁中,中国区域社会形成了非同步化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和多类型的区域社会.当代非同步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当代中国社会出现多类型的社会问题.因此,必须重新审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区域社会文化类型与样态.必须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是一个多类型的、多元的、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体,不能把复杂的中国社会简单归结为"二元结构"关系,这一新的观点对于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现实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交叉压力"与两岸关系和谐发展

两岸关系中的冲突或分歧或将长期存在于和平发展进程中,冲突本身所具有的整合性功能却可能使其成为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力量.随着两岸民众、团体、政府间互动的深化,两岸多元化的社会逐步形成,相应的冲突或分歧也逐步增加,作用于两岸主体和社会的各种冲突或分歧的交错产生了"交叉压力",而高度"交叉压力"有助于消解两岸分歧的两极化危机,两岸间多维的角色、组织、利益、认同联结,最终影响两岸主体的行为模式,作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践,将两岸连缀为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两岸关系由和平发展过渡到和谐发展,"交叉压力"是一种基本路径和作用机制.     

马克思"现实的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从马克思"现实的人"的角度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为其构建提供思想力量和实践启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现实课题.作为人类历史新方位的共同体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深入反思和揭示人在世俗领域的"非真实性"与共同体中的"非现实性".通过人与人互为目的 与手段的社会共同体、协作型经济共同体、多元文化共存的文明共同体和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共同体的构建,创造和累积现实的人的解放的真实条件,为开辟通达真正共同体的现实道路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管理功能研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基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分析,大众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担负了三种不同的角色,继而发挥着相应的社会管理功能.大众传媒是"社会"的一部分,是公共管理的客体之一,发挥着环境监测、文化传承、娱乐休闲和广告营销等本体功能.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大众传媒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控制的手段,具有议程设置功能、政治沟通功能和政治控制功能.大众传媒还是"国家与社会阃的第三领域"-"公共领域"的主体,发挥着政治参与和舆论监督功能.     

"单位制"变革与城市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

"单位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社会普遍实行的一种组织制度和管理制度.在完全的单位体制下,城市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受到了国家的严格控制,整体呈现出一种平均主义的特征.随着改革的深入,一方面,单位组织在分配国家资源方面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单位组织的利益型特征逐渐突出.单位组织自身的状况(内生性因素)以及其与社会的联系(外生性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社会成员贫富分化的重要因素.在单位制变革的过程中应当控制过高的贫富差距,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及其政治影响分折

在中国文化与社会场域中,"关系"作为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人际互动模式,衍生出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式利益联结.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关系"式利益联结对政治领域仍有较大侵蚀.编织、维持与公权力掌握者之间的私人性关系成为社会主体争取利益的便捷途径,其中不少商企群体借用"关系"资源与权力掌握者之间建立了亲缘式、熟人式等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通道."关系"式利益联结运行中的特殊主义、隐蔽性、非规则性等特征对现实政治带来消极影响,需根据其具体的发生领域和影响范围进行有效治理.     

"单位"资本与社会分层

在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成员社会分层的众多因素中,"单位"资本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单位"资本是指单位所具有的相对稀缺的并能给其成员带来各种收益的组织资源,它能够转化为个人的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由于每个单位的组织资源具有重大差别,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则占有不同的组织资源因而具有不同的经济收入、享有不同的社会声誉,也往往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单位"资本对社会分层的超强影响违背社会平等理念和按劳分配原则,既损害公平、又损害效率,因而必须加以改革,基本对策是改革单位体制、确定规范的用人标准、健全人员流动机制与内部淘汰机制和转变社会成员的择业理念.     

"金砖四国"社会性别预算的比较与启示

"金砖四国"的社会性别预算改革对于推进其性别主流化和财政精细化具有重要作用.俄罗斯的社会性别预算具有立法保障的特点,巴西强调性别预算同参与式预算的结合,印度体现了预算追踪的特色,中国的社会性别预算起步较晚,其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尚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