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最高的主观原则及其两条思想出路——以康德哲学的基础问题为分析起点

现代性确证自身的标志是现代道德个体的自我确立,个体道德上的善与生活总体的至善的断裂是现代性或现代社会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意图通过对良知这一最高的主观性的分析引入现代性之最终客观根据的理性自身,但这个回答可能面临着深度的虚无(主义)困境,同时,良知也可能沦为恶之绝对的开端。由于深刻地看到良知背后隐藏着的双重问题,黑格尔给出一条理性或真理自身思辨的道路,主观性的良知与抽象的善原则作为环节被纳入伦理整体或真理自身运行的道路中。在理性得到黑格尔式的绝对确证之后,克尔凯郭尔在接纳现代意识的情况下重新激活了信仰这一绝对的主观性,良知作为生存现实的起点与伦理作为生存现实整体被共同纳入信仰与罪这一生存辩证的道路之中。至此,不仅康德意义上的现代性困境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其自身的真理性也在理性的思辨和信仰的辩证道路中得到更加深入的阐释。现代性的绝对深度展示在个体之最高主观性与真理之自身运行、个体之绝对主观性与真理之临在的绝对张力之间;如何进一步在思想上深入阐释这一张力,在现实生存中落实真理意识,于思想界和现代生活而言仍是一项任重道远的使命。     

道德信仰的哲学基础

道德信仰在伦理学体系中的缺失,使得道德的神圣感不复存在,人生的意义难以寻觅。信仰在本质上是对实体的回归,道德则是对"道"、对"伦理普遍物"的追求、分享,是使个体"单一物"与伦理"普遍物"合一的冲动。道德与信仰的结合在伦理,道德信仰最终实现在个体对实体性或普遍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道德信仰的历史论证及其意义

作为信仰的道德首先被神学以自然神与人格神两种方式所论证 ,它是人类对道德信仰的自觉 ,但仍具蒙昧色彩。近代的情感理性和理论理性确立了理性在道德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但理性论证各执一词 ,理性的彷徨使其论证几近坍塌。现代伦理的多元论证倡导了宽容与平等 ,但却没有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确立起统一的道德信仰 ,反而使现代人无所适从     

重建“信念伦理”与坚守“网络底线”——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网络伦理价值体系的重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强调要"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要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思想,就必须依赖于网络伦理健康发展的文化支撑,这种支撑应该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内在精神基础和内在动力。"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号召对于网络伦理领域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毋庸讳言,现时代的网络伦理现状是不容乐观的,甚至呈现出了各种新的困境与危机。要坚守"网络底线",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一个最重要的长远使命就是要重建网络主体的"信念伦理"。重建网络主体"信念伦理"的有效路径主要有:重新认识和挖掘传统道德信仰资源的当代价值,唤醒和重塑网络主体的道德理想信仰;提升网络主体的道德自律能力,以笃定其道德信仰;培育网络主体的道德情感,以激励其道德信仰的持久性。如果这些方面可以同时有效地展开,那么在重建"信念伦理"的进程中坚守"网络底线",则必然会成为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摆脱网络伦理文化危机,重构当代网络伦理价值体系所最值得期待的美好愿景。     

论康德的道德信仰学说

康德的道德信仰问题经常遭到研究者的漠视或误解。本文通过对康德道德信仰的必然性、特征及其意义等问题的分析,力图证明,对康德哲学来说,道德信仰绝对不是无用的累赘。作为解决纯粹道德哲学的形式主义缺陷的尝试,它是康德道德学说的本质要求和必然结论。同时,道德信仰作为沟通两个世界的桥梁,对康德的哲学体系的最终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黑格尔的早期宗教思想

18-19世纪的德国,基督教信仰被法国启蒙运动批判得体无完肤,却在德国相对虔诚保守的土壤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费希特、谢林,都面对同一个问题,那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并非用理性来取代信仰,而是辩证说明二者关系.这是一个艰辛的过程.黑格尔神学可以说是其哲学思想的滥觞,在走向辩证思想和其整体真理观之前,黑格尔历经了希腊式的情感主义、康德道德主义和神秘主义.在“爱”和“生命”等神秘主义范畴中,黑格尔克服了对立的局限走向了合一.黑格尔早期神学的自我扬弃也代表了自我的否定.黑格尔的几篇早期神学著作,从《民众宗教与基督教》、《基督教的权威性》以及《耶稣传》等著作中,可以看出黑格尔早期神学思想的路线及其对后来思想的影响.     

规范与德性的统一:康德规范伦理的构建与反思

康德将道德规范纳入理论批判视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体系。确定行为的"应该"与道德行为的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主题。康德也因此被视为规范伦理的典型代表。然而,无论是道德法则的产生,还是道德法则的运用都需要人的品格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康德道德理论实现了关注人内在品德的德性伦理与关注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伦理的结合,为人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能力留下了生成空间。从规范与德性角度,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及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及其现时代意义——兼论蒂利希对康德的超越

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对于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震撼是深刻的。蒂利希在其经典著作《基督教思想史》中指出。康德对于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针对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存在的理性僭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结论在于:纯粹理性无力达到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真理。康德的这一结论受到近现代基督教神学家的普遍赞扬,即使像巴特这样深深植根于经典基督教传统的正统神学家,也对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保持高度尊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对于基督教神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在基督教神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这一著作深刻而精辟地指出了面对无限存在的人类纯粹理性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确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原则,犹如     

论全球伦理的理论构成──兼评万俊人先生《寻求普世伦理》

本文阐析全球伦理这一当代全球性思想运动的理论构成,并以万俊人教授的《寻求普世伦理》作为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思想运动的主要回应,肯定其重要现实意义,指出其理论不足。文章强调了全球伦理构成中那些“有约束性的基本原则”或“规范性伦理原则”要想成为人类现代社会生活的道德准则、起到重整现代社会生活秩序的作用,必须经历一个信仰化或信念化的过程,因此全球伦理这一思想运动的下一步发展,在于如何使其基本伦理准则成为人们的信念。     

现代性视阈中的道德信仰难题

现代性社会中的道德信仰难题是由现代性所引致的"现代性后果".现代人成为孤独的异乡者,他不停地流动,永远在流浪,永远处于无家可归的状态.现代人的不在家是现代性本身所造成的.现代性内在地具有祛除信仰的可能.现代性内涵着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现代性的多元权威与信仰所要求的终极权威之间的冲突,理性的世俗化趋势与信仰所要求的彼岸超越之间的紧张,这些都是道德信仰难题的现代性根源.信仰内在地要求我们追寻生活的意义.在现代多元社会中,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多种生活意义的可欲性.     

先验观念论:康德道德神学的认识论基础

康德先验观念论不是消除而是加强了现象和本体、自由和自然的二元对立,并且最终为神学确立了道德论证的途径。从中国哲学体用论的立场看,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并没有放弃它所批判的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的基本立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立场,不仅最终皈依神学,而且其出发点就是为信仰辩护。     

研究生科学信念的内涵及培养途径探析

研究生是我国未来主要的科研骨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关系着我国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和学术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然而,当前研究生科研道德缺失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一些违反科研道德的事件屡屡见诸于报端。笔者认为,在培养研究生成才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科学信念是极为重要的方面。本文论述了科学信念的内涵,并且提出了几点培养研究生科学信念的有效途径,如努力加强研究生的道德自律、充分发挥导师的示范作用、积极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多渠道加强研究生科研道德教育等。     

道德建设的三个层面:人性、信仰、哲学信仰

道德是对人现存性的内在超越。具有现实性的人是自然、社会、精神三重属性的统一体。人性于道德有本源意义。人的三重属性是进行低、中、高三层次道德建设的客观根据。根据人性明确道德建设的层次、内容和理由等是道德建设的第一层面。道德建设是在与人性的幽暗面作斗争。因此,仅仅靠认清人性,用以颁布道德律令是远远不够的。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必须借助于既基于理性又超越理性的信仰。信仰为解决应然与实然这一道德的根本矛盾给予合理的解释和有效的担保,具有本体的价值。将信仰重构作为道德建设的奠基工程是道德建设的第二层面。凡是道德的必是信仰的,但是并非任何信仰都能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依助的对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华融为一体的哲学信仰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柱和理论基础是道德建设的第三层面。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

在道德哲学体系和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存在一个伦理一道德的悖论: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在道德哲学中,这一悖论已经概念地潜在,它以伦理的善与道德的善的价值冲突的形式表现。在现实中,这一悖论造成了20世纪严重的文明后果和灾难性的道德悲剧。道德哲学体系与伦理精神,应当完成两次辩证转换:一是由个体到集体再到实体的辩证转换;二是由实体到主体的辩证转换。与此相联系,个人主义便具有两种道德哲学形态,即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集体的形成,必须扬弃个体个人主义,伦理性是集体中的否定因素,只有将集体发展为实体,才能真正解决个体与整体的矛盾。集体上升为实体的必要条件是精神,准确地说是“单一物与普遍物统一”的伦理精神。由实体上升为主体的真义,是实体作为“整个的个体”行动,从而不仅具有实体的伦理性,而且具有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性。完成这个转换的关键,是将“道德世界观”推进为“伦理世界观”,形成实体的“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实体向主体辩证转换的道德哲学实质,是扬弃实体或集体个人主义。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诚信精神:实现中国梦的伦理精神支持

诚信问题是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市场经济的深层发展,并影响中国梦的实现。诚信的传统理解基于道德哲学传统,现代社会对于诚信的理解已经超越道德哲学传统,使诚信的理解具有开放性,即诚信既是伦理的,又是法律的;既是意识,也是意志,更是精神。将诚信置于"法律——伦理"框架下分析,并通过"法律——伦理"生态互动生成诚信精神,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诚信问题,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伦理精神支持。     

"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提法不能回避

有的学者认为一讲"信仰"就避不开宗教问题,有引导崇拜和迷信之嫌,因此,为了避免人们可能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体系产生误解,他们建议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领域中不再使用"信仰"一词而只讲"理想信念"。而且,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对把共产主义当成一种"信仰"。我们认为,这种理解存在偏差,替换概念的做法也有降低马克思主义地位、放弃信仰地盘的危险。因此,马克思主义信仰问题不但不能回避,反而要加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