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朝经筵制度述论

经筵是指为皇帝讲解经史而专设的宫廷教育制度。明万历初年,经筵制度已十分完善规范。本文论述了经筵制度的仪式、讲官人选、待遇和地位、经筵与内阁的关系。经筵不仅可以提高皇帝的文化素质和执政能力,同时也是皇帝决策的一个重要渠道。万历初年,神宗好学,经筵大为盛行,其时朝政清明,万历中后期,神宗怠政,对经筵毫无兴趣,其制已形同虚设,明朝亦由盛转衰。可见,经筵是否认真执行与明代的治乱兴衰是息息相关的。     

王阳明家族中儒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及其成因探析

王阳明思想性格中具有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与其家族文化背景有着深刻的关系。王阳明自有明以来数代祖先均儒道杂糅,富有道风,道家文化的影响一直时隐时显地呈现于王氏的家族文化之中,成为其重要的家族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形成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受南宋以来“士的地方化”倾向的影响;其次,它是明代浓厚的崇道风气影响下的产物;此外,它也是明代道教进一步世俗化、不断融入民间社会的反映。     

假皇帝与代管家──朱元璋废相后的明代阁权之争及其批判

假皇帝与代管家──朱元璋废相后的明代阁权之争及其批判谢景芳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一个最突出和关键的问题，便是朱元璋１３８０年废除宰相制度。因为此后明代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变迁及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排挤与权力争夺并进而造成的政局紊乱和社会动荡，均与此密切相关。故...     

明代中期史研究的新突破——《嘉靖革新研究》读后

田澍教授的《嘉靖革新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于2002年10月出版。该书的问世标志着明史 研究,尤其是明代中期史研究的新进展和新突破。它有 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提出了“嘉靖革新”这一全新的概念,并进 行了全面的阐述。明朝嘉靖时期历来被不少学者视为黑 暗腐朽的时期,皇帝怠政、吏治腐败、社会危机严重。 这一时期唯一可称道的只是嘉靖初年杨廷和任内阁首辅 时对武宗朝弊端的清除。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历史事实, 也严重阻碍了学者对嘉靖朝乃至明代中期社会的探讨和 研究。田澍教授在著名史学家蔡美彪先生的精心指…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社会

本文认为明代的佞幸干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独具特点，构成明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佞幸或靠掌握锦衣卫的权力，滥杀以求赏识；或靠宗教、左道以迎合皇帝的虚空心理而干求荣禄；或靠武勇投皇帝之所好，窃权弄柄；他们对皇帝谄媚逢迎，无所不至，皇帝时他们时时寄以耳目，委以重任，由此而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佞幸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大都是破坏，给人民带来的尽是灾难，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的绝对化，同时明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皇帝的某些嗜好和心理也给佞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值得后从吸取教训．     

道教美学之本质及特征刍议

道教美学审美论以"道—美"为美的本质,以美丑对立统一的辩证法、"道法自然"的审美原则、"得意忘言"的体悟方式为美的特征。自始至终,道家之"道"都是道教美学审美论的思想之母和终极追求。     

明成祖与武当道教

明成祖朱棣崇奉真武神,大修武当山宫观,扶植武当道教,这是明史和中国道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那么,在众多教派中,明成祖为何独衷武当道教,他与武当道教的关系如何呢?本文拟就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的原因和目的、对武当道教的扶植和管理政策、明代武当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一、武当真武神与“靖难”之役明成祖为什么要“倾四海之财,竭万人之力”大建武当宫观、扶植武当道教呢?近人说法不一。李养正先生的《道教概说》列举了四种观点:其一,因武当山出现瑞云而崇奉真     

道教对中唐"怪奇"诗风的影响

"怪奇"诗风是唐诗风格中重要的一系,其形成与道教的影响有关.中唐诗坛表现出的尚"怪奇"倾向与儒家传统的诗教观念相异,而与此时期崇道的文化氛围紧密相联.中唐道教文化中鬼神观念的凸现不仅为文人提供了创作素材,而且对一些诗人的世界观、心理状态及其诗风产生了重要影响.道家道教"齐物"与"颠倒"的思维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诗人"以丑为美"的审美倾向.道教语言植入诗歌是中唐诗风"怪奇"的又一重要因素.     

金朝近侍预政探微

金朝近侍预政,收集信息,传达旨令,承担皇帝直接安排的任务。金朝宰执与近侍存在既交结又争斗的关系,二者权力此消彼长。金朝皇帝与近侍保持紧密联系,近侍权力的扩张与皇帝支密不可分,是皇权加强的一种表现形式。近侍预政,与皇帝的信任和利用有直接的关系。近侍预政加深,说明贵族政治回归,种族统治至上,皇权逐渐加强。这是金朝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     

东汉原始道教与政治考

原始道教的著作在西汉成帝时已被献于朝廷。东汉时 ,原始道教信奉者与皇帝有更多和更密切的联系。从西汉到东汉的两百多年间 ,原始道经《太平清领书》曾三次献给皇帝 ,但未得重视。灵帝时的《肥致碑》 ,记载了章、和等帝与道教徒的交往 ;灵帝亦与部分高道有较多接触。原始道教在朝廷内外拥有一批信徒 ,甚至朝廷要员中也有暗通张角者。当汉帝不能按原始道教的要求“应天改元”后 ,在强烈的救世使命驱使下 ,道教徒发动了黄巾起义。这就是东汉原始道教从试图影响帝政到谋求取而代之的历程。     

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正式授予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承认其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同时强迫其安插莫氏后于高平地区,使安南处于黎、莫分治状态。学界认为晚明这一政策是对安南的“双重承认”,其实晚明对安南的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安南”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对黎、莫关系以及边境骚动。     

王常月道教教育思想新探

明末清初是全真教发展的重要时期。龙门派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对其进行了著名的"龙门改革",使全真教从沉寂走向了中兴,后人称其为"中兴之祖"。在长期的改革中,他形成了独特的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思想,对后世全真教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     

晚明“山人”与晚明士风——以陈眉公为主线

晚明“山人”与传统“山人”已有了本质区别,其“山人习气”在晚明就颇受物议,故此明末清初的大多数文人都不愿直称负有清望的陈眉公为“山人”,但陈眉公的“山人”身份却是毋庸讳言的。不仅如此,他事实上还是晚明“山人”中的领袖人物,是晚明“山人”“竞述”的对象。但陈眉公毕竟又与普通“山人”有诸多不同之处:陈眉公的生活方式虽然亦游亦隐,但以“隐”为主,其“游”也非主动出游;陈眉公主动捐弃诸生而为“山人”,与一般诸生被迫放弃举业而成为“山人”略有不同;陈眉公的安贫乐道的处世态度、淡薄名利的价值观在晚明“山人”中也是颇有独特性的。作为个体的陈眉公与作为群体的晚明“山人”同而不同,“不同”是陈眉公在晚明享高名的根由,而“同”则使他在清乾隆朝以后备遭恶谥。     

明宣宗弊政及其对明后期政局的影响

明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封建帝王,史学界历来对他评价很高。他在位期间,实行德政治国,任用贤臣,爱惜民力,重视农业生产,使国力进一步强大,实现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仁宣之治”。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重用宦官,过度崇奉佛教,沉迷于宫廷娱乐等,不仅为明代中后期的太监专权埋下了隐患,而且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从而加速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     

西方人眼中的叶名琛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国人普遍认为他昏庸无能,但是在西方人眼里,叶名琛绝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满清昏官。在包令等外交官的眼中,他傲慢固执,是中国排外势力的代表;在普通英国民众眼里,他凶残嗜杀,是迫害英国人的广东屠夫,在额尔金等联军将领眼里,他是强有力的敌方首领,是反抗势力的标杆人物。不同的人对叶名琛都会有不同的看法,了解西方人眼中的叶名琛会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     

试析朱元璋二重性佛教政策的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在1368年于应天即帝位,面对元末以来的乱局,朱元璋采取“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政策维系统治。朱元璋之所以没有像三武一宗那样排斥佛教,而是采取既提倡保护又整顿利用的二重性佛教政策,一方面是基于佛教的衍生性政治价值,其中又掺杂了他个人特殊的佛教情感,从而利用佛教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佛教本身二重性的负面趋向不利于其维护统治,从而他对佛教施以整顿。     

试论明清道教与民间宗教中的女性问题

明后期至清朝年间,民间宗教广泛兴起,道教在与民间宗教的互动中发生了嬗变。研究这段历史时期中的道教女性问题,就会发现道教女性的显性减少与隐性增多,这一现象的出现正是道教在民间宗教中融合与扩散的体现。     

凌阁堂壁画墓的壁画艺术与民俗文化

明代由于葬俗葬制的演变和社会风气的改变，使得考古发现中的壁画墓相较于宋元时期大大减少。通过结合历史文献。对重庆永川区凌阁堂墓地发现的明代壁画墓所反映的独特丧葬礼俗与宗教信仰以及明代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民间化进行分析，论证了墓葬主人为明代湖广移民或其后裔。     

论海瑞的“廉名”传播及历史启示

海瑞是清官的典型,他廉以处己,不惧强权,果断采取措施,整顿吏治,打击贪官污吏,在明代社会生活中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其清廉的声誉随着其政治生涯变迁也有一个不断传播,并向神化发展的过程,这与明代官僚政治与民间社会心理需求有密切关系。海瑞的反贪措施直到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     

明前期传奇"以时文为南曲"的创作倾向

明前期传奇是元杂剧和明清传奇两个戏曲高峰之间不可忽视的过渡环节,其创作总体成就不高,思想倾向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为主,艺术方面则追求典雅骈俪,这种创作倾向可概括为“以时文为南曲”。明前期传奇是朱元璋推行全面复古政策、恢复中原传统文化的产物,也是《琵琶记》及其影响下“剧以载道”观空前加强的产物,并且极大地影响了明清传奇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