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政治学与现代权力治理术——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自18世纪下半叶以来,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控制中发明了一种不是规训权力的权力新技术,这就是直接干预生存的生命权力。生命权力技术运用的对象是人的生物学存在,即作为生命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对象的人口。正是在对人口的治理中,诞生了当代资产阶级政治中的全新的治理术——治安,这是将政治经济学的法则引入政治权力操作中的结果。     

"社会自然性"的规范性效应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兼论历史唯物主义与生命政治学的关系

"社会自然性"概念是经由福柯生命政治学对现代社会的分析而被主题化的概念.生命政治学以人口的社会自然性特征为出发点,讨论权力形态的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规范化社会,并指出其背后的自由主义原则与政治经济学要求.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我们能够更加合理而准确地界定社会自然性及其规范效应,从而给予生命政治学以合理的定位.同时亦为在"规范性"议题上讨论政治哲学提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路径.     

从宏观统治权力到微观规训权力——马克思与福柯权力理论的当代对话

福柯将马克思的权力理论视为"经济还原论",并力图颠覆、解构传统的宏观统治权理论尤其是国家统治权理论。在此基础上,福柯提出微观权力学,探讨国家权力之外的现代微观权力形式及其运行机制。为反抗微观规训权力,福柯提出了生存美学策略。福柯的权力理论,在推进权力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存在若干方面的局限,并引发人们关于马克思和福柯权力理论关系的新思考。     

身体、人口与性——关于福柯“生命权力”理论的三维解读

借助系谱学的分析方法,福柯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以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秩序为目的的新型权力机制——"生命权力",其对生命的权力运作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对身体的个人化规训和对人口的大众化调节,二者又在性机制这一"十字路口"相遇、重叠。福柯关于生命权力的微观分析,即生命权力覆盖了从个体身体到社会群体的全部,揭示了当代人类存在的窘境,为我们认识和反思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命运提出了新的要求。     

福柯的政治技术论及其启示

揭示并批判政治技术从传统到现代国家的演变及其未来走向,是福柯后现代微观政治哲学富有创见性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权力统治方式的独特微观历史考古与谱系学研究,福柯提出政治技术的相关概念,认为权力对社会和个人统治的方式是一种传统政治技术.他把现代国家的本质视为日益工具化的政治技术,认为现代性政治技术的日益普遍与强化形成了新的全景敞视与统治,也造成针对个人的"全景敞视主义",走向启蒙理性自由的反面,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缺乏一套自主的政治技术.为克服现代性国家治理的困境,福柯提出政治技术未来发展要走向政治艺术,形成了政治美学的自由主义乌托邦.福柯政治技术论对深刻认识当代西方国家治理的本质及问题,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治理思想资源,开创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从福柯微观权力理论看中国医患矛盾

米歇尔·福柯通过对西方法权模式权力观的批判,以及对马克思经济决定权力的否认,解构了宏观权力学体系.福柯用后现代技术分析手段建构了无主体性的微观权力体系,其独特的微观权力理论研究视角开创了政治权力学研究的第二维度.当下我国频发的医患事件,其背后便是微观权力的空间博弈.福柯微观权力理论可以对缓解我国医患矛盾提供有益的哲学思考.     

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迈向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

在当前意大利有关生命政治话语讨论的氛围中，已经明确地展现出了两条在逻辑上和理论上相互对立的思想线索来审视福柯所创建的生命政治理论，即以阿甘本为代表的否定性逻辑与以奈格里为代表的肯定性逻辑。埃斯波西托认为，他们呈现的只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单向度延伸与继续，这都不足以全面地把握生命与政治的直接关系，并严重地阻碍了生命政治理论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发展。因此，埃斯波西托力图以免疫逻辑为核心，重构生命政治趋向死亡政治学与肯定性生命政治的双重转向。这是对福柯生命政治的免疫解读模式，为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中重新解读生命、政治、权力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思考与解释的视角。     

管治:从身体到人口——福柯管治思想探究

权力关系的详尽阐发是福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管治作为17、18世纪西方治理技艺在权力关系领域内运作所使用的主要政治技术之一,旨在维持国内秩序和增强国力之间确立起可控关系。管治以针对身体的戒律为手段,以具有连续细密监视特征的全景敞视主义为基本原则,对监狱、学校、医院、工厂和军营等中的各式人群都实施了注重细节的政治解剖,造就驯服的个体,谋求国家的强盛。然而,18世纪的重农主义却对管治实践及其权力机制的运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随之崛起的自由主义这一新的治理技艺把人口视为政治生活的核心,对国家功能作了重新定位。其实,无论是身体的管治,还是人口的管治,都必须解决同一个问题:国家干预和放任自由何者或两者之间的何种关系更能适应特定国家之特定时期的治理实践。     

从知识考古学到谱系学——试论福柯方法论转向

福柯的思想在方法论上经历了一个由知识考古学到谱系学的转变,这一转变导致了他思想上的重大变革。整体上看,五月风暴的政治冲击、福柯本人的权力意志、知识考古学方法的先天缺陷构成了福柯方法论转型的原因,而谱系学方法论的提出,在考古学原有的话语分析基础上扩充出了权力与肉体的维度,使得福柯发现了权力—知识—肉体三者之间的共谋关系。     

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及其美学进路——以阿甘本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当代批判理论的代表性作家,阿甘本以"装置"思考生命权力对个体感觉方式的钝化问题,推动了当代批判理论经由生命政治、感觉政治转向审美政治,感觉及其意义的社会发生机制是审美政治的深层逻辑.阿甘本以贴近生活形式的潜在性感知推动当代批判理论的审美政治转向,审美政治逐渐融入日常生活的经验语境,赋予审美参与并改写社会实践的现实介入性.当代批判理论下沉于生命基底之处的感觉方式,其审美介入性在权力治理等议题上具有激进的理论锋芒.     

安全配置：福柯治理术的运转机制

自由主义治理术是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最后诊断。根据福柯的研究,规训社会从19世纪起逐渐转换为治理的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核心在于保证事物自由流通以及繁育生命,然而,这种权力配置却被福柯形容为“恶魔般”的。想要理解福柯的这一论断,就需要探查治理术运转的核心机制——安全配置。安全配置一方面维持治理术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则常常通过警察行为和种族主义等范式超越法律行使权力。也正是在安全配置的层面上,福柯展开了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     

福柯的生命政治

福柯的生命政治是其后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主题。在生命政治视野下,个人－生命与人口－生命成为政治管理的对象,人口问题在18世纪日显突出,事关健康、卫生、出生率、寿命、种族等,因而,君主之眼,即治理者的目光必然聚焦于此。生命政治意味着生命进入历史、政治和政治技术领域,生命获得政治性,而政治也富有生命特色。福柯站在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高度探索关于生命的社会政治权力,进而区分了身体惩戒与人口调节。要理解生命政治,就必须首先理解其一般的框架或语境,即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因为它们充分运用了统计学、人口学、流行病学、生物学等。所有活人都是“生命世界”或安德森所谓“想象共同体”的成员,与生命政治叠合而成为生命政治存在者,即我们所称呼的“生命政治人”。     

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福柯的法兰西学院演讲评述

福柯认为,从19世纪开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刀。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治理就是新型的积极权力。以知识为装置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人的肉体和灵魂。     

福柯与戈夫曼：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

米歇尔·福柯与欧文·戈夫曼几乎生活于同一年代，他们的研究主题和思想观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探讨自我、权力和身体，剖析与解构西方的精神病学，反对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截然二分。福柯与戈夫曼分别论述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术的全景敞视主义与全控机构，这两者都是理想类型。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主要通过知识考古学、谱系学研究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戈夫曼则通过情境互动论探讨互动秩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戈夫曼的情境互动论之间可以形成一种互补关系，福柯善于宏观历史分析，但未给个体留下多少空间，而戈夫曼聚焦于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弥补了结构-历史性视角的缺憾。     

福柯对“经济—权力”图式的批判

福柯与马克思的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福柯反对马克思的"经济—权力"图式有两个层面,从第一个层面看,福柯与马克思的权力理论有许多共通之处,权力的"生产性"并不是区别两者的主要依据。而第二个层面则体现出福柯与马克思的根本异质性,即对权力的"经济主义"解读的批判。在这背后,是福柯自始至终对马克思的整体理论与历史观的拒斥,这是福柯早在《词与物》中就定下的批判现代知识型建构的"主体"与"大写的历史"的基调。在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方法与历史观的理论范式下,他的权力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塑型问题有着深刻而犀利的解剖,然而抛弃了整体理论的支撑,这种后现代理论的方法论特质,决定了其在改变世界之维度上的无能为力。     

统治与服从:走向政权系统的末梢——福柯权力谱系学的边缘性“关切”

权力的成因与消长是传统哲学的主题之一,也是后现代热切的话语.或许这也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区分的艰难之一.不同于传统权力理论和权威政治哲学掩饰权力运作的媚态,福柯从权力的边际末端出发,揭示了权力的非中心化转移、非依附性流动、多样化建构、制度化植入等谱系性特征,成为权力批判路线的新航向.然而,福柯对权力控诉的虚张不仅与权力家族的成长史大相径庭,而且也没有描绘出后现代权力扩张的真正意图,只不过表明了其挽救"伟大国家"衰亡的矢志不渝.     

思想史的现代策略：论福柯、斯金纳、徐复观之同异

现代史学的两项基础，即史料考证编纂方法与历史因果解释，已备受后现代史学质疑。福柯的谱系学与斯金纳、徐复观的思想史在这种语境下兴起，其均对历史稳定结构、观念与叙事的连贯性提出质疑。三者的核心手法主要有两点：首先，将权力和政治引入思想分析，注重讨论具体时空中话语、政治、行动的关系；其次，将以往连续性的学术史叙述解构为不同情境下的政治行动。由此其呈现概念本身的断裂性，以古代的知识作为现代的参照，挖掘断裂的历史面来批判现实。但是福柯与斯金纳、徐复观仍有区分，福柯注重权力的策略、网络、机制，而后两者的思想史则继承现代史学的史料分析手法，对作者主体性怀有敬重，且徐复观的经史之学更有助于纾解后现代的困境。     

福柯的治理范式及其方法论启示

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法兰西学院系列讲座中,福柯从谱系学方法出发,以"治理范式"作为研究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从治理的视角观之,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特殊的治理技艺,是治理实践建构的结果。通过治理范式的方法论透视,福柯一方面揭示资本主义及其市场经济的"自然主义"意识形态假象,另一方面强调治理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动的建构意义: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是历史宏观规律或经济必然规律机械决定的结果,而是通过治理实践建构并实现出来的社会现实,这为我们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提供了新的可能视角。同时,福柯对社会主义治理术的探讨也为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的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示。     

从赛义德的思想来源试析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定位

赛义德将福柯的权力理论,具体运用于分析西方殖民主义传统所形成的"东方学"话语体系,指出其中隐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实质.然而,他却刻意地与福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援引为自己的思想来源.这种思想的混杂性表明,包括后殖民理论在内的后马克思思潮,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语境中的一种理论变式.     

"性征"分析中的权力运作 --福柯颠覆传统权力理论的尝试

福柯对传统的权力理论进行了批判,坚持认为权力首先并不是压制性的,而是生产性的;同时,知识也是与权力相联的,所谓纯粹的、客观的知识是没有的.福柯选择了"性"作为自己颠倒传统权力理论的重要场所.福柯翻转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与他的消解主体地位的理论主旨是一致的,从积极意义上来说,是为了对个体涉入的具体的制度、场所和机制进行批判性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