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情不簿是尧夫——浅析邵雍的理学诗

邵雍(1012—1077),字尧夫,谥康节,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宋代理学诗派的代表诗人。《宋史》本传称邵雍“高明英迈,迥出千古,而坦夷浑厚,不见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他的诗集《伊川击壤集》可谓“诗如其人”,在宋代就负有盛名。和他同时代的程颢赞叹他的诗“梧桐月向怀中照,杨柳风来面上吹”,谓“真风流人豪也！”南京魏了翁说:邵雍“其宣寄情意,在《击壤集》……惟意所驱,周流贯彻,融液摆落,盖左右逢源。略无毫发凝滞倚著之意。”朱熹也给邵雍的诗以很高的评价。明初的孙作甚至     

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流变及其典型形态考论

"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     

文天祥的理学诗观及对宋末文坛的影响

文天祥是宋末文坛的重要诗人兼朱学中坚,其理学思想对其诗学观影响至深。文天祥坚持道先文后与自然平易的复古倾向,将文学创作和重视儒家传统经典密切联系起来,提出"以气为本"、以节义为文的观点,并且认为文学作品当出之情性、有感而发。同时,文天祥十分推崇文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关注时代变迁和社会现实,由此写作了大量的纪实诗和咏史诗。本文意在从理学视野着眼,全面动态地考察文天祥的理学诗观及其对晚宋文坛江湖诗派、遗民诗人的渗透,进而揭示出程朱理学对宋末诗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诚斋体诗歌哲学渊源探析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一互189）诗歌创作出现高峰，几乎与此同时，理学也出现了发展的局面，先后涌现出林光朝、张武、朱惠、吕祖谦、陆九渊等理学大家，他们讲学论道、著书立说、传授弟子，继承阐发孔孟之道，提倡植物致知、正心诚意为己任，一时间理学之风大盛，形成了宋代理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以朱烹为代表的理学诗派在这一背景下，重又振起了自北宋邵雍等人之后在诗坛歇息多年的理学之风，使得来诗创作受到理学更加深刻的影响。一、杨万里学习理学的历程和他的理学造诣杨万里试斋体形成的过程，是和他学习理学的过程相伴随的。其…     

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

与支离破碎的经文注疏不同,许多宋代学者"自出义理",在学术理论体系的创建方面获较大成就。在传统理学史上的北宋理学五子中,周敦颐的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创作的《太极图.易说》和《易通》中,但体系不太完整。张载的理学体系,主要显示在由他提供书稿、由他指导、其弟子在他逝世后编定的《正蒙》一书中,较有系统性。二程影响最大,但二程本人并未撰写专门反映其理学体系的专著,及门弟子也未总结其师的理学体系;南宋张栻分类整理编成的《河南程氏粹言》,首次表彰出二程的理学体系,但并不能完全表达二程之原义。邵雍是宋代最有创造性、自成宏大体系的奇特思想家,其理学体系集中体现于他写的《皇极经世书》(比较来看,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最为可靠)。主动自觉创建理学体系者(如周、邵),著述的前后矛盾之处较少;"他定体系"类著作(如二程),前后抵牾之处较多。张载及其《正蒙》介于二者之间。要科学深入地研讨宋代理学史,必须高度重视理学家的原有理学体系。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岁月深处的千年古村落

正"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北宋诗人邵雍这首《山村咏怀》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绝妙的诗句所描绘的乡村风物,直击很多人的情怀。往事越千年,邵雍诗中的烟村早就在沧海桑田中难觅其踪。但当你走进黄山     

张栻的《诗经》研究及其诗学思想

张栻没有专门的《诗经》研究专著,但解说《诗经》的文字却大量穿插在其他著述之中。张栻认为,"学《诗》则有以兴起其性情之正",解诗时"其事异故其情异,其情异故其辞异"。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自身的理学思想对其《诗经》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过张栻时而也能摆脱理学思想先行的约束,对《诗经》的文学性因素能够有所挖掘。在诗歌创作上,张栻提出了"学者之诗"与"诗人之诗"的分别,主张"不可直说破"、"婉而成章"的诗风。     

投子修颙禅师修为研究

宋代高僧投子修颙禅师,对北宋时期官居要职的富弼、文彦博以及＂北宋五子＂之一邵雍等人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然其现存史料极少,且未有其禅法思想的系统阐释。从其与富弼等弟子的参问、参悟经历以及邵雍的主要理学思想中归纳禅师禅法思想的主要特点,对全面、客观地认识其禅法思想的重大影响有所帮助。     

明代诗坛宗宋说

本文试图系统勾勒明代宗宋思潮的演进脉络,完整地揭示其内在特质,以展现明代诗学的多元格局。明代诗坛宗宋话语自始至终在与宗唐思潮的对立中表达,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或以宋诗为文本范式,倡导从技法到风格乃至内容予以师摹;或视宋诗为精神典则,将它作为反复古拟古的典范,以之对抗对形式技巧的追求。宗尚对象集中在以苏黄诗风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和以邵雍朱熹为核心的理学诗,于前者多着眼在诗人主体性的积极张扬与自我性灵的充分流露,致赏自立精神下的新变和真趣;对后者多注目于“天道”性情的自然抒发和现实伦理的社会关怀,歆羡自觉意识里的质实与理趣。     

宋元之际的理学诗风及其反拨

理学诗风是宋诗创作中的一种风气,但很难被称作是一个诗派。理学诗风可以溯源至邵雍《击壤集》,但是对于理学诗风真正起极大推动作用的仍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尤其是其《斋居感兴二十首》之被后学极大推崇和模仿。然而,在理学诗风盛行的时代,已起反拨的声音,其中尤以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诋诃最多,理论建树也最大,代表人物如刘克庄、戴表元、舒岳祥等,无论理论还是创作上,对于宋元之际诗坛都有更大的影响。到元代,以吴澄为代表,则朱熹理学内部也出现了折中拨正的言论。     

张采的文学思想及其诗歌创作

作为明末复社的著名领袖,张采的文学思想表现出浓厚的道学气息。他认为辞章与功名均包含于理学之中,主张诗本性情,而正性情之途径在于学道,从而纳其诗学观念于理学之中。张采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思想,重视文章的实用功能,而诗歌多抒写清幽淡雅的情怀。     

《濂洛风雅》与理学诗观

理学家对诗歌从视为末技到认识它的作用,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直到最后编订<濂洛风雅>,以"风雅"理学诗教观的贯彻、诗作者与道统谱系的平行而获得了理学诗谱的建立.<濂洛风雅>可以说真正代表了"风雅"理学诗观的建立.     

从诗画之界谈起——莱辛《拉奥孔》的启示

莱辛的《拉奥孔》是西方美学史和批评史上的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作者从拉奥孔这一题材在古代雕塑和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记》中的不同表现出发,着重探讨了画与诗的界限问题。通过详细论述,莱辛严厉批判了当时在德国盛行一时的描绘体诗,指出诗比画具有优越性,由此力图打破束缚德国文学发展的桎梏,引导整个文学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体现了莱辛作为启蒙先驱的作用。莱辛提出的"自然的符号"与"人为的符号"等概念对我们今天研究和解读新媒介、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都具有启发意义。     

《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

《老子》五千言,可称之我国第一部探讨自然、人生奥秘的哲理诗。缘于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思考,《老子》思想中充溢着两种精神:一是冲虚自然,一是探索人生,二者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古代诗歌分体没有明确的“哲理诗”类,然因我国诗人受民族文化精神的支配,有着强烈的宇宙、人生意识,其众多创制不乏浓厚的哲理意味。而在哲理诗篇中,出现在两晋之际的“玄言诗”、隋、唐时代的“道释诗”与宋代理学昌盛期的“道学诗”,又是其间三大重镇,循此可勾勒出古代哲理诗系列的主要线索。其中它们从《老子》那里汲取的睿智、理趣而呈示出的一种特异诗意美,更是有必要探讨的文化现象。     

格物与解蔽——借镜于朱子学的荀子心论研究

荀子哲学中的"性"不同于理学中的"气质"或"气质之性",乃是各种具体自然属性的集合。基于这一认识,荀子揭示出一条迥异于后世理学的用功途径。其"解蔽"说从心的认知特性出发,力图使人通过不断地隅积并消除隅积过程中产生的偏蔽以见兼覆调一之道,而明分使群的群道、君道亦与此道密不可分。     

宋明理学对中国现代哲学之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宋朝（公元960－1127年）160余年，外患频繁，烽烟不熄；人民流离，民生凋蔽；党同伐异，内优不已。但是，这个国力衰微、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哲学发展的光辉时代。其标志是理学的发生、发展和形成。一宋明理学的形成理学发生于北宋，当时出现了五位著名的哲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他们对理学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世称之为“北宋五子”。周敦颐讲学濂溪，成立了“濂学”学派；程颢、程颐讲学于洛阳，成立了“洛学”学派；张载讲学于关中，成立了“关学”学派；邵雍专治周易，发展了象数…     

理学化经学视域下的《诗集传·二南》阐释

汉、宋诗经学皆为经学视域下以教化人心、经世致用为目标的阐释,不同的是诗经汉学重外在伦理规范,诗经宋学则以理学为依托,偏重阐发心性存养。朱熹对《诗经》的解读以复性求理为最高目标,进而教化万民、重振纲常,"求诗本义"反居其次。朱熹认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独为风诗之正经。《诗集传·二南》的训释强调了诚敬、仁善与纲常,集中体现了宋代经学的理学化特点。     

邵雍城市诗意栖居智慧研究

近年来,陶渊明田园牧歌式的隐居及西方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颇受追捧,而作为北宋王子之一的哲学家邵雍,其城市诗意栖居的智慧不管是民间还是学界都较少关注。作为外来迁居者,邵雍通过宜居城市的选择、人际群体圈的拓宽、深厚学识的养成及审美心胸的建构在洛阳城中度过了三十年悠闲自在的生活。其脱俗而不离俗,超世而不出世的城市栖居智慧对现代人实现城市生活的诗意化与闲适化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