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化,还是文化转型?--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再思考

“美国化”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 ,其优点是补实证主义学派之不足 ,其缺点是视美国大众商业文化在世界的流行为对世界文化的同化 ,混淆了“流行”和“同化”两个不同的概念 ,夸大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力 ,忽略了文化交往的复杂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动态性。实际上 ,当代世界文化发展正经历历史性的转型 ,总方向是多极共存和多样发展。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中国误读

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起进入中国,对我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影响的意义毋庸置疑,但我国学界目前对伯明翰学派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对该学派文化观念的理解还比较片面;对该学派看待商业性大众文化的态度还存在一定的误解;对该学派的理解过于费斯克化;忽视了该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相通之处;过于强调该学派文化研究的政治学维度,而对其社会学维度重视不足.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启示

文化马克思主义将经典马克思主义中作为上层建筑之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视作独立而重要的变量,以文化批判的方式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它源于"一战"之后以葛兰西、卢卡奇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经验的文化反思,其发展形态在德国主要指法兰克福学派,在英国大体是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在当今美国则以多元文化主义著称。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和美学建设以及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发展和尊重多元文化生态,致力于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思想解放的实现,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性,也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深圳学派”建设:学术文化引领城市发展——“深圳学派”建设学术研讨会综述

城市文化的发展已变成当代城市发展中核心问题,而学术文化又是城市文化的灵魂.因此建设“深圳学派”,其目的通过学术文化的发展引领深圳市的发展.此次会议围绕着建设“深圳学派”,讨论了建设深圳学派的意义、“深圳学派”的内涵、深圳学派建设与文化的关系、建设深圳学派的可能性、建设深圳学派的理论构想、建设“深圳学派”的现实途径等几个焦点问题.     

后启蒙与文化批判理论的危机——兼论批评合法性的重建

在批评大众文化的诸种理论当中,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锋芒最为尖锐,影响最为深广.法兰克福学派在缺乏文本研究的情况下,依据哲学推演的方法,对大众文化作出了独断式的过度批评.因而,其理论早已暗藏危机.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后启蒙时代,我国社会也已呈现出明显的后启蒙特征.在后启蒙的社会状况与理论话语的挑战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现代精英主义"文化立场的危机、"被动受众"观的危机和批评家作为文化"立法者"的身份危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为避免合法性危机,必须走出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范式,谋求哲学批判与文本阐释的结合,树立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走向批评的个人化.     

新进化论述略

早期的人类学家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下,多主张用进化的原理解释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形成进化学派,风靡一时。但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社会科学的日益进步,进化学派的某些观点开始受到质疑。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西方思想界逐渐形成了以历史学派和结构功能主义两股势力     

清代的学术文化派别与教育多元化发展

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浙东学派、颜李学派和考据学派等学术文化派别。这些学术文化派别相互吸收继承、批判否定,促进了整个社会文化事业的不断发展。同时,这些学术文化派别的代表人物也是有名的大教育家,他们不但有比较完整的教育思想,而且也通过创办书院等方式积极进行教育实践活动,促进了清代教育的多元化发展。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开启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

文化人类学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之间存在理论渊源,文化人类学与传播学在关于"人"这一主体性研究方面具有一致性,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在传播学研究中亦有其适应性和有效性。文化人类学对传播学中文化研究学派的兴起、经典学派的创新、仪式派的产生及大众传媒研究都有贡献。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转向的逻辑研究

19世纪以来的理论、艺术和政治研究发生了广泛、持续和深入的文化转向。文化转向这一客观、动态的过程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中逻辑展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开创了文化批判的先河;立足于精英主义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则以一种更加有效的方式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批判,但他们仅仅把大众文化看做文化衰败的标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立场,立足于大众文化的动态研究和批判研究,补充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不足;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则大大促进了文化批判的深入发展。     

新视角下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形象的再思考

一、新视角的启迪新视角是就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立场而言，它是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新方法。给予人们的启迪之一是思维角度的变换，它反对在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权意识，主张将女性世界和女性话语作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西方传统文化，透视陈旧的社会本文和文化语境，向传统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提出质疑。所以站在批判男权意识立场研究文学问题是其理论的出发点。给我们启迪最大的是两个较有代表性的学派：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英美学派采用分析作品中的妇女形象的方式建立女性美学。他们最初分析的是男性和女性作家所作的小说或…     

文学:从文化研究到都市文化研究

作为人类城市文化发展的最高代表,都市文化为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阶段研究城市文化和文学等提供了现实对象。与都市文化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大话语谱系:一是以经济学、社会学为核心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对都市文化结构及其人文精神层面很少触及;二是以大众文化、审美文化、文化批评为主流的人文学科研究,由于缺乏必要的切入都市社会现实的理论与方法,也不可能完成解释都市现实乃至批判都市存在的任务。在当代都市化背景下,如何减少人自身的异化及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是都市文化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价值理念。与西方不同,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学术渊源与当代中国文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与现实发展有密切关系。中国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文化研究方向是当代都市文化研究的原始发生形态,晚近十年以"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为发展目标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则为其从文化研究转向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物质条件与学理契机。     

文化觉醒视角下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

本文分析了在文化觉醒和文化自觉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的内在动因: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话语框架的制约,从而提出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学术话语。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促进中国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重建和面临的三重思想任务,进一步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可能的途径。     

试论文化学、文化哲学的联系和区别

从根本问题与研究对象来看,文化形上学是把文化学与文化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核心部分,文化学可以涵括文化哲学的研究范围。就研究方法与理论架构而言,文化学、文化哲学的发展,与文化人类学、哲学、历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却在学科发展进路、成果援引、方法借鉴、理论架构等方面差异较大。在旨趣与功能方面,文化学、文化哲学都以追求文化现代化为旨归,具有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功能,都发挥着文化建设的功能,却在实践领域各有侧重。在文化理论研究文化建设实践中,文化学和文化哲学互补共进。     

文化觉醒视角下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建简

本文分析了在文化觉醒和文化自觉时代背景下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的内在动因：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逐渐摆脱它对于外来学术话语框架的制约,从而提出植根于自身文化土壤的学术话语。在此基础上,阐释了促进中国文化传统在新时代的重建和面临的三重思想任务,进一步探索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可能的途径。     

李泽厚实践美学的学术前景

李泽厚实践美学在人类学美学、审美文化研究和审美的当代文化功能三个方面尚有极好的学术前景,可作进一步深化与拓展。实践美学既可作为一个学派继续发展,亦可以更自由的形式融入当代中国美学,为各家广泛吸收。     

批评理论: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批判.该学派的理论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新左派"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作为"新左派"理论组成部分的英国文化研究,继承和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传统,注重大众文化、传播媒体以及受众的研究.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理论以及"新左派"特征的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在今天仍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观念形态与社会文本——关于文化研究的对话

本文以对话方式集中讨论了文化研究的相关问题，涉及文化研究的历史发生学、批评主旨、研究对象等相关层面。作者指出，时代现实性与文本现实性是文化研究得以出场的历史逻辑，作为西学资源的理论话语形态和分析模式是其在中国大陆得以复制的历史性成因。本文亦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学界关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某些争议要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问题意识、 关系思维和语言自觉

文化语言学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在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具有鲜明特色的本土学派.在其30年充满论争的发展中,文化语言学逐渐显示出以问题意识为缘起的中国特征,以二元关系思维为基础的中国模式,以语言自觉为视角的中国意识.     

失控的革命话语——梁启超革命观的十年嬗变(1898-1907)

在1898-1907年间,梁启超的革命观在激进与缓和之间经历了曲折转变,但是,随着其革命思想传播而激化的革命热潮,却在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知识群体中不断传染和转化,反而不以他思想的嬗变而消减。梁启超革命思想在观念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反映了知识分子虽能通过革命话语的创造吹响舆论界的革命号角,但却难以控制革命话语在社会领域中的转化,以至于无法在革命的漩涡中寻找一种可以替代激进、煽情革命论的话语。这期间,尽管现实之痛让人们忘却先前革命带来的创伤并驱使人们召唤革命的再度降临,但梁启超对革命模式的摸索及其失落却逐渐地为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铺设了一条愈发清晰的道路。     

问题的当下性与理论的原创性——关于当代文化理论建构的一点思考

当下中国的文化理论界,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未能摸索出一条有效的阐释范式。学界或者紧跟西方文化思潮,以流行的西方理论阐释中国问题,导致研究理论与对象的错位;或者与之相对,试图以本土化建设抵抗西方“影响的焦虑”,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与文化自恋情结,仍未能走出西方的理论陷阱。基于此,我们必须摆脱理论上的“自我殖民”,超越传统/现代、中/西、本土化/全球化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与当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现象着手,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建构契合当下现实问题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从根本上改变文化理论缺少“元话语”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