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李达史学思想是李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达思想众多研究领域中,李达史学思想研究稍显单薄,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李达的唯物史观研究,李达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问题研究,李达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研究等四个方面。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阶段,20世纪30年代;第二阶段是发展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末;第三阶段是繁荣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不过,李达的史学思想研究仍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第一,缺乏从史学理论的高度对李达的史学思想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系统的概括;第二,缺乏从史学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李达史学思想的地位;第三,缺乏对李达的史学观和史学方法及其运用方面的研究;第四,缺乏将李达与同一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     

试论李达早期思想转变的原因

李达早期思想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影响 ;二是李达原有的思想基础 ;三是他刻苦学习革命理论 ,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考察李达早期思想转变的原因 ,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李达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李达是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与政治宣传家。笔者将李达的思想政治教育生涯分为六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在批驳与创立、建党与宣传、革命与形成、斗争与成熟、统战与深化、解说与捍卫各个时期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积累的宝贵经验。深入挖掘李达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经验,启示我们要在与各种反动思潮针锋相对的批判斗争中推进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理论研究的系统化精深化与宣传教育的大众化通俗化相统一,要注重具体方法上的实践性与价值取向上的超越性,要充分将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与主阵地的教育作用相结合,这是李达同志筚路蓝缕、笃志嗜学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李达的历史理论和史学思想

重视史学是李达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李达认为史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他说：“历史很重要，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是社会科学的中心一环”①。虽然李达主要不是历史学家，但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他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史学思想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李达的历史理论及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有三李（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并称之说。三李的学说各有特色。李大钊主要宣传了唯物史观。李汉俊以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见长，李达则以科学社会主义为…     

瞿秋白与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探

瞿秋白和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中作出了卓越贡献。瞿秋白是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第一人。李达对瞿秋白的思想进行了拓展,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阐释,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体系进行了整体性的构建,创造性地给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内容和意蕴。     

李达年表(1890——1966)

李达同志号鹤鸣,字永锡,现已查到的笔名有达、立达、李特、李鹤鸣、鹤鸣、鹤、江春、胡炎、H·M等,湖南零陵人。他是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教育家,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从事理论活动将近半个世纪,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研究他的生平和思想,对于更全面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和我党早期思想建设的历史有重大的意义。现将李达同志的主要活动列出年表,供研究者参考。年表只记事实,不作评述。笔者对李达同志的研究方在开始,资料掌握不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同志们指正。     

许筠人物传中的叛逆思想

许筠在<严处士传>、<荪谷山人传>中,通过叙写严处士的隐退、李达的放荡不羁,表达了对儒家思想观念的怀疑和直接抵制;在<张山人传>、<南宫先生传>、<蒋生传>中,张山人、南宫先生、蒋生这三位传主的传奇经历和结局带有神秘离奇的佛道色彩,体现了许筠怪诞的理想追求;这五篇人物传都反映了许筠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强烈的叛逆思想.     

李达史学方法探要

李达对史学方法及史学方法论高度重视,并特别强调在研究中国历史时科学方法是极为重要的.依据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不同的性质、作用、范围,李达的史学方法包括了普遍的史学方法和具体的史学方法两个层次.普遍的史学方法有:“掌握住科学的阶级观点理解阶级社会史”和“必须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社会形态”.具体的史学方法有:自觉地比较中西历史文化,“必须对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互相联结”考察历史,重视“统计”方法,“哲、史、政、文、教诸方面相互配合”的多学科方法.这些多样的方法广泛地运用在李达的具体史学研究实践中,极大地丰富了他的史学思想.     

论李达由爱国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通过对李达早期活动的全面考察,可发现李达是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其转变时间和标志．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以“立人”为核心: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立场是追求人的解放和人的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鲁迅创作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客观存在。鲁迅创作的现代性建构以“立人”为核心,以启蒙主义思想革命为基调,追求个性独立和思想解放。鲁迅创作的现代性追求为20世纪中国文学奠定了“人学”的思想基础。     

中西财富观的差异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现代化是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紧密相连的。儒家思想在对财富的追求上和使用上以政治和宗法为基础,既没有使社会财富成为资本的积累,也没有调动广大的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相比较,新教的力量在与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获取财富的道德依据,使个人奋斗、追求财富合法化,使财富成为社会合理的资本。而两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欧和中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百年现代化思想的演进与启示

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夙愿,是中国社会进步与历史变迁的主题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百年伟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思想体系。从演进理路来看,党的现代化思想可从时代背景、战略部署、战略步骤、客体向度四个维度进行梳理归纳;从演进规律来看,党的“整合型领导力”是这一思想的内生动力,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逻辑主线,对内“发展追求”与对外“和平指向”的辩证统一是其基本进路。在新发展阶段,应坚持以建设现代化政党为根基推动国家现代化,用人民逻辑驾驭资本逻辑,将共同富裕作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958年的毛泽东与李达

1958年，毛泽东精神抖擞，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但是，相对毛泽东的头脑发热，李达却要清醒冷静得多。他们在思想理论的某些方面开始产生分歧，演绎了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故事。     

两个世界的游离与超越——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思想的一个初步解读

本文详细分析和论证了伯尔曼教授法律与宗教思想的时代背景、思想脉络和哲学追求,指出其倡导的信仰问题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从而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李达年表》史实辨正

《江汉论坛》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刊载了宋镜明、刘捷撰写的《李达年表》,这对于研究李达同志的生平和思想,是很有益的。但该文中有几处与事实有出入,特辨正如下: (一)第四十二页中,“回国后,同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等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的上海发起组”。据笔者目前发现的史料,施存统(即施复亮)已于一九二○年六月去日本。施自己曾回忆:“我于一九二○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一大前后》二册第34页)。而李达是一九二○年八月初回国的。     

中西财富观的差异及其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现代化是与社会财富的增长紧密相连的.儒家思想在对财富的追求上和使用上以政治和宗法为基础,既没有使社会财富成为资本的积累,也没有调动广大的劳动群众的积极性.相比较,新教的力量在与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获取财富的道德依据,使个人奋斗、追求财富合法化,使财富成为社会合理的资本.而两种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欧和中国不同的现代化进程.     

建国初李达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主要方法初探

建国初,李达作为我国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致力于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其贡献不仅仅在于理论的创新,也包括方法的开拓。在推进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的实践中,李达探索出了一套科学而实用的方法,主要有创造性解读法、批判性比较法和实践性运用法。李达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大众化的这些独特智慧,对如何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具有方法论的引领作用。     

毛泽东与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

毛泽东与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姚永利，伍启杰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这是一百多年中国人民的梦想和追求，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旋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历史条件并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取得了不...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轨迹探析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到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从反对现代化到主张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从赞成"基层民主"到反对"基层民主";从追求生态正义到追求社会正义。这些变化表明其最终摆脱了深生态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西方最具红色标志的绿色思想。     

略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贡献

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之一,被毛泽东盛赞为"理论界的鲁迅"。李达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用毕生的心血研究、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