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问题与启蒙视域--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中国哲学史"

本文认为,"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本身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产物,是中国现代哲学家构建自己哲学体系的本土思想资源的精神谱系,是在现代性问题与启蒙视域下构建出来,是现代性学问建制与本土思想资料结合的产物.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与重写中国哲学史

假如仅仅依据西方的"哲学"标准,中国哲学确乎存在"合法性危机".惟有在"特殊性"的哲学形态中去把握"家族类似"的哲学共性,惟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在汉语言世界中得以"自我表达",惟有真正的"问题"和真正地"提问"落实在从"认知性的哲学"(cognitive philosophy)转进到"引导性的哲学"(orientative philosophy)的写作实践之中,我们才能承诺并实施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创新","中国现代哲学"才能寻找到并完成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超越之路.     

走出"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误区

"哲学就是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界的一大教条,它是中国的哲学工作者误读和曲解黑格尔哲学的产物.黑格尔从来没有讲过"哲学就是哲学史";中国哲学界所以鼓吹"哲学就是哲学史"无非是想借助于哲学史这样一个哲学与史学的交叉领域把自己陌生的哲学研究消解在自己熟悉的历史研究之中;"哲学就是哲学史"是告别黑格尔哲学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纲领;中国哲学必须告别历史,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新时期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论纲

一百余年来,我们的前辈筚路蓝缕,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前辈的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首先,用以判断哲学之为哲学的这把尺子是取自西方的。汉语中本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它是日本明治维新时人西周创造出来用以翻译“Philosophy”,晚清时经黄遵宪介绍才在中国流行开来的。这说明,在中国传统的学问中,哲学并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哲学史是根据西方哲学的定义和西方哲学中的框架勾勒出来的。这一点早在1919年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作的“序”中就明白地道出来了,他谈到写作中国哲学史有两层难处,其中第二点是“形式问题”,说是“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     

元代绘画与体用思想

中国学问里讲究"体用",中国古典美学本身便是"即体即用"、"道器不二"的自洽系统。元代士人及画家便是从哲学本体论的层面展开对画学的思考,"体用一元,显微无间"的思想使得绘画逐渐被确立为"发明本心、陶淑心性"之工具,成为直指人心的学问。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人性的最高表现与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论贺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贺麟提出了"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的命题,认为若要中国哲学界不是西洋哲学的殖民地,不是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在中国",就必须将中国哲学家的伟大识度加以发挥,使人感到所谓西洋哲学问题原是我们的切身问题,亦即人类普遍的问题。他提出了"融会中西哲学的大概路径",认为中国哲学亦可分属于唯心论及唯物论,西洋哲学亦有儒者气象、道家风味、墨家精神;主张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互相比较而增进了解,使西洋哲学中国化,以收融会贯通之效。他提出了"以精神或理性为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的命题,主张以西体充实中体,以西用补助中用。其思想之通达,境界之高卓,令人景仰。     

回应中国哲学"合法性"质疑的三个问难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在中国哲学现代化和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它以批判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的极端形式提出来,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民族化的诉求.集中体现为三个问难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具不具备合法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具不具有合法性.     

关于中哲史之"合法性"与"危机"问题--为纪念冯友兰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作

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定义及其三种具体哲学形态,可以看出,其中只有“实体论”这种形态是中国哲学所不具有的。因此,哲学有其普遍性。解决中国哲学史之“合法性”与“危机”问题,应坚持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     

东洋史中的“东洋”概念——以中日两国东洋史教科书为素材

在中日两国历史、文化诸多要素的制约之下,"东洋"概念几经移转,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在日本,明治以降"东洋"所指的地理空间扩大,成为与意指欧洲的"西洋"一词相对应的概念,还意指包括日本、中国、朝鲜在内的"东方亚细亚"。在中国,"东洋"在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成为专指日本的地理概念。将模糊而多义的"东洋"概念从与"西洋"相对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放回复杂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可以为思考欧洲以外地区之"现代性"问题提供一个有用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