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东北地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对基督教对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教会、教堂、场所是宗教活动的场所,有经济实体的很少,基本上还是信仰的团体,不是经济组织。个别基督教会有少量的实体,其收入不多只用于自养,对社会经济影响不大。他们的某些主张和行动客观上有积极影响,但其伦理思想是通过宗教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和正统思想教育的原发点、宣传方式、落脚点不一样。基督教徒参加社会工作与非教徒无异,涉及各行各业,其中以最基本的劳动者为多,经济建设有他们的贡献。贯彻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和党的宗教政策,要正确看待基督教迅速传播对经济的影响,做到尊重基督教的组织活动和基督教徒的信仰,接纳和鼓励他们善良的行为,但也要看到这些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东西是包在宗教外衣里面的,有消极退守的一面。     

冯玉祥与基督教

冯玉祥皈依基督教,是他追求自我完善的因素与扩大个人权势的企图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他在北洋时期的军政活动无不打上基督教的烙印,以“基督将军”而著称。五卅惨案后,他对基督教的态度由盲从迷信到科学取舍,产生了新的认识,并将宗教活动与爱国主义、民主事业结合起来,思想境界提高到新的阶段。     

滇北花苗基督徒热衷唱诗原因解析——以云南昆明芭蕉箐教会为例

在云南的滇东北和滇中一带，分布着一大批花苗基督徒，他们热衷诵唱赞美诗歌，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文化表征。当地花苗基督徒热衷唱诗同花苗自身的传统文化和基督教的传播历史息息相关；唱诗不仅是他们价值观的体现，是一种实践信仰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表达情感、实现娱乐的主要方式。此外，唱诗还能够促使艺术目标、审美目的的达成，为人际间的交往交流提供可能，并成为当地基督徒重要的文化资本。本文从以上这几个方面，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论述苗族基督徒热衷唱诗的原因，通过具体的分析，认为在有着基督教信仰的花苗地区，唱诗活动不再只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它已然内化到花苗基督徒的行为中，并自觉成为花苗文化的一部分。     

灵性资本与中国宗教市场中的改教

"灵性资本"是一个用来解释宗教现象的新概念,是继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之后对资本概念的又一发展。灵性资本包含了来世、健康、社会资本、公共服务、经济态度和宗教的外部经济六个要素。由理性选择理论角度看,宗教信仰是个体基于最大化动机而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个体信奉宗教是为了获得灵性资本,而改教则是放弃灵性资本较低的宗教,改信灵性资本较高的宗教。中国社会中基督徒数量的大量增长,是一种从传统的民间信仰皈依基督教的改教现象,而且这种改教几乎是不可逆的。这说明,基督教所提供的灵性资本高于传统的民间信仰。     

作为他者的"洋教"——关于基督教与晚清社会关系的新阐释

"教案"——反基督教事件语境下基督教信仰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剖面。19世纪后半叶,中国基督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对立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第一,基督教信仰和中国传统信仰之间的对立;第二,围绕祖先崇拜和丧葬等日常问题发生的对立;第三,民间秘密宗教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在地方情景下,当宗教感情的龃龉和日常生活的矛盾消解后,被称为"洋教"的基督教已然成为中国混合宗教大家庭中的一员。     

宗教哲学研究的一部力作——《神圣的呼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类学研究》试评

基督教及其哲学，是西方文化、历史和哲学中极为本质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和重要组成部分。以前由于诸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此缺乏基本研究，这一空白亟待弥补。改革开放以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迄今为止仍然处于初步的译介水平，有分量的专著和专论文章罕见，尤其是对奥古斯丁的研究。 奥古斯丁是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有中世纪哲学的导师之称。他从基督教徒的立场出发，对基督教及其教义的合理性进行了哲学上的辩护，从而对西方宗教、哲学与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张荣博士撰写、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神圣的呼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     

“五四”语境中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宗教领域的反映,部分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人道主义、理性主义、民族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对基督教提出了自证、改良及中国化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回应“五四”知识分子的质疑,寻求基督教与新思潮的对话和沟通；另一方面在反基督教的潮流中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自我改造,主张建立本色教会和本色化神学,对20世纪基督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人类不能承受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泛滥

文化的全球化并非当代才发生。多个世纪以来 ,世界上几种主要宗教即表现出某种普适主义倾向。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一直在向信徒们灌输一整套超越国家和各种经济体系的普适性、排他性价值。基督教世界曾被认为是人间天国 ,伊斯兰世界也一直被看作一种超越国家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共同体。在1 3、1 4世纪 ,两大宗教为争夺共同的圣地而展开了普适化的冲突。在信徒心目中 ,这些宗教具有某种全球化的使命 ,即促使那些被界定为异教徒或对本宗教不忠诚的人皈依。在很长一段时期里 ,实现这种使命的一种策略是与具有在全球扩张野心的帝国 (如阿拉…     

基督教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早期的革命家中,基督教徒已经成为骨干力量,而孙中山则始终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政治家,基督教的宗教意识,是他们进行革命的肯定性精神力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西方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重要基础则是孙中山所吸收的基督教文化;在总结中国近代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发展中的有价值成果,形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文明的宗教政策,即政教分离的政策,这本身也反映出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     

论新时期小说与基督宗教--从小说观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

新时期小说中出现了具有基督教色彩的作品:史铁生《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钟声》叙述新中国成立后牧师放弃宗教信仰的命运;竹林《地狱与天堂》、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描写文革期间主人公对基督教的暗暗皈依;北村《施洗的河》、张行健《田野上的教堂》反映改革开放后信教的自由与宗教的影响力。这些作品生动勾勒出基督宗教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曲折与沉浮,赓续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的传统。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