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执政为民

合法性是政治和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首先要有合法性基础.执政为民是党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和要求,两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夯实合法性基础必然要求党在新形势下进一步践行执政为民,而合法性基础的稳固也会进一步促进执政为民的顺利展开,满足民众的价值需求,执政为民与政治合法性之间的良性互动必将使政治系统更加稳固与高效.     

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一种自愿认同和拥护。追求合法性是现代政党的重要政治目标,是所有政党都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社会转型期,执政党的合法性面临新的挑战,为减少改革的阻力和代价,我们应采取措施,构建执政党的新的合法性基础。     

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分析

中共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地位进行了区分,为中西政党制度的比较性分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分析框架。本文分别从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政党之间的关系、政党的合法性来源、政党的内部组织结构四个方面对中西政党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为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从新社会运动到政党：德国绿党兴起的原因和结果

近代以来，政党的出现大都．必然伴随着一定的社会运动，并被后者按照自己的要求打上深深的印迹。本着政党和社会运动的这种天然联系，深入探讨新社会运动对德国绿党形成的影响，自然就成为德国绿党研究中一个不容忽略的基础性问题。     

建国后我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历史变迁及其启示

在现代社会 ,任何政党的执政都需要依赖坚实的合法性基础。但再牢固的合法性基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执政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如果一个政党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适时地建构新的合法性基础 ,那么它不仅维护不了执政的权力和地位 ,而且将给整个国家带来难以承受的损失和灾难。因此 ,为了继续巩固我党的执政地位 ,进一步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 ,我们有必要对我党在建国后变迁合法性基础的历史进程进行全面的探讨和认真的总结     

合法性与"孙中山"政治象征符号的建构

合法性是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重要基础,民国时期,国民党曾竭力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此寻求夺取政权与统治的合法性。政治象征是指具有政治意义的象征符号,同时也包括仪式行为与话语等,它们是政治意义、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的表现形式。国民党塑造、建构孙中山政治象征以服务于其政党需求,这是一项繁复的工程,本文仅就国民党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及孙逝世后的官方定位展开考察,从孙中山定位的转化看国民党运用政治象征符号来寻求合法性的权力技术,以深化民国政治史的研究。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巩固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一个政权执政的绩效、社会意识、政治统治的有效性及三者的良性互动是政权长期执政的的合法性基础.由于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面临新的考验,党维护执政地位必须巩固经济基础、拓展政治基础,夯实文化基础.     

西方绿党及其启示

西方绿党以生态学作为其社会政治运动的哲学理论基础,尤其关注生态平衡,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自产生以来的30年里,绿党组织在西方社会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对各国政党政治造成了很大影响;在一些西方国家里,绿党与社会民主党等左派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还取得并且正在处于执政地位;我们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同时,应当关注和研究发展着的西方绿党,特别是重视它们对可持续发展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与公民社会关系论析

当前,我国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从产生过程来看,与西方不同,在我国,是先有政党,由政党领导民众夺取政权之后再发展市场经济,然后才有公民社会.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给党带来了利益表达、合法性和执政方式等方面的挑战.在我国,要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培养和引导作用.     

转型期中国共产党权威的维护与巩固

政党权威作为公共政治权威的核心 ,有其特定的合法性基础和来源。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 ,作为公共权威之核心 ,其权威如何顺应现代化的历史潮流 ,完成自身的转型 ,维护并扩大自身的合法性基础 ,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论意识形态在维护政权安全中的战略作用

意识形态是标明政党属性尤其是执政党的政治立场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天然地决定着国家政权的性质、结构和运作方式。意识形态安全既是政权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政权安全其它方面内容的关键环节。意识形态在为政治合法性提供理论支撑的同时,又从事实上为政治有效性进行阐明和辩白。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充分珍视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创建、维护和巩固了新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如何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历史的审视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其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意识形态、领袖魅力、统治绩效、民主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法理上赋予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历史变化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当前,如何加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继续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显得非常必要。     

天命之下的德治与礼治——关于中国古代国家政治合法性的思考

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问题是一个国家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在中国古代国家更迭的历史过程中,统治者们都为寻求政治统治的合法性作出了努力。本文从合法性的视角,对古代中国统治者如何寻求国家统治合法性的方式进行了探讨,进而认为政权是否具有合法性,并不在于统治者所宣称的天命授之,也不在于统治者为自己的执政所制订的法律依据,而是在于民众是否真正认同。君主只有通过＂德治＂、＂礼治＂才能有效地实现统治的合法性,其中的＂德治＂更成为统治者们构建合法性的关键。     

以德治党与政党伦理建设

政党是具有共同利益的特定阶级或阶层的代表 ,通过谋取政权执掌政权等共同行动 ,实现其共同的理想目标 ,而结成具有明确的纲领和章程、比较健全的组织机构以及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政治团体。作为一个执政党 ,对该国的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治党 ,不但是执政党自身要思考的问题 ,而且也是社会及其它政党共同关注的焦点。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有效地执政 ,不但要有政治上的“合法性” ,而且要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不但要带头守法 ,而且要成为道德的楷模。坚持“以德治党” ,加强政党伦理建设 ,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刻不容缓的…     

凝聚群众力量 巩固执政基础

一、国以民为本,党以民为基事实证明,任何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不仅要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还必须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群众基础是一个政党发展壮大的根本支撑,也是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支撑的政党注定是没有前途的、注定是要衰落的。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夺取政权、维护执政地位,也自觉不自觉地注意到人民群众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作用并借助于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尽量调节和缓和与人民的矛盾,以免引起人民…     

埃及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与应对

转型国家常常面临来自合法性危机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形成原因涉及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危机的程度亦有强有弱。面对危机,具有自我适应、自我调节能力的政治体系,通常会通过改变结构和功能来适应环境的变化对系统构成的压力。较之改革,革命则是一种更激进的途径和方式,是旧政治系统合法性极度危机的产物,革命也为新政权重建合法性创造了条件。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分析穆巴拉克时代以来埃及政局变化对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分析架构及实现途径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政权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愈益突出。社会的发展、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变化中的公众期望使传统的合法性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削弱，从而有可能产生合法性危机。政治合法性可以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可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政权获得合法性的途径主要有：确立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并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把政府转变为公共政府；建立广泛的协商机制等。     

政党社会规范:内涵、形式与价值

政党社会规范主要包括政治惯例与习俗、政治契约与政治默许、政治伦理三种形式.政党社会规范与政党法律规范、政党内部规范具有不同的形式特点、效力范围与实现方式.政党社会规范主要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是其核心价值.从功能看,政党社会规范是政党法律规范与内部规范的重要历史来源与现实基础;现实政党政治秩序的维护与构建,单纯依靠法律远远不够,还需要社会规范来维系;而且,政党社会规范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事关政党政治的合法性.     

国家构建与政党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

认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行动逻辑,关键在于准确把握国家构建与执政党建设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规律。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现代国家构建从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和民生—国家三个维度展开。而执政党建设与现代国家构建有着深刻的逻辑关联,即保持执政党先进性是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前提,增强执政党合法性是民主—国家构建的核心内容,提升执政党有效性是民生—国家构建的根本保障。因此,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强执政党建设,推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从整合型政党向代表型政党、从任务型政党向法理型政党、从全能型政党向服务型政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