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透明的困境及规制路径研究

算法决策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算法黑箱、算法合谋、算法操纵等技术和社会风险,必须对算法进行规制以控制风险。算法透明是进行算法规制的前提和基础,由于技术和制度上的障碍,完全彻底的算法透明不现实也不合理,在具体场景中追求有限、适当的算法透明才是有意义的。在算法透明的落实和保障上,行政规制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构建刚柔并济的行政规制体系、促进企业算法合规监管、推进算法备案制度、追究算法披露不当行为责任四项具体行政规制措施,监督和保障算法透明制度的运行,实现科技创新与社会安全之间的平衡与协调。     

数字正义论：理论内涵与实践机制

数字正义是指导和约束人类开发、设计、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其本质是社会正义而非“机器正义”。在数字社会，数字正义的基本内涵是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数字权利的充分配置、算法决策的公开透明和代码规制的规范有效，主要表现为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互动正义和信息正义四种形式。数字化塑造正义空间，使正义的存在形态发生了从“比例正义”到“计算正义”、从“个体正义”到“群组正义”、从“契约正义”到“场景正义”、从“接近正义”到“可视正义”的深刻转型。当前在我国数字化战略实施过程中，复合型规范制度体系已初步建立，数据源头规制、算法赋权制衡和平台算法问责等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规制保障数字正义的实践基点。下一步数字正义的治理结构优化，还需要在基础机制上充分配置数字权利及其救济方案，在实施机制上强化算法规制实施主体与工具的系统性，在保障机制上科学设计算法影响评估制度。     

隐忧与防范：人工智能介入民主政治的价值审视

作为新科技革命浪潮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政治领域的深度介入也使得民主政治发展面临着诸多风险和挑战，如政治生态受损与社会公平正义遭到破坏、政治透明受朦与政府公信力下降、政治谣言肆虐与人的主体性价值消解等。上述风险和挑战是由技术系统的不确定性与不可解释性、资本的侵蚀与人工智能的意识形态化、算法权力的裹挟与无限扩张性等因由引起的。为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向善向美，应通过加强核心技术攻坚，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完善算法运行规制，打破算法赋权失衡状态；强化算法技术把关，提高技术监管水平；缩小数字鸿沟，提升公众数字素养等途径，形成技术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实现以“数智”促成“善治”的美好愿景。     

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价值导向、核心机制与体系建设

新闻算法从底层逻辑上改变了新闻业主体间的联结模式，形成了全新的信息生态，需要新的治理理念和治理体系加以规范引导。针对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现状，要树立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提升新闻算法生态的透明性；优化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核心机制，在数据收集、分析、排序及评估的关键环节践行透明化；推动新闻算法生态治理的体系建设，增强治理主体开放性、治理规则的可解释性和治理关系的平衡性。总之，加强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理念上，对于智能时代的新闻业问题需要从一事一议的运动型治理转为以结构性调整为宗旨的生态型治理；在治理范畴上，需要统筹传统的新闻政策及媒体规制与新闻算法生态治理之间的衔接融通；在治理条件上，对于新闻算法的知识产权和平台公司的商业利益等问题需要建立从企业创新到社会创新的评估标准。     

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入技术嵌入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寻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实现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要突破数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干部能力、部门协作、应用场景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应在数字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打造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数字治理制度，健全数字化改革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改革运行机制，做好全过程评价监督推广保障；培养数字思维理念，全方位提升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加大改革系统集成，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完善多跨场景应用，建立民意回应的综合平台与机制。     

金融数据安全背景下的智能投顾算法黑箱监管体系构建

智能投资顾问通过金融科技、大数据引领商业模式创新，是人工智能在财富管理领域的重要应用。由于核心技术算法黑箱具有天然不透明性，使得在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时，产生了侵权责任承担困难、附加金融服务存在监管真空和算法学习周期性导致决策滞后的监管困境，导致传统法律监管体系发生部分失灵。分析我国使用智能投顾中小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发现其抵御风险、投资能力明显高于传统股票投资者，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在适当性管理方面也要求具备更高的审慎和评估能力，投资者金融信息和知情权是保护的重点。监管治理体系以《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为基本法律依据，在构建目标上，注重促进技术发展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的有效平衡；在算法设计源头上，制定专业监管框架、实施算法事前审查、提高投资者信息能力；在算法使用过程中，对接证券信息披露标准、保护数据与隐私权和规范附加金融服务；在法律责任追究上，通过主体责任、信义义务和算法问责制来综合规范。     

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困境及对策

公民参与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基础，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机制的完善离不开公民的政策参与。公民的政策参与．有利于实现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有利于实现和扩大公共政策体系合法性基础；有利于促进公众监督及保证政策的公共价值。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机制存在以下困境：主体性困境、渠道性困境、信息性困境、组织性困境。对此，应提高公民自身的参与意识与能力；畅通及完善参与渠道；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提高公民的组织化程度。     

论算法治理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

算法已然成为当前社会运转的一个重要技术元素，而伴随着媒介成长起来、被称为“数字原住民”的未成年群体，在享受技术红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诸如成人化、信息茧房、全景监视、娱乐模仿以及阶层分化等算法风险。我国日渐成型的算法规制体系在制度供给、司法执行以及业界实践过程中给予了未成年人特殊的关照与保护，但仍然在监管条件、配套规则、对象界定、技术实践以及家庭教育等方面存在缺陷。这需要多主体在多环节协作配合，通过相关立法的完善、监管框架的优化、标准文件的出台、阶段保护的落实以及算法问责的强化，来妥善回应算法滥用及异化带给未成年群体的挑战，帮助未成年人构建友好型网络生态，推动我国网络强国的建设。     

算法产业促进与治理法(建议稿)

算法是人工智能乃至智能化的核心技术,与算力、数据一起被称为智能时代或数字经济的“三驾马车”。算法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垄断、算法奴役、“信息茧房”等新型社会问题。我国关于算法的立法规定散见于《电子商务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之中,缺乏系统性和协调性,且对诸多问题未作规定。我国宜对算法产业促进与安全监管等进行专门立法,立法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算法产业促进、算法安全监管、算法企业的权利与义务、算法救济、法律责任、附则等。本建议稿以算法安全与发展的平衡协调为基本理念,着眼于算法产业生态建设和系统治理,建立算法安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一体化监管体系,按照算法的应用场景、安全风险、社会影响等因素建立算法分类分级管理制度;确立监管沙盒、算法安全检测评估与认证、算法审计、算法公平性验证、算法追溯、算法终结、算法问责、算法救济、算法合规等安全保障机制,实时分析算法技术与应用的安全风险并动态采取预警和处置措施;针对算法黑箱等具体问题采用可信解释等解决方案,确保算法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可靠性;在规范算法研发与应用活...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法律化路径探析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与效果是值得重视的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和规范的空白，目前我国企业自愿性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存在诸多弊端，亟需通过立法确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规范披露的内容、形式、程序等。建立强制性与任意性相结合的法律体系，引入“不披露就解释”原则，以满足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和信息披露的现实要求；确立企业内部负责和第三方机构审验制度，确保信息披露的可比性、完整性、平衡性、实质性和可靠性，由此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法律化的反身法规制路径，通过信息披露机制促进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的承担水平。     

参与式治理及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

参与式治理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促进政府转型的动力。通过参与式治理，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行政的最终目标—善治。     

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

制度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是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通过制度建设,实现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激活制度资源、优化制度生态、激发制度活力。新时代,国家治理效能的提升应将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制度优势证明道路选择的正确性与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以制度理性弥补人性与人的能力的局限与不足,以制度力量保障科学发展,以制度文明为良法善治提供基础,以制度执行力兑现神圣和庄严的执政承诺。     

政治文明语境下联动推进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在政治文明的语境下,善治与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政府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趋势的选择,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促进政治文明获得实质提升。善治是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它的推进过程就是一个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与合作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而社会管理创新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向善治的必要途径,它的最终目标是善治。     

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应用、风险及规制

情感计算技术的运用有助于政府提升服务能力，促进数字行政治理的能力提升与体系优化。但是，囿于技术本身的特质与技术被滥用的可能，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也存在诸多风险：一方面是技术本身的风险，体现为情感信息、生物信息与个人隐私信息的重叠致使情感计算运用时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的风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是技术被滥用的风险，体现为情感计算的运用易导致公权力过度扩张并可能利用技术操纵公民个人情感。对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手段规避情感计算在数字行政治理中的可能风险：针对情感计算技术本身，需要为情感计算逻辑嵌入人机情感协同的规训维度、为情感计算迭代增设合理性与正当性要求；在技术运用上，需要为信息权益保护赋予情感数据规制手段，为数字行政治理设置应用情感计算的标准与限度，为情感计算的应用标示价值底线、设置伦理禁区。     

算法监控的逻辑理路、伦理风险及治理路径

伴随算法应用的全面普及，算法在社会运行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一个算法社会正在到来。算法应用给社会发展和个体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埋下了各种隐忧。算法监控肆意将引发一系列伦理风险，包括算法歧视隐忧、过滤气泡陷阱、隐私侵犯困境、劳动伦理侵蚀等。解决算法监控问题，要着眼于制度的规范与防范、技术的纠偏与破解、企业的自律与他律和个体的维权与抵抗，以推动算法向善。     

环境规制实施的路径依赖——对中美环境规制形成与演化的比较分析

环境规制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而且还受制度演变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路径依赖的视角探析环境规制建立的基础及其对规制制度演变的可能影响。中美两国在环境规制构建基础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美国环境规制建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国,公众是规制构建的主要推动力量,且规制机构具有很强的独立性;中国环境规制则采取自上而下的组织方式,机构先天缺乏独立性,环境规制往往沦为地方政府相机使用的政策工具。在路径依赖作用下,环境规制的构建基础将在制度演变过程中不断被固化,关于环境规制改革的任何举措均不能忽视这一影响。未来中国需要根据制度环境做出适当安排,大力提高环境规制机构的独立性,同时不断提升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范围和层次。     

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利用与保护的基本法律问题与立法规制

在智能化和法治化的新时代，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综合应用已成为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和专业化的重要方式。公共视频监控系统成为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保护公共安全以及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项目。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的技术手段和法律属性需要以立法形式加以规定。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综合应用需要在权利保护的法律制度中进行，尤其是视频监控图像信息公开使用与信息安全、隐私权保护之间的法律制度设计。因此，公共视频监控图像信息的法律规制工作应对法律主体、基本原则、权利体系、法律监管、法律责任做出明确规定。     

基于大数据技术应用的公权力监督——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例

公权力监督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突破口.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不精准、监督滞后、监督信息孤岛等情况仍然存在,影响了公权力监督的效率.近年来,运用大数据技术推进廉政治理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研究的重要领域,大数据的工具理性特点与公权力监督的价值契合,能破解公权力监督制约的难题.以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监督框架,在防控数据风险的前提下打破信息壁垒、增强法律和制度约束力、强化精准预警功能,打通监督"最后一公里",最终实现公权力的有效监督.     

试论社会治理背景下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法规制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法规制的基于问题，如何正确看待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态系统内各自的功能及作用，是经济法规制的核心问题。因为这样的认识直接导致了经济立法的体系构建与内容规则。经济法规制是国家实施经济治理与尊重市场调节的基本依据，也是施行经济法治与社会治理的根本前提。所以，从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来讨论经济法规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及制度生成条件，有利于真正建立和完善经济法规制的体系和内容，从而使得经济法治生态化地融入社会治理的结构体系内，达到优化社会制度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     

信息不对称与医疗服务市场的规制

信息严重不对称是医疗服务市场规制失灵的根源;运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比发现:第三方专家系统如医疗质量评估中介的引入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优势,但考虑到其潜在的制度风险,第三方专家系统应该与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规制及社会监督共同进行合作规制。而在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规制实践中,政府职能不清、第三方专家系统严重发育不良、难以独立、客观地进行医疗质量的评估等制度缺陷已经成为医疗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的潜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