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之学与文章创作——清代浙东学派“叙事之文”研究

清代浙东学派以经史之学著称,主张文章创作应以经学、史学为根底,形成了为文的鲜明特色。黄宗羲等主张文要补史之阙,因此多作"叙事之文",旨在记述、保存一个时代或一个地方的文献,以期有助于世道人心;认为先儒都是"竭其心之万殊者而后成家",作文也应该写"其心之所明",凸显了作家在创作中的主体性。这些主张和创作契合了近代文学启蒙的要求,从理论和实践上开启了近代文学变革的先声。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本文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并讨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笔者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大浙学"是狭义、中义"浙学"的外延,但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浙学"的基本精神是 "求实、批判、兼容、创新",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则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黄式三、黄以周与浙东学派的关系及其传衍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他们既对黄宗羲确立的浙东学派传统有所继承,又对浙东学派固有的研究范围、成就有所拓展与光大,更对浙东学派在区域外的播迁与发展有所建树.他们倡导的"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风,对晚清和民国学人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代江南礼学有一支发脉于黄以周的重要研究力量,遂使浙东学派学统不坠,延续至今,仍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流派.     

论黄宗羲的文统观

文统观在儒家学者那里往往是道统、学统思想在文学领域的延伸和继续.黄宗羲在宋明儒学史的视野中,确立起王阳明心学的正统地位,并自任这一学统的继承者.基于此,在文学领域颇具才情和开拓精神的黄宗羲以浙东甬上一地为中心,开展了一系列复续文章之统的实践活动.既有的学者立场和正统观念,使得黄宗羲在文统问题的表述上,更多地以儒学的思想价值为主导,文学发展的历史和作品的审美价值相应地不免有所屈就和回避.     

黄宗羲《明文授读》拒选陈子龙文之原因探析

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对黄宗羲《明文授读》不选其好友、且在明末文名籍甚的陈子龙之文表示质疑。经过深入考察,我们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在其《明文授读》中拒选陈子龙文,原因是他属于唐宋派,在古文理念上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而陈子龙则属于七子派,尚秦汉古文,兼采六朝之藻丽。因此,出于门户之见与自己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黄宗羲自然不选文字藻采的陈子龙之作,这也许就是其在《明文案序上》所说"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的那样了。     

归有光政论散文探

一被誉称为“明文第一”的散文大师归有光(1507—1671),江苏崑山人,字熙甫,学者称为震川先生。他在明代的作家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历来论文者对明代文章的评价是不高的。黄宗羲《明文案序》中提出,明代之文,经过明初、嘉靖、崇祯三次繁盛时期。“然较之唐之韩,杜,宋之欧、苏,金之遗山,元之牧庵、道园,尚有所未逮。盖以一章一体论之,则有明未尝无韩、杜、     

阳明学研究在浙江--阳明学研究课题暨《中华文史研究集刊》编务会概述

关于王阳明及阳明学派的研究,浙江起步较早。八十年代初,沈善洪、王凤贤就出版了“文革”结束后第一本阳明学专著——《王阳明哲学研究》。九十年代初,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又整理点校了《王阳明全集》（上下卷,120万字）,后又翻译了《王阳明与明末儒学》（吴光、钱明、屠承先译）,编集了《阳明学研究》（吴光主编）和《阳明学新探》（钱明主编）。并从阳明学的研究拓展到刘宗周、黄宗羲及整个浙东学术的研究,出版了《黄宗羲著作汇考》（吴光著）,《黄宗羲论》（吴光主编）、《黄宗羲三百年祭》（吴光等主编）、《论浙东学术》（方祖猷、滕复主编）,编校了《刘宗周全集》（戴琏璋、吴光主编,6册,250万字）、《黄宗羲全集》     

对鲁迅与章学诚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一 最早提出鲁迅与浙东学术之关系的是周作人。①以后，蔡元培和许寿裳都曾将鲁迅与李越缦并提而有近似的说法。②后来，周作人对此有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按：浙东学派）的代表。”③但是，鲁迅一生著述，从未谈及自己与浙东学派的联系。杨义认为：对浙东…     

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之转变

钱穆起初对《明儒学案》评价较高,直到讲授《中国史学名著》时仍对《明儒学案》推崇备至。而从1971年3月之后的一些著述中可看出,钱穆逐渐不同意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的一些观点,批评其"门户之见",论明代学者时亦举出《明儒学案》所未收之材料进行分析。钱穆对《明儒学案》评价的转变,与其学术思想从"阳明学"到"朱子学"的转向密切相关。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全”、“都”和“全都”

从实际语科出发，详细分析了“全”、“都”和“全都”用法的异同，总结了它们各自适用的场合。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互文性”与“语境”——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发展的共同趋势

“互文性”和“语境”是文学研究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诸多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具有共同的网络结构、编织的动态特征,也经历了相似的泛化命运及其发展的双重困境。而且它们能够彼此诠释,共同表征同一现象。这些发生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身上的共同之处反映出20世纪文学研究思想总体发展的某些趋势,如关联、整体、动态、读者及泛化等。     

"恋母情结"与哈姆雷特

"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普斯情结")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对20世纪的艺术理论、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影响.佛氏著名弟子欧·琼斯运用"恋母情结"理论对哈姆雷特形象给予解释.本文对佛氏"恋母情结"理论作了阐述,介绍了琼斯的主要观点,并对"恋母情结"理论和琼斯的观点进行了分析批判.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