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否定副词“不”“没”的类型学初探

从否定副词“不”的形态类型、否定副词“没”的语法类别及“不”“没”类的分合等方面对汉语否定副词“不”类和“没”类进行比较,“不”类否定词的形态一致性体现了否定范畴的标记性。否定词不仅是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且也是判断汉语尤其是南方方言与其他汉藏语系语言在类型上亲疏程度的语法参项之一。     

以“仁”意“类”的中国哲学精神

就“中西马”哲学存在相互理解、彼此融通的人性根基而言,中国哲学的“仁道”可作为会通西方哲学“类”理论的思考视角和阐扬当代“类哲学”的思想精神。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本文认为殷承中国文化“天地人三极一如”的“和合”思想传统,体现的正是中国哲学个性的“类思维”;践履“气化流行,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的生命之道,蕴涵的乃为中国化的“类生命”;而“天地万物与吾一体”的“至仁”精神,则是一种葆有中国传统文化根脉的“类哲学”。     

从“种”哲学到“类”哲学——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的“类理论”之比较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从“类”的角度实现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颠倒。但两者的“类理俗’存在根本差异：在理论基础上，费尔巴哈从“感性直观”出发，马克思则从“感性活动”出发；在理论内涵上，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人的共同体”，马克思则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理论归宿上，费尔巴哈着力于虚幻的“宗教批判”，马克思则强调现实的“社会批判”。     

从“人”作为伦理主体看类伦理的时代意义

依据马克思人类历史发展三个阶段的论述,人的伦理主体的历史发展相应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作为群体的伦理主体、作为个体的伦理主体和作为"类"的伦理主体。"类伦理"概念的提出,是从唯物史观的伦理学视野出发,对人类道德发展规律进行探索的一种尝试。从这一意义上,类伦理是人类道德发展的必然选择,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型构成了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道德逻辑之始点。当今人类社会正经历着全球发展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需要类伦理作为一种普遍伦理所展现的实践智慧来应对重重危机。     

人类正在走向自觉的“类存在”

“类”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本性，并且是人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存在状态。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人或社会的三种基本“形态”，即从群体水位、个体本位走向类本位，这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向。当今时代是个体本位主导的时代。这种以普遍个人为主体的格局在显示其强大的力量和优越性的同时，也暴露出大量的矛盾、弊端。这预示着，今天人类面临的已是在充分发挥个入主体作用的基础上，如何从个体本位向类本位转变，即向更高的第三形态自觉“类主体本位”方向发展的问题。虽然我国现实中还处于个人主体的生成和发展阶段，但仍需要类理论去引导、规范人的发展方向。走向类化已不再是理论理想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生活现实的客观追求。     

透过“文化选择”看“类哲学”-对高清海先生“类趣学”的一种理解

针对对人的“种哲学”的理解，高清海先生选取了历史上已在生成中的“类”概念，形成了自己的“类哲学”，以表征人区别干物的超越性存在。尽管纯粹哲学形态的“类哲学”所表达的内容是最具体的，但其形式则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在此文试图通过探讨“文化选择”理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类哲学”内在的一致性，更全面、深入地理解高清海先生的“类哲学”。最后试图运用“类哲学”的观点解决“文化选择”理论的局限性。     

黄季刚“字体分类”之“后”类辨析

黄季刚先生在《论学杂著·论字体分类》中首先将汉字分为“《说文》正字”和“《说文》后出宇”两大类型，“《说文》正字”下又分为正、同、通、借四个小类，“《说文》后出宇”分为讹、变、后、别四个小类。“后”分属于上下两个层次，将其下的解释和相关的语料相联系进行考察，可以看出黄季刚先生视《说文解宇》为“小学”研究“主中之主”的思想，也体现出其字词关系观念。     

方言“佬”的性质

方言"佬"所构成的词,在南方方言中比较常见.它不能单用,意义实在,称其为"类后缀"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并非"词根+词缀"的派生词形式,组合方式属偏正结构,是复合词构造,这种构造的大量出现与语言的"潜"、"显"理论作用有关.     

浅谈“不”类词语的英译

本文拟从25个方面对“不”类词语译成英语时的表达加以研究。     

“类意识”与沈从文的创作

沈从文的创作渗透着“类意识”,这种“类意识”有着特定的内容。“类意识”主导着沈从文的创作,这是他契合世界文学发展潮流超越时代,超越一般中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原因之一。沈从文的“类意识”的确立来自于五四新文化人道主义思想影响,得力于他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另外又得力于他对人类学的关注。     

“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运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时代趋势下,高清海教授生前提出的“类哲学”已经显示出重大的思想创新意义,但它需要我们给予阐释、丰富和推展。高清海将人的“类存在”的充分展开,界定在马克思关于人类发展的第三大形态即“自由个性”阶段,并以“类本位”相称,说明他强调的超生理学的“类”概念,虽然是相对于生理学的“种”概念而言的,却并非说否定后者就可以直接达到前者;从历史的角度看,这要经过一个否定之否定的漫长过程,其中间环节是“族”,包括前现代的“种族”和现代的“民族”;而从理论上说,类哲学应当是“个体”、“共同体”(民族)、“人类”和“大自然”的这四重维度的相辅相成。     

从“类本质”的“人”到“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思想转变时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中对“人”的规定之比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进行了重新规定,"现实的个人"代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类本质"的"人"成为对人的理解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马克思逻辑思维的根本转变,即他不再给人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而是以现实的个人代替理想的"人",认为人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人。这种转变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考察上的新思路——"物象化",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逻辑,马克思的思想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沈从文视阈中的“好人困境”和“类宗教意识”

沈从文最具代表性作品的关注视阈是"好人困境"。当把美好的人性推到极至,常常会面临悲剧性的考验。关注好人和思考好人,使沈从文的代表性作品具有一种悲悯感,情感境界与《红楼梦》相通。沈从文关注的问题倾向于宗教,但努力方向和企图逃出困境的方式却远离宗教。"类宗教意识"是沈从文发现了好人的生存困境,并能把它倾情描画出来的不可或缺的情感意识储备。     

论“兴”

兴与赋和比相较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特质。它有三种形式，它们是思维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产物。第一，兴是同一情景之中不同物事因主体情感的驱动互相引发的起情。它是交感思维在发展中被比类思维和理智思维消解后摆脱了实用性、功利性而变成的艺术思维。第二，兴是因情景的相似或相同而引发的起情。它是纯粹主观性的交感思维与把握事物关系较具客观性的比类思维相磨合而形成的通感。第三，兴是情景的同构引发的起情。它是思维发展至形而上阶段后形成的。思维要直接通过物象透悟其神韵，其中，物我融为一体，兴法演化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意境。     

“类”为中介的“人”的解放——普遍性政治视野中的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近代德国政治哲学强调国家,通过伦理与精神的统一奠定了普遍性的政治观念。费尔巴哈把人而非国家视作政治观念的总体,他对"类"概念进行绝对化的理论抽象,开创了反思性的人的原则,而由于他拒斥理性中介,即使最大限度的预设了人的感性生活,却无法超越精神哲学体系。马克思坚持了费尔巴哈关于政治伦理外在于人的判断,继而认定人不只是"概念的政治"的总体,且应当成为实践活动的主体,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继而消灭政治社会的异化规定。马克思把人的共同体——"类"定义为必要的理性中介,将它置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予以扬弃,是实现普遍人类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解读

＂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是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称《手稿》）中表述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围绕人的＂类本质＂的话题由来已久,相关论述在费尔巴哈那里就有充分体现,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作为一个重要论断在《手稿》中进行说明。该命题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之精华,是马克思实践观、哲学共产主义等思想之源头之所在。正因如此,对该命题进行梳理,厘清其内涵及逻辑线索,进而明确其理论意义和时代价值,就为必要之举了。     

“类信仰”：人类信仰追求的最高目标

本文从分析信仰的各种文化形式入手,论述了人类具有共同的信仰的可能性及必然性,阐明了实现"类信仰"是人类信仰追求的最高目标及实现"类信仰"的可能性.     

荀子的“法、类”说与中国传统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荀子提出“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近也”和“依乎法而又深其类”。本文认为，目前学界对于中国传统司法“确定性”问题的讨论应该正本溯源，回到荀子对“法”和“类”的讨论上来，因为，中国从汉代开始的司法传统实质上是荀子“法、类”说的延续和贯通。     

论受益格式标记“给”

考察了受益结构标记"给"的形成过程,并且对比了语义相关的一组"受益"类动词,认为"受益"这一语义特征以及双宾语的句法结构对"给"发展成为格式标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