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先烈杨毓麟未刊函札述考(下)

《新湖南》作者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宣传家、革命家.孙中山批准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表彰为国捐躯、功劳至伟的六烈士并建立专祠时,称赞杨毓麟“蹈海以殉”、“亡身报国”.可见其在革命党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然而,关于杨毓麟生平若干重要史实,坊间了解并不准确,他与清廷高官的复杂关系,以史料欠缺,殊乏论述,或以讹传讹.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处所藏杨毓麟信件及档册奏折为依据,考证若干重要史实,揭示他与军机大臣瞿鸿禨、两江总督端方的信札内容,并通过清档,厘清杨毓麟跟随驻欧洲留学生监督蒯光典赴英国具体日期、工作性质等.文章强调,对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革命逸史》等书,切不可一概视作信史,须考而后信之.     

杨毓麟与辛亥革命

杨毓麟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宣传家。他一生追随孙中山、黄兴奔走革命，以务实、勤勉、激进而著称于世。他力主“中央革命”，多次图谋打入清廷内部，实行反戈一击；积极参与响应华兴会策动的长沙起义和在上海发动的鄂、宁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亲制炸弹，组织暗杀团，对清廷要员实施暗杀。他还是著名的《新湖南》一书的作者，先后担任过《游学译编》、《神州日报》、《民立报》等多种报刊的总主笔或撰稿人，撰写了大量社论和时评，“皆能言人所不敢言”①，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黄兴赞誉他…     

明清湖南思想家对周敦颐变易思想的继承

湖湘文化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历代湖湘文化传人都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变易精神。而“师心独往”的周敦颐则是开启后世湖湘文化变易精神的“不祧之祖”。周敦颐是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哲人,曾国藩说,“宋之周子(指周敦颐)出于其间,作《太极图说》、《通书》,上与《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也。”(李肖聃:《湘学略》,第123页)参加过维新运动,并参加了华兴会、同盟会的杨毓麟在著名的《新湖南》一文中更是将周氏对湖南人的影响论述得更为详细:“湖南有特别独立之根性无所表现,其影响仅仅及于学术而未大显。……其岸异之外,颇能自振于他…     

《史记》刘邦击秦史实辨正

《史记》有关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后九月至汉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自砀始西行人关击秦的记载。但《史记》对其间某些战争进程的叙述,或自相矛盾,或与《汉书》、《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有所抵牾。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史记》关于刘邦击秦史实记载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重新进行考辨和订正,以期能对这段重要的史实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原貌的解读。     

“闽变”后蒋介石曾坐镇浦城指挥

近年来,史学界对于1933年“闽变”的探讨研究,已有不少进展,发表了若干论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些论著中,大多指出了蒋介石于事变后不久,由南昌前往闽北重地建瓯坐镇指挥这一重要史实。但对蒋介石在此之前,也曾坐镇闽北另一重地浦城指挥一事,却只字未提。其实,蒋介石于离开南昌之后、进驻建瓯之前,曾先后在杭州及浦城停驻若干时日,进行军事部署和战斗指挥。这一重要史实,在国民党方面的有关著述中,早有记载。如《陈布雷回忆录》写道:“蒋公在赣筹策既定,于(1933年)12月莅杭部署讨乱军事,凡留居一周,而后由浙入闽讨逆。”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写道:“(1934年)1月,(蒋介石)由杭州移驻浦城,电示平定闽变战略,并招抚叛部来归。”黄廷光编《讨平闽变记稿》写道:“讨闽军兴,蒋委员长曾抵此城(指浦城)指挥军事,而中央军     

也谈徽墨奇葩“胡开文”——与紫玉同志商榷

《科苑》杂志1983年第一期,发表了紫玉同志的《徽墨奇葩“胡开文”》(访微墨胡开文第七代传人胡连生)。其中涉及到的关于胡开文墨生产的若干史实,并非信史,我觉得有必要与紫玉同志商稚,并以此就教于对微墨特别是胡开文墨有研究的同志们。一、胡连生是否属于胡开文嫡系第七代     

李贽以史观《易》思想探微

李贽在其易学著作《九正易因》中,结合对传统与历史的重新考虑和对现实的审视,借鉴熊过和杨万里的以史论《易》之法,从“经史相为表里”出发,以经史一物为原则,引证史实,以史观《易》,以史统道,重视平等,形成自己特有的以史解《易》之特色.     

两周之际三次“二王并立”史实索隐——周“二王并立”时期诗歌创作历史文化背景研究之一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孔颖达《正义》引《竹书纪年》曰 :“平王奔西申 ,而立伯盘为太子 ,与周幽王俱死于戏。先是 ,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 ,以本太子 ,故称天王。幽王既死 ,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 ,周二王并立。二十一年 ,① 携王为晋文公 (侯 )所杀。以本非适 (嫡 ) ,故称携王。”《竹书纪年》所叙周二王并立的史实 ,《左传》、《国语》和《史记》等史料中亦透露出骊山之难前周“二王并立”的信息。② 我们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发掘的材料 ,梳理“二王并立”时期的史实线索和文化背景 ,对于研究生活在这一历史时期诗人的生…     

严复研究以"史料"还是"常理"为据--与史春林先生商榷

本文对史春林《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记》一文进行回应,分别从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之职务、严复是否提前回国、严复的学习成绩与实践能力、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关系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以促进严复研究的深入。     

以“心”诠《诗》,以《诗》释“心”——杨慈湖《诗经》诠释之考察

杨慈湖诠释《诗经》颇有特色.他从自我“本心”出发,对《诗经》有一个“前理解”,即认定《诗经》三百首皆为“本心”之所发,均符合“思无邪”之旨.基于此“前理解”,他极力否定《毛诗序》对《诗经》的解读,并根据他之“本心”来决定对《诗经》古注的取舍.杨慈湖在以“本心”来诠释《诗经》的同时,也展示了自己的道德践履.     

《<子夜>轶话》补正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四年第三期第八十六页刊登了史明同志的《〈子夜〉轶话》。此文介绍了《子夜》出版前后的一些史料,读后颇有所得。但文中开头一段中——“在全书出版之前,其中第四章以《火山上》的题目刊登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第二十二卷第一号上。”——有若干处与史实不符。现做如下补正:     

袁世凯“皇帝梦”天数问题

《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1期“读史札记”栏发表的李永璞同志《袁世凯做皇帝天数的订正》一文认为,袁世凯做皇帝的天数,根据他复辟帝制的史实进行计算,因起算的日期不同,可有两说:从他于1915年12月12日承认帝位之日起至1916年3月22日取消帝制之日止,共102天;从他于1916年1月1日改元“洪宪”之日起至3月22日取消帝制之日止,共82天,“两说均不悖史实,合于惯例,皆可成立”。但     

"小说"与"演义"的分野--明中叶人的两种小说观

明代中叶 ,在复古与新变思潮的交汇中 ,《三国》与《水浒》实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文体类型 :“演义”与“小说” ;它们分别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 :庶民与文人。前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辅助功能 ,即以小说为正史之补 ,传播史实并教化天下 ;后者强调章回小说处于边缘的游戏功能 ,即文人可以假小说以自娱、假娱乐以发愤。围绕着“教化说”与“娱乐说” ,明中叶人在小说的兴起、性质、意义、文体特征等各个方面 ,都建构了两个几乎完全不同的小说世界     

“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论郭廷以“史事日志”系列写作

】郭延以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所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等多种编年系事型作品，嘉惠学林甚多。“日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的始终，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他认为史事日志等于“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或日“近代中国史的工具书”，由于强调历史事实在时间上的连续性，故视此史学体裁特别重要。考察郭廷以撰写“史事日志”的具体缘起和过程，并以此为中心重建近代史研究前辈学术交往的史实，可由一个重要嘲4面了解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早期发展的特点，并对当下研究有所启发。     

“下宫之难”发生原因新探——对《史记·赵世家》的文字误读是导致争讼的根本原因

《史记·赵世家》对发生于春秋时期晋国赵氏的“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的记载,史家多以为与《左传》和《史记·晋世家》文字不合,认为司马迁记此尽采战国传说,妄诞不足为信史,使这一重要的历史史料成为不可采信的文学故事.其实这是由于后人对《赵世家》文字误读所致.“下宫之难”是春秋时期晋国卿族势力对晋国执政地位争夺导致的一场灾难性事件.晋景公三年屠岸贾与诸将攻赵氏下宫,罹难的唯有赵朔,赵同、赵括、赵耍齐不仅未与同难,而且共同参与了对赵朔的迫害,利用这场劫难实现夺嫡的目的.晋景公十七年,晋杀赵同、赵括,是这一事件的延续,韩厥为主使,以赵庄姬之谮为借口,在栾、郤为证的基础上,复立赵武,使赵盾、赵朔为赵氏嫡传地位得以延续.《左传》及其它先秦文献与《赵世家》叙述非但没有抵牾,且能证明“下宫之难”和“赵氏孤儿”史实的存在,司马迁的记载又能弥补《左传》等史料的缺失.     

历史与现实的交融透视──《三国演义》创作方法新释

作为“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长期以来以其历史史实与传奇故事相结合的方式独展其特有艺术魅力，深受历代读者称赏，以至于此书一出，“嗣是效颦月众，固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南北宋》诸刻，其浩翰几与正史分签并架。”①并由此促成了我国历史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局面。但是，对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有关理论问题，特别是史实与现实的关系这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向来众说纷经，聚论不已。这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由于不同时代的隔阂就发生这样一个问题：一件艺术作品，应该怎样…     

夜读札记

费密的《荒书》《荒书》是一本记述明季张献忠及其大西军转战四川的编年性史书,后期也记述了李自成余部西山十三家在川、鄂的抗清史实。著者费密,字此度,新繁人,曾做过南明广元伯杨展的幕僚,是农民军的敌对者。由于他“少丁离乱,祸患身经,年近六十,始成此书”,而且“亲历者多,或闻于同时亲友,间得之老兵余贼”,因此,他所辑的一些有关大西军史料,较他书为详。在康熙年间,已有要写张献忠传记“必取事《荒书》”之说。也许是怕得罪“新朝”吧?成书以后,费密始终未敢示人。一直到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广征史书,说是“虽有忌讳之语,亦不罪之”,费密“乃裒旧稿,重为涂乙”,战战兢兢之状可以想见。这种涂改,大约主要是删去了若干有关南明诸王的记载,不存南明诸王的年号,甚至对大西军与南明政权的关系亦吞吞吐吐,讳莫如深。例如顾山贞《客滇述》载,献忠死前对养子孙可望云:“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     

《诗经&#183;大雅&#183;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宣王中兴与北土开拓的历史有重大意义     

对中国近代史主线论争的回顾与思考——林华国教授访谈录

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长期聚讼不已。1980年代以来，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的传统派的观点，受到了来自黎澍、李时岳等人的挑战。黎澍、李时岳学派的观点“近代化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在辩论中占了上风。事实上，这两派各自的观点，都有与史实相抵触的地方。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探讨，应该在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前提下，回到历史本身，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理论分析。已故邵循正教授的研究成果，是一笔宝贵的学术财富，值得借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华国先生，长期从事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相关的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中国近代史主线问题论证的亲历者，他的专著有《义和团史事考》（最新修订版名为《历史的真相——义和团运动的史实及其再认识》）和论文集《近代历史纵横谈》，在学术界都有很大影响。     

鲁迅在“五四”以前对文坛逆流的斗争——关于他和通俗教育研究会关系的一段史实

鲁迅先生的文学活动和战斗光芒,从1918年起重新开始辉煌地展开,这已经有不少同志作过了细致的论述和分析。但是对于他在“五四”前夕,特别是参加新文化革命阵营以前的思想情况和具体行动,由于这几年间鲁迅先生极少、甚至几乎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因此在所有关于鲁迅传记中涉及这段史实时往往简单略过。近几年笔者参加天马电影制片厂“鲁迅组”工作,在创作组叶以群、陈白尘等同志、特别是导演陈鲤庭同志的具体指导和其他同志的帮助下,对鲁迅先生早期史实进行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和探索。其间承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中华书局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作协上海分会资料室、北京、绍兴和上海的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许多同志的热情帮助,先后阅读了它们所保存的《临时政府公报》、《文教》、《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教育公报》、《教育部行政纪要》、《通俗教育丛刊》、《通俗教育研究会报告书》和其他有关书刊,从中发现了很多有关鲁迅先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期间的文献和纪载。知道了早在“五四”以前的1915-1917年间,鲁迅先生就对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在文坛上泛滥的一股反动的文学逆流——鸳鸯蝴蝶派和黑幕小说等展开了斗争。这些史实和材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发展,颇有启发和帮助,因此特作简要介绍,以供“鲁迅研究”工作同志们和广大读者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