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解构与文学的张扬——试论《世说新语》引《诗》的特点及其产生原因

<世说新语>引<诗>继承了先秦两汉以来赋<诗>言志的传统,并有所新变,其主要特点为引<诗>用于戏谑等不庄重的场合,<诗经>的地位由汉儒宗为圣典而沦为日常谈笑之资;引<诗>形式渐趋丰富,用<诗>注重化用<诗>的意境,表现出对<诗>的审美鉴赏意识等,使<诗>的文学性得以凸显,这反映出魏晋时期对<诗经>经典尊崇的消解和文学阐释的张扬,其发生与<诗>的文学阐释自先秦以来的不断发展,以及魏晋时期经学中衰,儒、道、释思想并立,人的主体精神的自觉与文学的自觉等有深层的联系.     

衡山考--宋玉辞赋地名考之一

宋玉在<笛赋>中提到了"衡山",旧注以为指湖南衡山,实误.考先唐典籍,衡山有四一在河南,一在江苏,一在安徽,一在湖南.先秦及西汉的典籍中所记的衡山,偶指河南和江苏的衡山,而绝大多数指安徽之衡山,且视之为古之九镇中荆州之山镇,五岳中之南岳;至于湖南衡山,东汉班固<汉书>中才以为是<禹贡>所记之衡山,班固后郑玄<周礼·职方氏>注中才以为是古九山镇之一,东晋郭璞<尔雅>注才视之为南岳,其被文献记录,被指认为五岳四镇中之名山,均晚于安徽衡山.据此,我们认为,<笛赋>中衡山,是指今安徽之衡山.     

北宋孙奭与《孟子》正义关系考订

北宋著名的经学家孙奭,奉诏校勘<孟子>一书,并为之正义.与以往的章句之学不同,孙奭正义<孟子>,疏于名物制度解说,注重经学大义.朱熹等认为,该正义不似疏,没有解出名物制度,只是围绕赵岐之说,语气敷衍,如乡塾讲章;<宋史·邢昺传>和<涑水记闻>所记邢昺与孙奭等校勘的书籍中没有关于孙奭做正义的记载;正义所引用的一些典故,所注的出处有误.并以此为由,断定<孟子>一书中的正义非孙奭作.笔者根据<宋会要辑稿>和其他的一些文献资料的记载,认为孙奭确曾正义<孟子>.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儒林外史>研究与<儒林外史>研究的研究,是相互关联而又不同层次的课题.《<儒林外史>研究史>》是评述<儒林外史>研究成果的著作,不同于<儒林外史>研究,但只有对<儒林外史>有研究的学人,方能进行《<儒林外史>研究史》的撰作.     

八卦名义说

正确理解八卦名义,有助于理解《易》本义,有助于深入发掘中国早期哲学。八卦之"乾"字本有向上、上达、刚健、不息之义,与"健"同,故曰"乾,健也";"坤"从申声,象地,其德当为厚,而不得曰"坤,顺也";"坎"谓地面低陷处,水之所在,故以代水,其德当为入,不得曰"坎,陷也";"离"借为"丽",取明丽义,而非附丽义;"巽"为卦名专字,其德当为顺,不得曰"巽,入也";"艮"借为"限"而有止义,本当音限;"兑"为"悦"古字,本当读"悦"。     

假设连词“節”、“即”使用情况研究——兼考《墨子&#183;备城门》以下诸篇的成书时代

虽然"节"和"即"可以相互通假,但它们之间的通假只发生在实词层面;在虚词层面,它们存在着不同.居延汉简假设连词只用"即",不用"节".假设连词记作"节"是秦国方言的特点,而"即"是六国方言中使用的字.汉以后的文献中书写简单的"即"取代了"节"節.     

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

葛洪所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所引<释疑论>文字应是他本人所杜撰.所谓<释疑论>,仅见<抱朴子>论述神仙道术时所引片断;遍考各种曹植文集及其他典籍,再无片言可见.考之文章,<释疑论>对待方士道术的立场与曹植<辨道论>根本对立,<释疑论>关于此中缘由所作的交代又与事实不符.并且<释疑论>对<辨道论>的否定表现得极为直接,也显得不合情理.考之作者,<辨道论>表明曹植属于无神仙论者,而葛洪说他是"初皆谓无,而晚年乃以为有",除此<释疑论>之外别无依据.事实上,葛洪其人素来惯于作伪,<抱朴子>托名杜撰处屡见不鲜;为抵消曹植<辨道论>的影响,进而宣扬神仙道术,葛洪托名杜撰<释疑论>是完全可能的.     

本与末——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代诗学传统关系的再思考

王国维把自己提出的"境界"与中国古代的"兴趣"、"神韵"之间的关系描绘为"本"与"末"的关系,近百年来,这个观点几乎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实际上,王国维的"境界说"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而"兴趣说"、"神韵说"植根于中国古代"比兴"的诗学原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本"与"末"的关系,王国维的"本末说"本身恰恰是近代东西方不平等文化关系的一种历史写照。     

谈“沤”

楚方言词"沤"的本义为"浸泡"。"涹"、"沃"、"渥"不仅在"浸泡"义上是"沤"的通假字,而且在词义演变关系上存在相似性。在现代汉语方言中,"沤"不仅保留其在古楚方言区的本义,还新增了古代汉语没有的"发霉"、"霉烂"义,可以说是现代汉语方言对古楚方言词"沤"的继承与发展。     

论《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国经济法制创新与挑战

2004年1月1日实施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表明中国经济法制在"一国两制"政治架构下开始了创新性实践.一方面,<安排>的立法目的与我国现有经济法制明显不同,凸显中央政府处理"两岸三地"问题的政治考量;另一方面,<安排>超出现有法律分类,具有鲜明的法律特征.<安排>的实施与发展对我国经济法律实践提出了挑战由于其具有潜在的广泛影响力,内地众多政府部门必须克尽职守,履行好监督管理职能,确保兴利除弊,实现<安排>的立法目标;发展<安排>则需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启蒙·革命·规训——“文艺大众化”考论

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的"文艺大众化"运动,绝非是单纯的文艺议题,其背后是知识者探求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和实践活动。因而,对于这个议题的清理和辨析,必然涉及到"文艺大众化"最基本的相关要素,如"谁是大众"、"谁来大众化","大众化"与"民族形式"等,而透过这些相关要素的勾连和清理,就会发现其间隐藏着复杂的内在生成机制——"大众"身份由"底层阶层"向"阶级属性"突进,知识者的立场由"启蒙的大众化"向"革命的大众化"转换,大众化的"民族形式"演化为以"民间形式"出现。透过这些线索的梳理与追问,可以发现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运作和意识形态指涉,从而可以发掘出"文艺大众化"的具体内涵、文本形式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     

论老子的“精英意识”

无论是太过强调"在上者"在老子思想系统中的地位,还是将老子的一些重要观念简单归结为"平民意识",都因忽略了老子的"精英意识"而有值得商榷之处。在"精英"的"自我实现"方面,老子强调精神超越升华的价值,在政治的实践领域,老子强调在上者"无为"基础上普通民众之"自为"的意义,而老子思想系统中的这两条主线,均以"精英"为重要绾合点。作为"精英"的"圣人",以努力向"下"来凸显其非同寻常的"上"和"先"。与"道"在"万物""找到了自己"的时候"实现了自己"同理,作为"精英"的"圣人"在"主观"上没有自己,但结果却在民众的充分自为中成就了自己。     

破中之立——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辨析

庄子的"五色乱目"思想,包含"去欲"、"去伪"、"复朴"三个层面。庄子的"去欲"具有与其他主要文化形态的避俗思想完全不同的"达生"之美学意味;庄子的"去伪"包含着对儒家审美价值观的否定,但并不一概地否定艺术;庄子的"复朴",是解构中的建构,在洗净铅华的废墟里,达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至高境界。素朴之美,是超然于肉身欲望的精神之美,是挣脱于外在伪饰的生命之美。只有在"去欲"、"去伪"之"破"后,加上"复朴"之"立",才比较完整地反映出庄子"五色乱目"美学思想的整体性。     

《乐记》中的两种音乐美学观--《易传》和《荀子》对《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乐记>受到了<荀子>和<周易大传>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美学观.其中源于<荀子>一系的美学思想以现成性的、由具体之物构成的既定性的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的源泉在于人心与外物的相感;而源于<易传>一系的美学思想则以非现成性的、生成性的生活世界为哲学基础,认为音乐以生活世界的本体--天为源泉.在以西方主客二元文化为主导的现代语境中,我们对源于<荀子>的美学思想有明确的理解,但对源于<易传>的美学思想却发生了十分严重的文化"误读",以致于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全盘否定.其实,只有来自<易传>的美学思想才是<乐记>理论的精华,它真正代表了中国文化精神,是西方传统文化不曾涉及的、难以解读的中国学术思想,是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曲考》不是《剧说》

<曲考>是一种古代戏曲目录,在历史上多有记载.刘致中却发表文章说,人们所讲的<曲考>,是<剧说>的初稿本.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刘说之误,认为历史上人们对<曲考>的记载是真实可信,不容否定的.<曲考>不是<剧说>.     

忠恕与金律:地球村未来之共同原则

在人文意义上,"金律"与"忠恕"可谓中西思想传统中最为接近、最具备构和之可能性的理念,为中西文化真正的会合之点,有着成为人类发展"地球村"共享哲理的基础。"金律"区别于"忠恕"之鲜明特点为其超绝性与二元性,而"金律"要成为"全球性伦理",需经去超绝性与去二元性的转化。"忠恕"之鲜明特质是其非超绝性与非二元性,也即"一多不分"或"心场"结构,"忠恕"在实用性上接纳、包容具超绝性、二元性的"金律",可消解其挑战性逻辑,与其创造构和局面。"设身处地"作为"金律"与"忠恕"之共同点,基于逻辑的非绝对性。"忠恕"与"金律"二者虽来源殊途,却可九九归一,实现构和。     

《变形记》探析

本文从三个方面展示了卡夫卡<变形记>的独特风格<变形记>的奇特构思,是荒诞与理性的精妙交织;<变形记>的认识来源,是卡夫卡独特的生命体验;<变形记>的表现手法,是客观描述与心理分析的有机结合.     

“幸福广东”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幸福广东"建设应以什么原则为指导,这直接关系到"幸福广东"建设蓝图的规划与设计,关系到"幸福广东"建设的具体路径选择,以及涉及到对"幸福广东"建设的目的把握等。因此,为确保"幸福广东"建设顺利推进,为避免"幸福广东"建设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首先有必要明确"幸福广东"建设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此把握"幸福广东"建设的正确走向。     

从历史之侠到文学之侠——侠的文化面相

在"侠"的发展演变史上,有一个从"历史之侠"向"文学之侠"的转换。《史记》首先彰显了侠的社会作用和人格魅力,其"言必信,行必果"的行为伦理,与儒家的主张有所不同。文学之侠简单地说,是一种"文化之侠",它是"观念的具象"、"多元的产物"、"文化的建构"。"忠义双全"的侠格改造,是对"侠"的"人格整合"与"文化规训",是"江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结合,是人格向度上的"侠"与"儒"的结合,是"游侠"向"任侠"的转变。于是,"侠"便以新的面相呈现于历史与文学的交界处。     

“同心协力”:孙中山关于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考

为了使中国摆脱"一盘散沙"的状况,真正有效解决中国问题,孙中山频频向其听众或读者呼吁应"同心协力"。具体来说,孙中山倡导的"同心协力"的最小范围是限于一个职业群体或组织,最大范围是全世界,其理想的状况就是"大同之世"。"同心协力"的依靠形式是"会"或"党"。"同心协力"的纽带是品德、主义与纪律,主义是孙中山长期重视的,纪律是他晚年强调的。"同心协力"的目的,从革命组织的角度而言,是建立与改造国家,从民众的角度而言,是孙中山汲汲所求的"幸福"。历史未必按照既定的逻辑发展,孙中山渴望国民"同心协力"以使中国问题真解决,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不过它的价值也许正在于此:要使中国真正独立富强,不能不妥当处理"同心协力"与中国问题之解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