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屈原人格”

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知识分子相比,中国知识分子当然有其独特性,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他们生存的社会历史环境所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历史上绵延不绝的专制制度决定了这个民族和作为它灵魂的知识分子的面目。一个民族长达几千年处在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王权之下,“学得文武艺”除了“卖与帝王家”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从而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对权力的依附性。这是他们所有特征中最根本的。读书做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卢梭在《忏悔录》(第九卷)中说:“我已看出一切都归…     

鲁迅论“阔”与阿Q“革命”

“阔”是鲁迅小说及杂文中经常使用,出现频率很高的属于鲁迅的“个人话语”,是被赋予独特而深刻的文化隐喻和价值象征内涵的语码符号,是对他“眼中所见”的从来如此”的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与“中国的人生”的历史文化“原型”的发见与概括。而“阔”正是建构阿Q性格系统的灵敏之眼,它主宰和决定着阿Q“革命”的原因及其性质,其典型意义在于呈现传统文化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     

“人民”话语中的“个体”言说困局——“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之二）

＂新时期＂初期,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推动下,作家们开始重新建构＂文学＂和＂人＂之间的关系。在＂归来＂作家的笔下,＂人民＂成为一个不可置疑、不可分析的元话语。作为一种新的伦理样式和评价原则,其内部渗透着浓郁的革命伦理和政党伦理。＂知青＂作家则重构了以个体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人民＂认同。＂人民＂褪去了主流政治话语曾强加于它的油彩,成为这一群体的带有民粹主义、理想化色彩的生命和精神寄托。在＂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人民＂主要是在＂精神返乡＂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这种理想化、抽象化的＂人民＂话语昭示着＂新时期＂初期小说中个体化启蒙叙事的内在困境。     

“作家”与“战士”意识的交互显现与抑制——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现象的个案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将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要求用"革命战士"意识彻底根除作家的个体意识,故延安作家身份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走向问题。延安时期丁玲身份认同的复杂曲折性,使人意识到延安文人精神世界的微妙性和悲壮性,以及"思想改造"话语有可能存在的虚妄性。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中国共产党“赶考”精神及其对新时代的价值启示

“赶考”精神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持续追问，从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科学观察中，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历史观照中，从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中，突出共产党人应然的历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它既有着鲜明的历史延续性，也有着明确的时代指向性。它象征着新时代“革命者”永葆初心的斗争状态，也展现为新时代奋斗者勇往直前的奋进姿态。通过探究“赶考”精神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衍化，厘清其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价值地位，聚焦百年大党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和艰辛跋涉、执政为民的历史态度。我们既要有矢志不渝、崇高远大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想信念，也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与自觉。同时，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征程中，面对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所处的百年大变局与战略机遇期，以及新时代治国理政的艰巨任务，“赶考”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创造伟大发展奇迹的精神支撑，更是深刻体现出伟大民族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它既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年“延安窑洞之问”的持续回应，也展现了作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坚持伟大自我革命的意志与决心。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约翰·厄普代克的“兔子”四部曲:美国社会的 “断代史”

约翰·厄普代克是美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主要讲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探讨了性爱、家庭、婚姻和宗教等问题。把他的最为人所知的“兔子”四部曲置于时代背景中进行分析，结合作家的创作初衷，指出厄普代克的“兔子”系列小说包含的丰富社会文化容量使得它堪称研究美国当代社会文化的“断代史”，认同作者宣称的“我的关于普通人的小说有着比历史书更多的历史。”     

论现代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转换——以《迷羊》为契入口

“戏子”与中国文人的历史待遇与人格身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在某个历史阶段合而为一不分彼此。但在某个历史时期两者又纠葛不断互相拆解或者身份互换反串戏台。“戏子”与文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中国历史中的功能性人物，或者是历史文化的符号。本文以《迷羊》为个案，用思想史的批评方法，通过作家郁达夫的知识分子精神境遇来关照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戏子”的身份纠缠及隐喻性。又以此反观出郁达夫在灵与肉、戏与真、罪与悔之间的挣扎与选择。     

在历史的追忆中追寻未来——论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的文革题材小说

本文用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中的“历史记忆”概念分析了白先勇、於梨华和聂华苓的几篇（部）关于“文革”题材的小说，认为作品表达了作者对高级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在“文革”中的遭遇和命运的反思，论文用“寻梦”概括了人物出国实现自身可能性的心理动机，说明他们在回来——出去——回来的循环中体现了作家对祖国情感的矛盾心态。     

一种现代性的修辞：中国文化场域“新女性”话语的发生逻辑

从现代话语建构的角度看，“新女性”一词是在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才出现的。晚清时期的“准新女性”话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女性”话语虽同为以女性为能指的现代性修辞，但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新女性”话语的发生联结着不同时期新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方面的范式嬗变，即从晚清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现代化想象到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现代化想象的范式嬗变。立足于全球视野，结合概念史分析方法，重新审视“新女性”话语在中国文化场域的发生逻辑，有助于理解启蒙现代性框架下个人主义论述在中国社会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也有助于从思想史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个人发展理论所展现的积极前景。     

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暖昧遇合”——20世纪90年代传媒语境下的文学与意识形态的新关系之二

20世纪90年代以传媒话语为主导的传媒语境呈现为一种无所不能的“文化霸权”特性，它与市场经济合谋，建构了人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景观。在传媒语境的笼罩下，文学叙事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一尊独大”的历史合法性失效。由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不得不主动调整话语策略，不仅以“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下沉”的姿态面对文学，而且还通过“激励表彰”和“宣传评介”等手法满足作家的“逐利”需求，同时也对作家借用大众文学的美学符号达成“谅解”。文学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关系表现出多维选择流向。     

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

“硬权力”（hardpower），顾名思义，指武力及强制性力量。“软权力”（SOftpower），则包括文化、凝聚力等其他各种力量。曾经，居天下之中的中国．将农耕文明之精髓发挥到极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城下之盟不请自来．老大帝国仓皇四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中国话语（汉语热）飘洋过海；中国概念急剧飙升。在外界话语迷阵此起彼伏之际．中国软权力何在？我们究竟如何管理中国崛起的进程？为此，本刊特发表《近代中国“软权力”的消长及当代构建》和《理解中国“软权力”的三个维度》二文，以飨读者。     

试论“三个代表”的历史基础

（一）“三个代表”是我党８０年自身发展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所凝结成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历史结论；（二）“三个代表”的提出，汲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三）“三个代表”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更沉重的灾难压在中国人民头上。一些有识之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付出了血的代价。戊戌变法、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气壮山河、轰轰烈烈，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失败的原…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近代文学“国家”话语向现代文学“人”的话语的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影响密切相关。白桦派提出的关于个人与“人类”互动、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个人相对于“人类”的独立性与重要性。这种观点为五四作家所接受 ,促使他们自觉背离近代“国家”文学模式 ,将叙事重心与目的由“国家”话语转向“人”的话语。五四作家对日本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系原则的叙写 ,是从中国五四语境出发的一种创造性改写 ,这种改写赋予了五四文学较之于日本白桦派文学更为丰富、深刻的现代人学内涵。     

清华大学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考

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在其历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这一“教育革命”不仅有着明确而独特的目标、内涵和路径，而且还有着重要而持续的意义、取向和作用，对于清华大学的诸多方面产生了深刻而直接的影响。这一“教育革命”既是新中国1958年前后众多大学‘墩育革命”的一个非凡样板，也是新中国“文革”前十七年大学教育制度、理念和实践演变的一个典型写照。无论怎样，清华大学1958年的“教育革命’都通向“文革”时期的“教育革命”。     

论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历史定位

茅盾是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而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确立其历史地位的，但他又是一个“综合体”，对政治、哲学、科学、社会革命也抱有浓厚兴趣，从而显出其文化思想的开阔性。与同时代作家“文化人”相比较，茅盾的文化思想既保持着同一性的一面，又显示出独立不羁的文化品性。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文化界的一位巨人”（王若飞语），在本世纪，茅盾的文化思想、文化选择曾对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建构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探析

“文革”之所以在那个年代会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其宣传话语的作用不容忽视。剖析“文革”宣传话语的语篇特征（语篇主题、逻辑结构、词汇及语法特点等），有助于揭示其话语背后的深层原因，理解“文革”宣传话语是如何麻痹当时人们的思想、使他们失去了理性批判能力，从而提高读者的话语批判能力。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卞之琳《海与泡沫》细读

卞之琳的小说《海与泡沫》描写了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一群知识分子的垦荒生活。小说文本采用了两套话语：一套是大家经常在各种集会上看到、听到的“原则”、“纪律”；一套是要靠别人作注释才能明白的、只能心领神会而不能言说的话语。在这两套话语中，后一种话语不仅常常包含着前一套话语中的真实意义，而且往往构成为前一套话语的“反题”。《海与泡沫》中的各种话语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集体开荒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游戏语言”。这样的“语言游戏”是历史留下的痕迹，因此，《海与泡沫》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一页，它赋予这部作品于小说史之外的另一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