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兼业现象

农村农户十分普遍的兼业现象是二战后日本农业现代化发展中过程的一大特点。兼业的发达与在日本小农体制基础上发展农业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双重结构”、社会保障水平低等日本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象有关 ,是历史的必然。同时它对于人多地少且小农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小农何以存续？——基于珠海水产养殖户的研究

中国自农业现代化转型以来,小农生产并没有被规模化经营替代,而是顽强存续着。本文以珠海水产养殖户为研究案例,尝试说明小农户在与规模化经营主体的竞争中,凭借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以下几点优势得以存续下来：通过灵活的农业经营计划,有效地降低生产成本,控制经营风险;家庭劳动力组织形式使其具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效率;兼业生产有利于其具备充足的非农收入补充。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农业现代化转型的进一步推进,尽管小农户凭借其组织农业生产过程中具备的独特优势仍能存续一段时期,但其生存环境将会愈加艰难。面临中国小农长期存在的现实,农业政策应适当向小农户倾斜,在土地、资金、市场等要素配置过程中,应注重激活小农户内生性动力,增强农民主体性。     

论加快转变中国农业发展方式

从改革开放的大局出发,现在需要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必须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没有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还是停留在小农生产结构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科学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模式,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基础.而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只有中国各级政府转换职能,在现阶段将财政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支持农业现代化,才能使中国农业从延续了数千年的小农生产结构走出来,尽快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小而精”农业模式的实现机制与效应分析——以北京市L村蔬菜种植为考察中心

“小而精”农业模式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能够将小农家庭经营的优势与现代农业特色有效地结合起来，并在实践中取得了不错的经济社会效果，对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模式是由各方力量共同塑造的，面向生产的引导扶持机制为小农户分担了农业现代化成本；村社主导的组织协调机制将自上而下的农业现代化任务与“单、散、小”的农户有效对接起来；能人带动的合作竞争机制解决了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在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小农家庭经营的优势，也要发挥村社组织的统筹作用，还要发挥行政力量的推动作用。     

中国农业必须走现代化之路

长期存在的小农生产结构必然要成为历史的陈迹,中国必须以农业现代化的实现确保新型工业化的实现,同时,中国的工业化在21世纪进入腾飞阶段之后,也已经具备了带动农业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强大实力和基本条件.农业现代化的规模经营将表明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农民.强调维护小农家庭的生活及落后的农业人口简单再生产的延续,并不可以成为抵制规模经营的理由,而是忘记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是要从根本上取消小农经济.在现代化的中国农业发展中,还需要实现农产品的市场化经营,实现公司化运作,即不需要政府的管理作用直接参与其中.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的减少和转移到城市或城镇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是极端重要的,是需要依靠理论界研究和全社会负责的.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必须承担农业技术进步投入的责任,农民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则是必须培育适应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农民.     

成就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力量

中国工业化的实现,必然需要涵盖农村人口,而不是仅仅城市人口进入工业化社会.如果工业化将农村人口排除在外,那只能是做了一锅工业化的夹生饭,会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社会动乱.与工业化同步,建设现代农业,改变小农生产结构,责任在政府,不在农民;力量也来自政府,农民自己是没有此力量的.现在,关键不是政府有没有钱的问题,舍不舍得花钱的问题,而是观念必须要由传统的拿农村小农生产结构当“稳定器”转换到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相对应的现代农业建设上来.要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必须培育足够的新型农民.作为一项重要的职责,政府必须负责培养、教育、扶持新型农民,保证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需要.贺雪峰教授的探索很有意义,其小农经济至少还应维持30年的思想表述很清楚.但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在推动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了,现代农业的比重正在逐年提高,中国农业要不要现代化已经不是一个停留在讨论层面的问题了,理论界应当对农业现代化遇到的所有理论问题进行严肃细致的研究和讨论,承担起理论研究应负的社会责任.     

家庭分散经营条件下农业经营方式的再造与创新——基于江苏省S县联耕联种的调查

土地细碎化、家庭分散经营成为当前制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一难题,不少地方政府都在探索创新农业经营的新形式。与推进土地规模流转方式不同,江苏省S县探索出了不改变农民土地经营权的联耕联种农业经营模式,通过发挥村级组织的统筹功能和农技部门的技术下乡,实现分散农户的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结合。联耕联种经营模式是一种不排斥小农,包容小农的模式,真正让小规模家庭经营分享到技术推广的现代化成果,并重塑和再造了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本质上,联耕联种是对当前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发展以分散的小农户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有益探索。     

论中国小农户的前景与出路

如何认识仍然占农户大多数的传统小规模承包农户,进而制定合理的支持引导政策,关系农民的切身利益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城乡一体化趋势下,界定小农应从土地规模和农业收入两个角度来考虑,而且要认识到中国小农是一个"多面体"。对小农的发展前景主要有"小农消亡论"和"小农美好论"两种主张。不过,从现状和国情来看,积极为小农提供社会化服务并发展新型经营主体,因地制宜,走多元化、混合型道路更具可行性。考虑到中国小农数量巨大且分化严重,国家应多措并举,既继续减少小农,又真正联合小农,同时加强对小农的扶持。     

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及其政策含义

农户的经济性质通常是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收益最大,经典的"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对农户生产目标及约束条件存在认识分歧.本文指出中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这可以从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角度进行说明.事实上,过渡小农也曾是日本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农户所表征出来的基本经济特征.基于此,为了促使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立足于过渡小农的农户经济性质,围绕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三条线索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     

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再造的经济分析

当前我国的农业经济正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进程中,改革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以及打造全新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这是农业经济改革中的主要任务所在,那么对小农生产方式的改造到底要改什么？我们通过理论分析以及实践调研后认为,通过小农改造实现现代农业的发展虽然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但对现有的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进行创新再造却是巩固小农改造成果,发展现代农业的一个切入点,在文章中我们将就农业微观经济组织再造展开分析研究。     

中国农村专业化分工与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演变

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同质化,而农业劳动的同质化导致了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降低。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下降对中国农业经营组织体系的演进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影响:从横向上看,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下降使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推动了农业经营主体从小农——家庭农场——公司农场的演进;从纵向上看,在市场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农业劳动监督成本的下降降低了农业企业内部的监管成本,激励着农业企业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推动农业产业化组织从单一经营主体向经营综合体的演进。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内涵研究

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已成为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但目前缺乏对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内涵的研究.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是以我国地少人多的资源禀赋为前提,以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为根本,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引领,以现代经营理念和现代经营行为融入小农户为关键,以兼业小农户和离农户有效分化为核心,以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共同发展为本质,以农业经营现代化、农业结构优质化、农产品品质化和农产品流通顺畅化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过程.深入剖析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发展的前提、根本、引领、关键、核心、本质和目标,有助于弥补目前学界相关研究的薄弱环节,有助于提高相关职能部门与农业经营主体的认识水平,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这一目标的实现.     

小农理论范畴的动态历史考察

国际理论界关于现代小农制的历史地位的争论持续了100多年,但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大农场排挤小农场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存在所谓"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中国自明清以后的600余年,人地比率逐渐下降至"维生型农业"的临界点,标志着传统小农制的终结和现代农业的转型.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虚置产权"和"平分机制"的体制性障碍,致使市场机制不能发挥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造成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出现了农业劳动生产率下降和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下一步,如何实现小农制与现代农业的有效衔接,已成为我国理论界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我国正处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全面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理论对于指导我国农业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习近平结合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实践,坚持和发展了小农经济理论:指出农民是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农村市场化建设的主体,而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农民同时也具有经济理性和经济利益;提出"三位一体"来实现小农经济的规模经济;通过提高农民,用科技武装农民和农业;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大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产业融合以及建立健全农村市场体系等来实现小农经济的现代化。习近平在小农的地位、性质和特征、小农经济规模路径和现代化路径等方面坚持、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为马克思小农经济理论中国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与崭新模式

实践证明,中国现阶段所实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并没有改变小农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这种小农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是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村凋敝等"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鉴于此,既要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本原理,认真研究中国农业生产方式及其变革问题;也要在实践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方式的崭新模式。     

小农改造、土地流转与农业的现代化之路——基于乡村土地流转类型的考察

通过对中国乡村土地流转规模与类型的考察发现,基于西方经验形成的关于改造小农的理论体系和规范信念并不能完全搬用到中国农业的现代改造中.在中国人多地少这一刚性结构的约束下,要有效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控制激进的土地流转,依靠村社集体和中间阶层等内生力量进行适度、渐进的土地流转,让多数的中间阶层过上舒适而稳定的生活,进而主动对传统农业的经营模式与技术进行改造,完成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转型.     

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与农业的资本主义化

美国是一个未经历过封建社会的移民国家,它的历史就是一部资本主义发展史。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它对西部的开发。美国政府的西部土地立法政策对推动西部土地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迎来了大批移民西进垦荒,造就了无数自耕农。与此同时,也形成了土地投机者、大商人以及资本家的大土地所有制对小农的剥夺和小农之间的竞争机制,导致了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出现了资本主义大农场,形成了农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过程从独立战争时起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长达一个多世纪。这期间,充满了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每一次斗争、每一次变革都对西部土地的开发产生推动力,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步步产生,体现出“美国式道路”的特征。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与西部土地开发互为一体,可以分为有偿分配国有土地与农业资本主义产生、无偿分配国有土地与小农土地所有制、小农转变为农场主和雇佣劳动者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互相衔接、互相交织、构成了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全过程。本文立足于对这三个阶段的历史考察,论述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化与美国西部土地立法之间的内在联系,力求说明这一过程在奠定美国强大的农业、乃至在奠定后来美国的全面强盛地位中的重要意义。     

小农与扶贫问题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农民传统的谋生方式，在结构性及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下已经解体，现代农业对小农构成明显的市场排斥。在贫困地区，较为普遍地存在小农与贫困户交集的现象。通过施行普惠小农的农业政策，可以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精准度。     

现代化的压力与乡村危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危机的一个分析视角

清末民国以来,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现代化所需的巨量资本压在了仍停留在糊口生活水平的小农身上,现代化的行政权力以及新式教育亦以国家强力向乡村挤压。在现代化的种种压力下,小农生活陷入贫困的深渊,乡村内生的自治资源受到削弱而新的行政整合机制亦带来了基层政权的“痞化”,乡村原有文化调节机制在新式教育模式的强力挤压下受到破坏,新式教育机制未能成功地在乡村落地生根。随着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不断累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陷入了全面的生态危机。     

山地丘陵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有效性及其限度——对适度规模经营危害论的一个批判

定量定性的实证分析结果均显示,农地的超小规模经营优势渐无,超大规模时机未到,而适度规模是有效的.固守“规模经营危害论”所倡导的小农生产并不可取,但也不可不顾大规模经营必需的条件而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坚定地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应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出路所在,但“度”的选择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只有富裕农民才能稳定农村.通过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以及成本利润率差异分析,可以得出,25-35亩的经营规模应是四川这类人多地少山地丘陵地区的适度规模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