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的社会失衡问题探究

"富裕社会"概念由制度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意为摆脱普遍贫困的大多数人物质生活丰裕的社会。富裕社会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程度,然而仍然存在社会不平等、发展失衡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念。社会失衡会带来生活不便、公共品的供应危机、文化上的堕落和劳动力供给不足等危害。社会失衡显著表现为私人富裕和公共贫困的反差,私人消费领域符号化消费严重,真实而重要的公共需求得不到满足。还表现在社会资本对直接产生利润的有形产业投资过大,对教育等人力投资不足。社会失衡对公共品的最大威胁在于环境,环境问题不能依靠经济发展自身解决。加尔布雷思认为只有国家干预才能解决社会失衡问题。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国家的根本性质,因而带有乌托邦的改良主义色彩。     

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界定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边界如何确定?本文认为,经济学总体上是指关于在稀缺资源约束下如何使产出最大化的学问体系,它力求多角度地挖掘有限资源中的“潜在利益”,由此形成了多角度的经济学。经济学学科分支体系的发展正是新的挖潜途径不断被发现的过程。社会经济活动包括生产(人与物的关系)和交易(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基本方面,把人“假定掉”的“纯经济学”和把“努力看作由人控制的变量”的政治经济学,正是从生产和交易两个方面研究如何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两大经济学分支体系。     

固定资本视域下的技术性失业：历史回顾与当代审视

固定资本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存在方式经历了生产资料、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逻辑进阶。伴随固定资本形态的革新及其规模的扩大，技术性失业以不同于以往的当代图式卷土重来，久有争持的“人机论战”重新占据理论高地。尽管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就业替代效应与就业吸纳效应在短期内难以一概而论，但由技术性失业本身引致的“富裕中的贫困”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息息相关。消解技术性失业的弊病既不能完全寄希望于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放任主义成见，亦不能依循“丰饶经济学”的乌托邦主义神话，理应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与规制下，稳步实现就业扩容与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文化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业已完成了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者社会的转变,消费文化由此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生产偏好”的失衡大为改观.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主要表现为:一、从经济领域生产方式的麦当劳化扩展为社会世界的麦当劳化；二、通过新的消费形式对大众实施控制和规训,使他们从生产力转变为消费力；三、人们更多地生活在物的体系的“牢笼”中,社会世界受到压抑并被边缘化.由此,这些所谓的“丰裕社会”在享受物的富裕的同时,也遭受着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贫乏.     

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反贫困的战略取向

贫困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反贫困是社会进步的题中之义。今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将基本得到解决，这标志着中国人民将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进入新世纪。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木平衡，不可能同步达到富裕的目标，……     

山东省临沂市实现整体脱贫的调查

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必须建立摆脱贫困的机制。在这方面，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山东省临沂市，依托市场经济的力量与贫困作斗争，经过１０年奋斗，１９９５年底在全国率先实现整体脱贫。他们的成功实践，已经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宝贵经验，为其他地区的脱贫致富，为实现在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伟大目标，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一、实施市场带动战略：变“救济式”扶贫为“开发式”扶贫我国新时期的扶贫工程经历了一个由８０年代的“救济式”扶贫到９０年代的“开发式”扶贫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的实质，是跳出…     

潜心求真 激情著文——方竹兰教授访谈

○方教授 ,听说您走上经济学研究之路与您的经历有关 ,能否介绍一下 ?●回顾起来 ,很有感慨。人的经历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是紧密相连的。首先激发我思考中国经济问题的是家庭的贫困。我生于普通工人家庭 ,父母亲善良、勤劳 ,为养活我们 ,非常辛苦 ,但家庭生活一直非常拮据。那时我就在想怎么才能使像我父母一样辛苦劳作的老百姓过上富裕的日子 ,这可能是我选择经济学的最初动因。其次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那时的口号是“抓革命 ,促生产”。我们真诚地参加革命 ,希望国家能强大富裕起来 ,但结果却是革命破坏了生产 ,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人文经济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意义

人文和经济的关系，折射的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深层内在关系。在古代中国，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人文和经济的关系呈现出矛盾大于和谐的总体关系。在西方文明的起源和形成阶段，古希腊人建构出了人文与经济有机联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的古代形态，后又经历了道德和历史的二律背反、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两个阶段。人文经济学并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范畴，也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学，更不同于美国把文化软实力主要作为一种政治外交工具，既纠正了古代中国“重精神、轻物质”的道德理想主义，也阐述了解决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平衡的新理念和新路径。开展人文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指导我国人文经济的长远布局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夯实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经济基础，在更高发展阶段推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协调发展，有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     

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

本文主要讨论城市贫困的制度“思维”,并特别关注贫困是如何被制度这样一套象征体系所“思考”、定义、记忆和遗忘,以及进行制度再生产甚至将贫困“制度化”的。所谓制度性贫困,主要表现为因缺乏制度保障和支持的制度匮乏和不合理制度产生的制度剥夺而导致的贫困现象,包括诸如不合理的下岗政策、拆迁规定、养老规定、医疗保险规定、就业规定、打工子女入学规定、对弱势群体不利的政策规定条文和实施过程、城乡人口待遇上的不平等政策和规定、对某些身体疾病的不合理规定等。制度是一种集体现象,当制度变成少数人的思想或牟利工具,不能为集体所共享,制度的本来公共意义和存在基础就会消失,形成不平等的“虚制度”。这种虚制度不但无法完成公共制度本来的集体性功能,反而会“遗忘”和排斥弱势的群体,进而不合理地去“思维”贫困,导致社会的集体不和谐。     

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与人的历史发展

我国艺术生产理论的研究总体上是共时性的结构分析，而不是历时态的历史考察，因而也就忽视了对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的思考。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对象本体是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商品化艺术生产，他对这种艺术生产的分析堪称历史形态分析的典范。根据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大历史形态的思想，可将艺术生产概括为三大历史形态，即表现为同“人的依赖关系”相应的原始集体文化的艺术生产，同“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相应的专门化、职业化的艺术生产和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艺术生产。     

城市贫困问题导论

一、贫困概念界定和城市贫困标准贫困问题既古老又现实，可以说人类社会的每一点发展都贯穿贫困和反贫困的斗争，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贫困问题。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呼吁：“我衷恳地希望经济学象们在构筑自己的理论大厦时不要忘记给贫困问题留点地位。”关于贫困的概念，有关论及贫困问题的文献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刻画和描述。西方学者不同时期主要有如下概念：“贫穷是生活必蛇品的缺乏”，“贫困是猪收入较少而无力供养自身及家庭的一种低落的生活程度”等等，这是最初的一种仅限于经济收入和…     

儒教道德体系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价值错位

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儒教道德体系与文化发展阶段之间表现为一种时差与异质的价值关系。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非现代化”社会，具有维系宗法秩序，强化人治国家的本质适时性；在现代化体系已经确立、充分物化了的“后现代化”社会，具有慰藉精神、调节心理的非本质适时性；只有在文化转型的“现代化中”社会，儒教根本精神表现为本质的不适时性。作为一种被绝对化了的道德体系，儒教经历了一个由“仁”至“礼”、“由“礼”到“理”及“命”的逐渐被神圣化也被世俗化了的发展过程，表现为宗教理性与现代人权的对立，义利之辩亦由道德性的善恶判断扩大为政治性的是非判断，阻碍着社会和人的变革过程。     

论“富有的人”——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中心的解读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富有的人”有一些经典的论述，“富有的人”有总体的生命表现，自我实现是其内在的需要，贫困与富有的转化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富有要靠艰辛的劳动创造才能实现。     

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实践中的制约因素研究——以深圳、长沙、贵阳的社会工作试点地区为例

运用实证研究方法，以深圳市、长沙市、贵阳市的试点地区为例，考察目前专业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中取得的成效以及实践中的制约因素可以发现：自“试点”以来，社会工作介入贫困救助领域已初见成效，社会工作“叠加式”救助服务和“嵌入式”救助服务相结合的贫困救助体系使以往的“消极性贫困救助”逐渐转变为“积极性贫困救助”，发挥着积极的“助人自助”式的预防、复原和发展功能；社会工作在贫困救助领域中的功能的有效发挥受到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政府的投入力度、社会认同度的影响显著。     

财富禀赋与理性境界——关于理性行为动机的马斯洛与马歇尔之辩

自利动机假定和最大化分析范式是主流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座架与基础逻辑构件。它反映了斯密、马歇尔置身的生产力低下、财富匮乏的前工业化时代人们追求物质生存需求满足的行为机理。马斯洛发现财富快速增长的工业化时代人们的行为动机与财富匮乏时代有着重大不同,也即随着收入增加和物质生存需求满足程度提高,经济行为人的行为动机会逐渐向自我实现动机递变。工业化国家近年来不断扩展的企业家慈善捐赠行动和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就是经济人行为动机由单一生存需求动机向多元复合高层动机转变的一个明证。主流经济学把贫困环境下以生存为基本诉求的经济行为人错置到摆脱了贫困和生存困扰、消费品堆积如山的当代,把一种与贫困时代合宜的经济学假定丝毫无改地带入富裕时代的经济学,是导致经济人假定失真的一个主要根由。现代经济学在承纳人的经济自利动机的同时,应该为人的自我实现、社会责任、利他等高层心理动机的涌现和张扬留出理论通路。     

民族地区“推普”的减贫效应分析

语言作为人们沟通交流的工具和信息载体具有人力资本属性及外部性等经济学属性，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曾经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在解决相对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也应该充分挖掘其内在潜力以发挥其最大的作用。基于2010—2018年CFPS数据，从多维视角分析普通话推广与解决民族地区相对贫困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普通话能力对解决民族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有着显著的积极作用，并呈现异质性特征。坚定不移地推动普通话高质量普及，是新时代助力民族地区相对贫困治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因此，要深挖“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潜力，继续发挥“推普”在解决相对贫困中的重要作用；发挥学校和社会在“推普”中的阵地作用；分类施策开展“推普”，着力提高普通话普及效率。     

作为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

本文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说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现代经济学的可能性。认为,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全部经济学的成果,是十九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经济学”,过去只以马克思遗留的著作和笔记为中心进行研究,把严密地研究这些东西作为理论的发展,而对经济学的其它潮流派别不进行研究,不进行马克思曾进行过的“经济学批判”,与现实经济生活隔绝的研究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的倾向在步步加深。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理论在当今,应在实现民主的方向上恢复社会经济学的权利,并且,针对阶级差别和贫困、性别偏见和种族歧视、城市·环境·福利等的社会问题,在实现人权自由的方向上,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学。     

贫困与公正

就总体情况来说，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贫困现象的规模与程度同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具有一种负相关性。绝对贫困显然有悖于公正的保证原则和调剂原则。当一个社会有能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仍存有大量绝对贫困现象，应当说这是不公正的。对于绝对贫困者来说，社会有责任提供最起码的社会救援亦即生活底线的保证，有责任从全社会发展的总成果中切出一部分予以调剂。平均主义式的绝对贫困则损伤了公正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事前的原则)和按照贡献分配的原则(事后的原则)。相对贫困更是从多个方面违背了公正的原则。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贫困大多属于“不公正”的贫困，但也有少数的贫困属于“公正”的贫困。“公正的贫困”现象只是相对贫困范围内的事情。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贫困者并不一定就无可置疑地拥有着公正。贫困与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复杂。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及其对策探讨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应该提上日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迟缓是社会不和谐的重要表现之一。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供给不公平、供给结构失衡等问题突出。应当建立组织机构,为农民参与公共服务提供舞台,政府要为贫困农民提供免费的有关生存的公共服务,为一般农民提供成比例补贴的有关发展的公共服务,鼓励富裕农民利用市场获得所需的公共服务。     

“隧道效应”理论视野下的公众文化冲突现象分析——以中国教育改革的“变态性支持”事件为例

本文尝试从公众文化的分析视角入手,以教育改革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冲突现象为例,来探讨当下社会的公众文化对教育改革的支持影响.通过实证调查发现,公众对当下的教育改革活动表现出既促进又阻碍的“变态性支持”状况.对这种文化冲突现象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隧道效应”理论来进行解释.由于教育不平等引发了公众的心理失衡,从而滋生了公众文化的冲突现象.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从外部整体社会环境入手,用“分流”和“平权”的方法来建立一个文化生态的平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