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农民文学"作家——审美误识——从现代文学思潮史看"赵树理现象"

赵树理是鲁迅启蒙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真正传人。赵树理早期形成的以科学与民主为魂灵的现代意识和人格理想,使他终生自觉坚持人民本位的民间文化立场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方向。他以极具独异风格的、现代性精神品格与民族化艺术形式完美统一的创作,书写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光辉而不朽的篇章。研究“赵树理现象”对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农村与和谐社会,是大有裨益的。     

论现代科学理念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西方现代科学理念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不仅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而且对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来源。进化论打破了中国传统向后看的思维模式,为新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赋予中国文学以新的文学发展观念;精神分析学说为作家们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潜意识世界,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解决了"写什么"的重要问题;而科学的实验理念和方法则为作家们提供了新的写作理念和方法,解决了"怎么写"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些具体层面上,新文学与传统文学有了本质的区别,新文学具有了现代性内涵。     

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无论是40—70年代,还是80年代至今,对赵树理小说评价的差异主要源自于对文学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赵树理小说反映出的现代性问题并不单是五四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也不单是毛泽东《讲话》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50—60年代当代文学现代性中的问题,而应是中国小说现代转变中的现代性问题。赵树理小说是在对中国小说艺术传统资源的现代择取和转化中,在对五四启蒙价值的继承和在对农民现实生存问题的关注、对乡村本位价值立场的坚守中,实现了中国小说的现代性本土转化。     

论20世纪学者诗词

学者诗词是20世纪一种具有独特意味的人文现象。20世纪学者诗词的特点是民间化、自娱性、专业性和典雅性。学者诗词的价值在于它表现了现代性追求，满足了人的自由需要和社会需要，弥补了新文学的某些欠缺。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延安文学人民性的理论阐释——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研究为代表

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赵树理作品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延安文学的人民性是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争鸣中逐步确立的。从表面上看,赵树理的作品反映的是解放区大众的生活,体现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但实质上,经过国内外学者的理论阐释,文学的人民性特征逐渐获得美学价值、形式创造、经典互文等多元意义,从而为文学的人民性赋予深厚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这种理论阐释不仅将延安文学确认为一种新文学,而且使其成为一种可以为中国社会变革代言的新经典。     

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中的现代性话语

现代性，是一个西方理论话语，自身有着不确定性和发展性，作为一个全新的视角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新的阐释和审美观照，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现代品质；同时，由于20世纪中国文学语境的实际和现代性话语的二元对立模式，因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一种片面性，应当引起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     

论新文学“民本”意识的历史重构

从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便对自身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展开了全面的自我反思,其最显著的表现特征则是:创作主题由"个性解放"转向了"民族解放",叙事主体也由"我"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重新高扬,即反映着"西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彻底破产,同时更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劲力量。因此,新文学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并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去重建它的现代性品格,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原文照搬。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

作为和古代相对而言的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包括社会结构、精神意识和审美感觉的现代性.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一种是欧美式现代性,一种是社会主义式的现代性.20世纪的中国社会包含这两种现代性,它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也具有两种不同的现代性,它体现在"五四文学"、"17年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差异之中.但是,这种差异只是文学现代性之中的差异,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不断超越自身的具有现代性的有机整体.     

中国新文学流派特性论

中国新文学流派的历史特性首先是对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及其相应的思想意识和审美趋向的相对集中地体现，同时又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两项对立”、相互包容的有机结合。现代性和民族性不仅是中国新文学流派的两大特性，而且也是中国新文学系统的根本特性。在此基础上，中国新文学流派自身发展在审美趣味上的趋同性，创作风格上的相似性，运作程式上的流动性和文化功能上的超越性，构成一个有机的、多维的整体审美结构和精神结构     

“思想的无端骄傲”——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

本文是对清华大学教授葛兆光新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学术评论。文章认为 ,葛先生“重写”思想史的基本路子即以论带史、以今视昔、以文领义 ,而“基本路子只有一条 ,一分为三 ,乃是方便说法”。事实上 ,思想史领域本来就别有洞天 ,“葛先生自许的突破之处 ,不过是划地为牢 ,然后纵身一跃 ,作突破状而已。”文章还批评了《中国思想史》中存在的理路不清、用词不当的一些“大议论”。本文作者总结道 :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评论这本书 ,我将说 :“在这本号称‘思想史’的书里 ,我看不到历史上的思想和知识 ,我只看到现在一位中国人葛兆光的‘思想’”。     

赵五娘形象与古代戏曲中传统道德观再评析

《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是古代戏曲中“孝妇贤妻”的典型形象。本文试图用当代的价值观念及借助西方先进的人文主义思想意识 ,从三个方面去审视、反思这一形象及古代戏曲中所表现出的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 ,以期作出符合我们时代的新的审美阐释     

赵元任艺术歌曲创作背景及特色

赵元任音乐创作的主要贡献在其声乐作品上,特别是他于20-40年代所创作的,以新诗为主作歌词的艺术歌曲,是他所有音乐创作中成就最突出、社会影响也最大的领域。赵元任的艺术歌曲在创作上比较注重灵性的发挥,他的音乐语言比较开朗和富于激情,具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成就显著,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音乐创作的风格特征与艺术成就,对中国20世纪以来音乐的发展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音乐界的高度评价。本文通过分析赵元任艺术歌曲的创作背景及作品,为对赵元任艺术歌曲创作研究及对中国20世纪以来艺术歌曲创作提供一定的史学理论参考。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白族文化巨匠、诗人赵藩真迹的新发现

发掘赵藩亲笔手书真迹是研究赵藩的基础工作。新近发现白族诗人、中华文化巨人赵藩创作并手书的《碧峣普贤寺杨毛二贤祠记》真迹。这是我们在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进程中,整理赵藩遗著中的一点新突破。     

秦文化源流新探——熊图腾与中原通古斯人假说

在对秦文化源流的研究中,只有跳出西周以来"尊王攘夷"的正统史观,方可寻找从黄帝有熊氏到嬴秦、楚、赵的熊图腾传承线索;再据新发现的秦先公大墓出土熊形文物的分析,以及嬴与熊、能等同源汉字的符号学证据,以回应人类学家的"中原通古斯人"说及考古学家的在中原以外寻找五帝时代线索说,从而对嬴秦族的文化渊源作出综合性的解释。根据殷商玉器中的"熊鸟"造型,也可探寻熊图腾与鸟图腾结合的神话想象,进而揭示夷夏同源大背景下的中韩之间的熊祖神话的关联性。当代国学研究的方法创新优势在于,在传世文献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前提下,可充分发挥出土和传世文物作为"第四重证据"的特殊作用。     

对“和谐”理想的不倦追求——《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英文版读后

老一辈政治学家赵宝煦先生的英文文集<和为贵--赵宝煦学术文集>的出版是中国政治学界的重要学术事件;文集将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学理论相结合,对与中国相关的政治学理论、重大政治问题与国际问题向国际社会进行了独立解读.本文通过对赵宝煦先生为人为学的分析提出可资后辈政治学者借鉴的几点感悟.     

弓弩及其在赵国军队中的应用

弓弩是古代最常用的远距离作战武器。赵国军队,不论是其传统的步兵、车兵,还是“胡服骑射”后新建的骑兵,都装备了弓弩。为制造出先进的弓弩箭簇及刀枪剑戟、戈矛盾牌等作战武器,赵国建立了严格而完善的三级监造制度。弓弩箭簇的先进,是赵国军队在战国中晚期具有强大战斗力,能够纵横诸侯、屡败匈奴与强秦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论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和灵魂的演进

本文通过对鲁迅、赵树理、高晓声笔下农民形象的分析,探寻了中国农民命运的变迁和灵魂的演进历史,指出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了几千年的农民要真正翻身作主,除了在物质上经济上富裕起来,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觉悟,彻底扫荡封建思想,告别传统意识,只有这样,农民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